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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德国和法国。德国在甲午战争中虽声明局外中立，实际上暗中支持和鼓励日本。当日军突破清军之鸭绿江防线后的第四天（10月29日）晚间，德皇威廉二世偕皇后在柏林皇家剧院观剧，发现中国公使许景澄没有出席，便秘密召见日本公使青木周藏，“以满腔之喜悦吐露，祝日本海陆军之大捷”。事后，青木即向国内报告：“德国坚决站在我方。”（33）德国对台、澎未来的基本态度是，既不希望日本割取，也反对其他国家染指，因为这都会影响到德国在远东的利益。法国对日本割台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起初是反对日本占领台、澎。其驻日公使哈尔曼（J.Harmand）称：“日本若作为媾和条件要求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法国就会抗议侵犯了其利益。”（34）但是后来态度又稍有变化，通过其驻英大使柯赛（Baron de Courcel）表示：“法国将不反对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却坚决反对割让澎湖列岛。”（35）这时，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Baron Marshall）获悉法国正联络西班牙等国共同行动，他竟帮日本出谋划策，以抵制法国。他对青木周藏说：“如法兰西或西班牙致送照会，可以明确答复，日本将决心占领台湾及澎湖岛。”（36）由于欧洲列强间的利益难以调和，最后法国只好放弃原先的打算，与俄、德两国协商，要求日本政府宣布：“承认台湾海峡为公共航路，并不归日本管辖，亦非日本所得独自利用，且不将台湾及澎湖列岛让与他国。”（37）法国虽想染指台、澎，无奈力不从心，只得退而求其次。可见，其外交原则是为本国尽可能捞取好处，并不是要帮助中国阻日割取台澎。 那么，英国是否真的同情和帮助中国？对此，也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初期，英国为了维护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不愿意破坏远东国际关系的现有格局，因而在一段时间内很想阻止日本挑起和扩大对中国的战争。因此，“在中日英的三角关系中，中英之间与日英之间起初似乎是接近于等距离的”（38）。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日本，英国的外交重点也就逐步移向日本，最后终于完全移到了日本一边。平壤战役之后，英国舆论表现了对日本一边倒的倾向。伦敦《泰晤士报》刊文称：“日本的军功不愧享受战胜的荣誉，吾人今后不能不承认日本为东方一方兴未艾的势力，英国人对于这个彼此利害大体相同，而且早晚要密切相交的新兴岛国人民，不可有丝毫妒忌之意。”此时，许多英国上层人士连“局外中立”这块掩饰物也丢掉了，纷纷向日本驻英公使内田康哉致以“战胜的贺词”（39）。 到了战争后期，英国政府不仅表现出“对日本有更加亲密之意”，而且还暗示“对由清国割让土地一事，并无非常之异议”（40）。此后，清政府为对抗日本的割地要求，多次努力争取英援，而英国始终不肯施以援手。当李鸿章赴日议和前，为应付日本割地煞费周章，曾亲访英国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 O‘Conor），问：“中国抵制割地要求，是否能得到英国的某种支持？”欧格讷则认为，中国应满足日本的割地要求，“以免出现北京被占领的结局”。并强调说：“为了和平，中国值得作出巨大的牺牲。”其后，李鸿章又电令驻英公使龚照瑗拜访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 （John W. Kimberley），得到的竟是相同的答复：“李鸿章应得到就所有问题，包括割地问题，进行谈判的全权。中国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有可能签订和约显然是有利的。”（41） 事实上，此时英国已完全站在日本一边，俨然以盟国视之。事后，金伯利对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说：“英日两国，其利害关系颇为相同。今后日本必将加强其兵力，特别要努力加强海上之力量。……极希望今后两国交往益加亲密，经常保持友谊。果真如此，一朝有事之际，亦可互为帮助。”（42）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在抵制割地问题上帮助中国呢？ 由上述可知，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要求割台或抱着旁观的态度，或坐观其成，或虽不情愿而最终放弃介入，并没有一个是像有些论者所说那样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的。 三、中国外援保台交涉缘何失败？ 有论者认为，当时在割台问题上争取外援进行抵制是可能的。