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关于明代视觉文化的研究卓有成就，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倡导一种图像的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形式，艺术作品能“产生政治和社会以及文化的意义，而非仅仅是对这些意义的表现”。他告诉我们，图像不能为艺术史学者独享，历史学家也行动了起来，坦言他个人的研究受到了艺术史家和历史学家两方面对于图像研究趋势的影响。①然而，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代绘画上，对于瓷器没有给以更多关注。
    关于青花瓷的研究，中外学界历来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器物本身的器型、纹饰、特征等，二是青花瓷遗存及其分期断代，三是外销及其影响。三者均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但迄今鲜见将其置于人类文明史时空巨变背景下，对物质文明与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关系层面的综合性探讨。学界对全球瓷器贸易的聚焦点更是放在17世纪以后。③实际上，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主流或者说代表是在16世纪。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已率先开始青花瓷贸易，经历近一个世纪之后，17世纪才有荷兰人的加入。这种认识的时间差使得青花瓷崛起与早期传播过程一直以来有如雾里看花。在16世纪全球化开端时期，万里同风的青花瓷现象不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是经济社会文化变化转型的表征之一。青花瓷成为世界瑰宝，与那场发生在16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和世界变革有着紧密联系。这里以时空为视点，关注全球文明成长历程，对青花瓷的展开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青花瓷的空间展开：从本土到全球
    16世纪是全球化的开端，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作为典型个案，是全球史的一部分。从时间上看，青花瓷在中国形成瓷器主流是在16世纪，与明朝人审美观念、社会时尚转型以及经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这本来只有本土的意义，而这一意义由于葡萄牙人的东来，中西开始直接交往，而呈现出了新的意义。这一新的意义是中西发生了空间关系以后，人类的空间关系得到极大扩展下生发的。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中国本土，那只是看到了第一空间，而没有看到更加广阔的空间，即全球的空间。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大到人类文明的宏大背景，寻求文明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青花瓷展开的契机和过程，与16世纪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时空巨变有着紧密联系。探讨晚明青花瓷的展开，需要关注一个关键的时空交汇点：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也就是16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货币、商品、贸易三股重要的历史脉络在特定的时空点交汇、互动，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青花瓷史无前例兴盛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中国青花瓷由此展开，走向了全球。
    （一）本土的空间
    明代青花瓷的展开，首先是一个中国国内的问题。从唐末出现到元末烧制成熟，青花瓷一直并非中国瓷器的主流，“南青北白”的单色釉长期以来是中国传统瓷器的典型色彩。明代青花瓷崛起有着白银货币化的大背景，明代白银货币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以成化、弘治年间为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发展到嘉靖初年，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白银成为流通领域主币，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促使中国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与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葡萄牙人一拍即合，吸收了大量外银流入，并直接或间接引发了日本与美洲白银的大开发。由此海上贸易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范围，中国迅速与世界连接了起来。④
