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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不仅仅为当代僧俗人等学习佛教理论提供基本的资料，研究佛教思想提供可靠的依据，也是为后代子孙保存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最基本的史料。搞研究，应该尽力把有关资料一网打尽。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应该放眼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全局，把与佛教有关的资料尽量收入。所以，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提出，在义理性、信仰性等大藏经的这两种传统的功能外，应该为新编的大藏经赋予一种新的功能，即备查性。[5]要通过大藏经的编纂，全面整理与保存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资料。不仅整理与保存传统的佛教大藏经，还要整理与保存传统大藏经不收的其它佛教资料。不仅要整理、保存佛教信徒论述佛教的著作，还要整理、保存儒家、道家人士撰写的与佛教有关著作，以及佛教人士撰写的论述儒家、道家的著作。不仅要整理保存古代的资料，还要保存今人一切有价值的新资料。不仅要整理保存中国人翻译撰写的佛教著作，还要整理保存古代外国人用汉文撰写的相关资料。使《中华藏》真正成为佛教资料的总汇。 用大文化的观点考察以往的藏经，可以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各种大藏经，包括日本《大正藏》，甚至连编藏当时的佛教资料都未能收罗齐全。它们在资料收集方面的局限大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见闻不广。以《开元释教录》所收义净译著为例。《开元释教录》由唐智昇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在长安编成，历来被作为佛教经录的典范。义净一生译著总共107部428卷，绝大部分是在洛阳、长安两地的官方译场完成的。义净逝世于713年，17年后智升在长安编藏时却只调查到370卷左右，其中有的典籍还只知其名而未能找到经本，所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只收义净译著200多卷。义净的情况既是如此，则那些年代更早，活动区域更远，名气更小的译师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 第二是收集困难。有些典籍虽然知其名，但找不到经本。智昇《开元释教录》在“有译无本录”下列出的这类经典总计1 148部1980卷。而《开元大藏》共收经1076部5048卷，两相比较，可知有译无本类经典所占比重之大。 第三是被宗派立场所局限。历代编纂大藏经的僧人都有自己的宗派立场，难免因此影响编藏工作。比如智昇对中国人撰写的佛教著作挑剔极严，除了少量因“毗赞佛教有功”被智昇收入大藏经外，绝大多数典籍，包括中国佛教各宗各派阐述自己宗义的重要著作，统统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灭，不少著作因而湮没无闻。对此智昇无从辞其咎。又如辽代编纂大藏经，因为《坛经》是慧能的言行录而竟然敢于称为“经”，故此宣布烧毁。 第四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无法把收集到的经典都收入大藏经。关于这一点，无须多加解释。 由于上述原因，历代都有大批佛教文献没有被收入大藏经，其中大量文献最终亡佚。这不能不说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 固然，没有收入大藏经的数据，有些价值并不高。但大量的资料还是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前面所讲智昇所列的1148部经，都是他认为应该入藏的重要经典，只是他没有能够找到经本而已。敦煌藏经洞发现后，大批已经被湮没的典籍重见天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古代佛教的真实情况，许多研究者依据这些资料作出大量卓越的研究。我认为，以现代标准看，衡量一个图书馆，藏书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参数。同样，衡量一部大藏经的水平与质量，入藏资料的多少也应该是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应该让新编的大藏经尽可能地收入各类佛教资料，力求尽量满足不同人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查索要求，提供所需资料。 另外，典籍价值的高低，有时需要拉开一段历史距离才能显现。比如传统认为疑伪经没有价值，把它打入另册。而现在我们发现，不少疑伪经实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为我们研究佛教的传播、嬗演提供大量珍贵的研究信息，是我们揭开许多佛教史之谜的珍贵钥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再编纂新的大藏经，切忌以个人的好恶为取舍，应该站在大文化、大资料的角度，努力发掘、收集与整理一切与佛教相关的文献，把它们收归入藏，让大藏经在传统的义理型、信仰型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备查型功能，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实，大藏经的这三种功能形态完全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备查型大藏经由于本身资料齐全，可称是具足了释迦如来的八万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备了信仰型大藏经的功能。把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编纂得尽量科学、合理，无论学界、教界都便于使用，它也就具备了义理型大藏经的功能。也就是说，使传统大藏经完善备查型功能，与它原有的两种功能形态不仅没有妨碍，而且相得益彰。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我们的观念要变革，实际工作起来也有许多困难。因为如果现在编藏，只把历代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收归入藏，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由于历代编藏者的努力，这些资料已经被收集汇拢起来，就好比矿石已经被炼成钢铁。只是有的是精钢，现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铁，还需要我们加工而已。但如果要把历代大藏没有收入的佛教资料也统统收归入藏，就等于要我们自己去找矿、开矿、炼钢。据我粗略估计，现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资料总数大约在3.5亿字左右，已经收入历代大藏经（包括日本诸种藏经）大约为2.5亿字，即还有1亿字左右的资料需要我们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资料总数大约也不会少于1亿字。如果我们能够把这2亿字全部收入大藏经，就能突出时代的特色，占据历史的高峰，在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后代。 目前，《中华藏》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的设想能否在实践中得到彻底的贯彻，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这样编出来的大藏经能否得到佛教界、学术界的认同，也还有待评说。 四、赘语 编一部高水平的佛教大藏经，是百年来中国佛教学界、教界共同的理想。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此奔走努力。现在看来，要达成这样的理想，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如何集中我们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做好这件旷世大事，值得深入思考与协调。在目前，还有一种思路，可以供对大藏经编纂感兴趣的人士参考。在汉文大藏经的领域，我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大家不妨分工合作。比如完整具备上述三种功能的大藏经，可以作为法宝学习与供养，可以作为资料备查，但也许并不适合初学者学习佛教之用。因此，我们应该仿效杨文会当年编纂《大藏辑要》的计划，编辑出一部或若干部针对不同对象的比较精要的选藏、小藏，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应该汲取欧阳渐所编《藏要》的教训，要以更加宏大的心态来对待各种佛教典籍，不能以个人的或宗派的好恶而任意取舍。又比如，佛教正在走向世界，我们也迫切需要将汉文大藏经中的一些重要典籍翻译为英文乃至其它语言，让佛教为世界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还有，如何做好各种专门的索引与提要；如何进一步做好大藏经数码化的工作，在因特网上真正建成一个有关佛教的因陀罗网。如此等等，都是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这么多的事情要做，需要学术界、佛教界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功成不必在我，只要是有意义的事业，开起头来，总会有人前赴后继做下去。我坚信，功不唐捐，事不虚抛，涓涓细流，都会归入大海。任何为大藏经编纂所付出的点滴心力，都将与大藏经事业一起永存。 注释： [1]关于本节，可参见拙作《关于汉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代导言）》，载《中国汉文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2]参见《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487页。按照这篇文章的记叙，该转轮藏中所收藏的是一部依据《开元录·入藏录》组织的大藏经。 [3]参見拙作《中国汉文写本大藏经研究》第四章第一节，版本同前。 [4]参见拙作《大正新修大藏经评述》，载《闻思》，华文出版社，1997年3月。 [5]参见拙作《论大藏经的三种功能形态》，载台湾《宗教哲学》，第三卷第二期，1997年4月。修订后收入《中国汉文写本大藏经研究》，作为第四章第二节，版本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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