如称：“日本割取台湾，得逞与否的关键在于英国和法国”，“要他们援助中国使台湾免于割让，虽有困难，却非绝对不可能”。那么，中国的外援保台交涉又缘何失败？其答案是：在于中国配合日本要求，迅速批准《马关条约》，致使台湾割让尘埃落地（43）。就是说，中国并没有作出尽可能的外交努力。此说未免有失公允，也是值得商榷的。 应当看到，当时清政府为免于割让土地，曾作出许多外交努力，求助于英、法最殷，其中尤以英国为交涉的重点。为达到不割地的目的，甚至准备作出重大的民族牺牲。早在李鸿章赴日议和之前，他即曾密访英国公使欧格讷，告以中国对议和所持的基本立场：“承认朝鲜独立和战争赔款不会有太大困难，惟要求割地则成为缔结和约之严重障碍。”并提出：“特别希望英国出来帮助中国，我国将会以德报德，准备让出最有价值的重要权利。”（44） 所谓“重要权利”指的是什么？后来从英国外交部解密文件中发现的一份《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就是当时李鸿章交给欧格讷的开列中国让出“重要权利”的密件。其中包括四项条款，按照欧格讷的概括，其主要内容是： 英国政府应代表中国政府同日本交涉，即由英国出面结束战争，挽救中国，使之不丧失任何领土。中国政府为报答这一援助，将实际上在若干年内将整个国家的管理权交给英国，并由英国独揽改组和控制陆海军、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而且还为英国通商增开几个新的口岸。但是，对于清政府所开出的诱人条件，英国政府却无动于衷，反而劝说李鸿章迅速登程赴日，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日本提出什么条件。欧格讷极其郑重地声称：“我只能最真诚地提醒中堂，不失时机地开始和谈是极为适宜而重要的。和谈的基础，也只能以日本可能接受为准。”（45）不仅拒绝了清政府提出的订立“同盟”的请求，而且还帮着日本说话，催促中国完全接受日本割地的要求。 即使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也并未放弃争取外援保台的努力。就在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道员姚文栋往见英国驻淡水代理领事金璋（Lionel C. Hopkins），对其进行游说。姚说他是奉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委托来拜访领事的，告以台湾军民“强烈反对割让”，并指出，“这一变化对其他国家损害极大，特别是对英国及其殖民地香港，它不仅会影响香港的贸易，而且会使该殖民地的安全受到危胁。与其让日本得到上述利益，不如让英国这样的友好国家得到”（46），微露要以特别利益请英国护台之意。当时金璋的体会是，所谓“特别利益”，“似乎是把该岛实际上转交给大不列颠，由大不列颠负责该岛的保卫”（47）。 4月20日，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唐景崧又约见英国驻淡水代理领事金璋，并向他介绍一个由 15人组成的台湾绅民代表团。他们向金璋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台湾全体民众不愿归顺日本。他们希望请求英国保护台湾疆土及居民。金、煤、硫、樟脑及茶制品税金由英国征收。人口、土地税、疆土及管辖权仍为中国所有。”（48）唐景崧则敦请金璋从速将此建议电告欧格讷。 这个以押台换保台的计划，其实是得到朝廷的默许和支持的。4月27日，庆亲王奕劻偕徐用仪、孙毓汶两位总理衙门大臣往访欧格讷，一见面就谈台湾的形势，问是否收到台湾绅民提出的建议，即“不列颠对某些土产征税，作为回报，自然应承担控制该岛的责任。用此办法，中国可以保持对该岛的主权”。但又解释道：“这个建议是台湾绅民自发提出来的，并不是中国政府方面提出的正式建议。”欧格讷则回答：“将该岛割让给日本，在任何方面来看，肯定都是英国所不能同意的。……（但）在目前的时候，我看不到任何采取直接干涉的实际可行的办法。”（49）含蓄地暗示此建议是不可行的。 作为《马关条约》签订者的李鸿章，其实并不甘心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认为以押台换保台未尝不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此时也加入到游说英国的行列中来。5月2日，李鸿章趁英国驻天津领事宝士德 （Henry B. Bristow）来探望伤情之机，首先揭露英国“希望扶助日本变得强大，从而成为其与俄国抗衡的得力盟友”，断定英日之间“显然已达成默契”。宝土德则极力否认和辩解。于是，李鸿章重提以押台换保台的建议，请宝士德转告欧格讷。宝士德问：“这是不是要我们兼并台湾？”李鸿章答道：“不是这样。根据士绅们的建议，你们只接管所有矿井、樟脑和煤油井等等。这只是一种保护关系，领土仍归中国所有。”同时他还请宝士德函邀欧格讷到天津来，并保证说：“欧格讷先生同我在这里会很快达成协议。”此时，欧格讷已经接到外交部的机密电训：“上峰已经作出允许日本占领台湾的暗示。”（50）这样，李鸿章的游说也同样未能取得成功。 基于以上所述，可知从李鸿章赴日谈判之前迄于《马关条约》换约，中国方面为阻日割台曾多次向英国求援，而没有一次得到积极的回应。