    16世纪，一边是白银货币化，货币经济需求日益增长，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急剧变化；另一边是市场经济加速萌发，使得瓷业生产达到一个高峰，青花瓷由此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当时，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瓷器仅次于丝绸，而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可以说哪里有白银，哪里就有青花瓷，瓷银贸易应运而生，一个全球化市场初现端倪。那么，探讨青花瓷以空间为范围的横向展开，首先要考察青花瓷在全国的分布，也就是全国市场的形成--从青花瓷在中国本土占据瓷器主流地位谈起。
    考虑到目前青花瓷在各个博物馆的收藏情况，不能说明青花瓷在明代的地域分布情况，而在全国各地明代的墓葬中，普遍有青花瓷的出土，此外还有窖藏，而更重要的是窑址的瓷器出土。这些都使我们可以切实了解青花瓷的发展轨迹及其地域存在状况，所以这里选择全国各地发掘遗址和墓葬出土瓷器来考察明代青花瓷的地域分布，大致了解青花瓷在明代普及于全国的时间与状况。
    以《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中有明一代出土的青花瓷加以考察，在全国各地选出的明代273件出土青花瓷精品中，宣德、嘉靖和万历朝是青花瓷精品最多产、也是消费最多的时期。这既印证了这三朝是青花瓷发展的高潮时期，也反映了青花瓷崛起的三个重要的关节点。
    青花瓷形成主流在何时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高潮点宣德时。当时虽然青花瓷的烧造进入了黄金时期，但是从景德镇御窑的发掘报告来看，当时没有形成瓷器主流，⑤尚停留在宫廷上层的偏好，大规模发展还要等到成化以后大量应用国内青料，才形成青花瓷发展的转折点。
    接着，让我们停留在第二个高潮点嘉靖时。从文献记载来看，官方烧造瓷器在嘉靖初期供御开始以青花为主：“十三年，青花白地赶龙珠外一秤金娃娃花盆三千二十，青花白地福寿康宁花钟（盅）一千八百，青花地里升降戏龙外凤穿花碟一千三百四十”。发展到中期又有大幅度增加：“白地青花里外满池娇花样碗一千三百，白地青花里外云鹤花碟六千七百，白地青花里外万岁藤外抢珠龙花茶钟（盅）一万九千三百。二十一年，青花白地灵芝捧八宝罐二百，碎器罐三百，青花白地八仙过海罐一百，青花白地孔雀牡丹罐三百，青花白地狮子滚绣球罐三百，青花白地转枝宝相花托八宝罐三百，青花白地满池娇鲭、鳇、鲤、鳜、水藻鱼罐二百，青花白地江下八俊罐一百，青花白地巴山楚水飞狮罐一百，青花白地水火捧八卦罐一百，青花白地竹叶灵芝团云鹤穿花花样龙凤碗五百九十，青花白地转枝莲托八宝八吉祥一秤金娃娃花罐二百四十”。⑥大量青花瓷的供御，说明宫廷需求在此时已经全面转向。而嘉靖年间的大量遗存，也说明全国各地已经广泛应用青花瓷。
    文献与遗存两相印证，证明我们有理由将青花瓷成为瓷器主流的时间定在嘉靖朝，也即16世纪初年以后。同时，还应看到青花瓷正是在本土形成主流的同时，迎来了走向全球的契机。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中没有青花瓷出土的地方，不能表明没有青花瓷的流传。按照《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中今天的行政区划排列来看，全国有辽宁、内蒙古、黑龙江、浙江、重庆、湖南、甘肃、青海、新疆没有青花瓷的出土。下面让我们对此范围略加分析。
    首先以浙江为例，万历中期因制造青花瓷的回青料已用竭，所以当时以石子青为主要青料，而这一时期的石子青以浙江的出产最为上乘，称浙料，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江西矿税太监潘相上疏言：“描画瓷器，须用土青，惟浙青为上，其余庐陵、永丰、玉山县所出土青，颜色浅淡，请变价以进，帝从之。”⑦说明至迟在万历三十四年官窑已使用浙江青料。因此我们难以想象在依靠浙江青料烧造青花瓷的时期，浙江没有青花瓷的烧造。果然，考古报告给我们提供了证据。有学者研究表明，明末清初象山、鄞县有两处青花窑址，产品以碗为大宗，也有盏和盘；宁波出土的随葬品以景德镇民窑产品为主，有小青花盖罐。⑧这一例子充分说明浙江省瓷器精品没有编入青花瓷，不等于没有青花瓷出土。更重要的是，在文献记载中，嘉靖初年来华葡人的报道中，直接记述了葡人在入居澳门之前，曾在宁波进行瓷器贸易：“另一省叫江西……瓷器只产于这个省。因它靠近宁波，在那里大量出售，又便宜又好，葡人遂认为瓷器是在宁波本城生产的。”⑨1995年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唐国宁寺东塔塔基进行发掘，在唐至元晚期的文物出土中，均未见青花瓷，从明代地层始见青花瓷碗、盘，⑩也是最佳证明。
    辽宁有明代沉船的报道。在辽宁东沟县孤山镇大鹿岛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出土青花瓷器近百件。其中一种碗，腹壁画人物操琴图，碗心画老翁垂钓图，碗底为行楷“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11）
    又如黑龙江省，在《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的地区概述中，已提到了在依兰、肇源、绥滨等地的明代墓葬中出土过青花瓷器。（12）
    再以新疆为例。我们知道，在伊朗、土耳其，都保存了大量的明代青花瓷，穿越新疆的传统陆上丝绸之路在明代没有完全中断，只是在海路兴盛的背景下，退居了次要位置，万历《大明会典》的记录可以为我们解疑：
    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食茶五十斤，青花瓷器五十副，铜锡汤瓶五个，各色纱罗绫段各十五疋，绢三十疋，三梭绵布、夏布各三十疋，绵花三十斤，花毯二条，纸马三百张，颜料五斤，果品、沙糖、干姜各三十斤，药饵三十斤，乌梅三十斤，皂白矾十斤，不许过多。就馆中开市五日，除违禁之物并鞍辔刀箭外，其余段疋纱罗等项不系黄紫颜色龙凤花样者，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该城兵马司差人密切关防，及令通事管束，毋得纵容铺户、夷人在外私自交易。如有，将违禁等物及通事人等故违者，许各该委官体察，通行拏问。（13）
    这里说明从陆路来华的使臣，每人可以购买“青花瓷器五十副”，而当时来自中亚的使团或以使团名义来华的人员众多，来往频繁，都是途经今天新疆地区。明夏言《南宫奏稿》记载嘉靖年间西域朝贡贸易之盛云：
    若今次土鲁番则七十五王，天方国则二十七王，而近日续到则五十三王，并而数之，则为百五六十王矣。是前此来朝称王并未有如今次之甚，其所称王号，查与旧文并无相同。（14）
    至今在伊朗、土耳其博物馆珍藏的大量明代青花瓷是最好的历史见证。（15）
    在重庆三峡库区考古发掘中，2000年重庆万州区中坝子遗址发现有六朝至隋唐时期的青瓷器，以及明清时期的青花瓷。（16）另外根据学者对窖藏明代年号款青花瓷器的年代和窑口的考察，就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在四川省北川、绵阳、三台、广安、南充、西充、营山、渠县、彭县、简阳、广元均有发现。（17）因此重庆明代青花瓷的发现是符合分布规律的。
    青花瓷分布遍及全国的事实说明，在明代嘉靖朝以后，伴随晚明社会变迁急剧发展，人们的主流审美取向发生了由单色釉向彩色釉主体转化的趋向，对于青花瓷的社会普遍认同，说明晚明人的审美价值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青花瓷在元末烧造成熟，但是明初青花瓷并非是最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心理的瓷器品种，世人对于青花瓷有“俗甚”之说，《新增格古要论》的记载印证了至少到天顺年间，青花瓷还不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18）在考古遗址发掘报告中，也有与文献记载遥相对应的情形。（19）发展到晚明，却已完全不同，让我们来看16世纪时人的评价，清楚可见的是从明初的青花五彩“俗甚”到晚明的“贵宣、成”，主要是贵青花，五彩尚在其次，已是众口一词。
    田艺蘅：“大明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皆纯白或回青、石青画之。宣德之贵，今与汝敌，而永乐、成化亦以次重矣”；（20）
    王世贞：“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21）
    张应文：“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青花者用苏浡泥青图画龙凤花鸟虫鱼等形，深厚堆垛可爱，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迥出龙泉、均州之上”；（22）
    王士性：“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浡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成不及宣。宣窑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然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世庙经醮坛戋亦为世珍。近则多造滥恶之物，惟以制度更变，新诡动人，大抵轻巧最长，古朴尽失，然此花白二瓷，他窑无是。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23）
    适应市场需求，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大量生产和流行，逐步取代了单色釉瓷市场的份额，占据了瓷器的主流地位。嘉靖元年（1522年）景德镇的人口已达10.2万人，（24）此后有“四时雷电镇”之称，（25）形成“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青花瓷器完全取代了青白单色釉瓷器，成为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的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生产数量庞大，至今遗存众多。流行了千余年历史的龙泉青瓷、越窑青瓷及北方黑瓷、白瓷等单色釉瓷窑，或者不得不停止生产，或者转向了青花瓷的生产，而至万历时大批量生产，由海外市场所激发，东南沿海新的青花瓷窑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6）形成了青花瓷遍及全国的实态。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急剧变迁的晚明社会，人们的观念已非传统的旧时观，求新求异在社会心理中得到普遍认同，以往认为单色瓷优雅，青花五彩“俗甚”的观念被彻底颠覆，带有鲜明异文化因素的青花瓷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这里呈现的正是传统社会文化转型的一幕，反映出社会文化由单一向多元转型的明显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市场导向明显，内部的顺时应变，直接参与了世界市场的建构，青花瓷大众品物质结构的形成与走向世界的大市场原理是遥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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