因此，将中国外援保台交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迅速批准《马关条约》，致使台湾割让尘埃落地，是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其实，英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的。先是在马关议和期间，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呼声。除俄国之外，法国和德国都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并对英国的对日政策不满。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对英国驻德大使马来特 （Edward Malet）警告说：“从长远看，日本据有澎湖列岛、台湾和旅顺港，对欧洲在东方的商业利益构成真正的威胁。现在正是列强应该发出一致呼声之际，如果丧失了这一时机，恐怕此后欧洲会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英国对此却有着另一种解读，认为日本割占台湾等处将使英国受益：“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盛京省的一部分，会给日本在这些地区带来管理上的好处，但日本的贸易本身并不很大，而且即使在它占领后有所增长，也不会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据《泰晤士报》的电讯，长江和广州河流将对所有国家开放，这倒大有文章可做。看来，在条约的所有条款中，这一条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将按最惠国条款得到好处。”（51）就是说，日本割占台湾等处，对英国而言无足轻重，最重要的是对条约的所有条款进行分析，显示英国才是最大的收益者。 另外，也是最重要的，英国之所以支持日本割占台湾等处，主要是基于对远东战略的考虑。英国的远东外交方针，当时是把防俄放在第一位，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都要服从于防俄的需要。这样，在甲午战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从英国的防俄战略看，和中国有着广泛一致的利益，是把中国的存在看作它防俄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英国的远东政策也在调整，其“支持日本的意识是在不断地强化，终于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52）。到战争后期，英国也确实看到中国根本无力抵御俄国的东进和南下，为了防俄的战略需要，转而将日本视为准军事同盟，从而用牺牲中国的办法来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也就很自然了。认为要列强援助中国“使台湾免于割让，虽有困难，却非绝对不可行”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构想和主观臆断，在当时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总之，在阻止日本割占台湾的问题上，中国朝野不是争取外援交涉努力不够，而恰恰相反，是太过于依靠外援，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外交把中国骗苦了！”这颇值得后人深思。他还指出：“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53）对此，英国海军情报处持有同见：“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比如说两年或者三年。”（54）德国的军事评论家也认为，由于“倭饷内绌”，战争中必“悉锐速战”，中国则宜“以持久困之”（55）。事实上，到战争后期，日本国内已出现严重的危机。据西方国家获得的情报称：“（日本）看到了长期占领敌国大片领土的危险性和不利因素，意识到持久战将在资源方面给本国造成严重负担。……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56）又谓：“日本提出苛刻条件，自在意中，但中国只要肯坚决战斗，局势并非绝对不可挽救。……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事拖长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57）所以，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进一步加大争取外援的外交努力，而是要做到以我为主，不断发挥自身的有利因素和潜在力量，与敌人“抵死相持，百战不屈，百败不挠，决之以坚，持之以久”（58），必能最终扭转战局，庶可真正避免落得割地赔款的悲惨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