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通电中指出：“国会闭会期间，设国会委员会……此不特侵夺政府应有之特权，而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39]
    此外，1913年10月22日，“大总统对于民国宪法欲有所陈述，特饬国务院遣派委员施愚等八人，前往代达。”宪法会议硬邦邦坚决回绝。按照有关规定，无关人员不得出席或列席制定宪法的会议，这是应该坚持的。但是，制定这样的根本大法应该兼听博采，即使普通公民的意见都应该仔细倾听。国会不难找到适当的方式听取袁世凯代表的意见，他们却意气用事，生硬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宪法制定后要付诸实施。一个国家的宪法未有主要实力集团不认同而可以顺利实行的。国民党把自己的能耐估计得太高了，似乎自己支配下通过一纸决议就可以改变政治进程！结果事与愿违，民初政治平添不少风波；甚至可以说，民初宪政功败垂成，亦与此息息相关。
    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革命幼稚病达到如斯境地，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袁世凯的意见综合起来无非是要把民初政局推回到总统制的轨道上，其中有些要求不恰当，也不难在讨论中纠正。提出修改《临时约法》或对未来的宪法提出建议，都表明他仍然寻求在民主、法治范围内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推行自己的政见。国会不容讨论的冷酷面孔，把袁世凯逼到墙角上了。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美国的建国先贤在制定宪法中的尊重不同意见的风度。从1787年5月14日开幕至9月17日39名代表（全部代表55人）在宪法文本上签字，制宪会议一直在联邦主义和反联邦主义的激烈争辩和不断妥协中进行。费城制宪会议的灵魂人物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说：
    “将十三个不同的州以友好、联合的共同纽带联结一起的契约，必然是许多不同的利益与倾向互相让步的结果。”
    “在一个问题上形成多数，在第二个问题上可能成为少数，而在第三点上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组合。因此有必要将组成文件整体的各项细节进行斟酌与安排以满足参加契约的各方”。[40]
    他们坚持的是组成一个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而又能有效运行，保障联邦能抵御外来侵略、防止各州冲突和出现专制的强人，从而保障公民的自由和财产不好受侵犯。为此他们做了耐心的说服、退让和妥协。
    批准过程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和妥协。为说服各州批准宪法，从1787年10月21日至1788年8月16日，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写下85篇文章，剖析这部宪法和申述自己的观点，旋即结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按规定，必须至少有九个州批准，宪法才生效。
    “在纽约召开批准宪法的代表大会之前，虽然10个州已经批准，但纽约州仍很关键--如果纽约不批准新宪法，联邦就岌岌可危甚至最终破裂。《联邦党人文集》为保证纽约批准新宪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成为立宪主义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41]
    “尽管第9个州新罕布什尔州在1788年6月批准了宪法，达到了宪法生效所需的州数，正式确认了宪法的地位，但是如果纽约州和维吉尼亚州不批准宪法的话，那么宪法生效的意义并不大。对权利法案的承诺使得宪法在维吉尼亚州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在纽约州，华盛顿说服了反联邦主义者领袖埃德蒙·伦道夫，再次保证将修订宪法，同时联邦主义者控制的纽约市威胁要独立，才使得宪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州直到美国权利法案后才批准宪法。”[42]
    美国宪法应用200多年至今有效，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值得后来者深思。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缺乏的就是既坚持民主、自由又善于听取各方意见，照顾各方利益，适时妥协、退让的政治大智慧。
    社会全面腐败与转型期政治运作
    民初宪政受挫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社会全面腐败，而应对方式选择不当，扬汤止沸。
    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体制，但朝野政治运作，不是扬新抑旧，把新制度的巩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传统的黑暗面激活，竞相贪腐，以暴易暴。
    袁世凯是收买、暗杀、分化，黑白两道交相为用。
    “民国既立，而袁氏之心理自若，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故其最得意之策，在宠人以勋位，以上将、中将少将种种，其他或以顾问，或以赠与或以其他可以得钱者之种种……夫袁公之意在消纳反对。试问反对消纳之后，袁公之意，果欲何为？”[43]
    袁世凯追求的是大权独揽。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这个机构听命于大总统，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典型是张振武案。1912年8月根据黎元洪的密电，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袁世凯吩咐军政执法处把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振武和方维捕杀了。[44]明代 “东厂”在这里复活。
    要是说袁世凯本来是专制帝国的能臣，如此使用权力，驾轻就熟；令人震惊的是革命领导人，也见怪不怪，默许这样的违法罪行。孙中山竟然认为：
    袁世凯处理“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黎元洪）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45]
    收买和控制报刊也是袁世凯的惯技。1913年2月，国会召开和制定宪法前夕，已被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收买的黑社会头目应夔臣（即稍后暗杀宋教仁的组织者），极力主张纠正《临时约法》的偏颇，宪法中应该规定大总统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这本来是光明正大的政治主张，但为了“令选举最占优势的国民党报馆，鼓吹斯旨”，他竟用巨款收买《民强》报的王博谦、章佩乙。看看这两位文人给应夔臣的信吧：
    “夔公伟鉴：昨日承赐款，感感。惟区区七百元，撒手即空……前晚所商之二百元，万乞惠下……书到后，即希宠锡三百元……”应夔臣的批语是：“上海民报已照拨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饬员照送。”
    “夔公大鉴：前晚畅领大教，快何如之。所谈宪法上改革条件，晤洪君（洪述祖）商定，已遵命属笔于今日本报登出半篇矣……无论如何，终须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维持过去。公我党伟人，既有志于建设事业，区区言论机关，想无不鼎力维持也。”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应夔臣大笔一挥：“为国会事已照拨八百元。此批。”[46]
    应夔臣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势，掷下要价的一半，乞求者就乖乖地任其驱使了。双方的灵魂都暴晒在纸上。
    这两位老兄同时求助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应夔臣批复三天后，远在北京的洪述祖也有回音了：
    “对于《民强》允月协五百元，先发四个月，顷已电博谦来取矣，免汇兑张扬也。”[47]
    一场秘密交易，这家原属国民党的报纸臣服袁世凯了。
    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暗杀也成了政治运作常用手段。
    最耸人听闻的是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实际领导人宋教仁被刺案。
    是谁杀了宋教仁？直接动手的是黑社会头目应夔臣和他用钱买来的杀手武士英。
    应夔臣是什么人？他是青帮头子；辛亥革命前便与青帮大头目陈其美有紧密联系。1911年11月3日，上海军民起义；11月6日陈其美被拥戴为护军都督，应夔臣被任命为都督府谍报科长；在陈其美支持下联络1907年8月18日在东京成立的以会党为基础的共进会的残余势力，重组共进会，出任会长。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卫队保护孙文上任，随后任临时政府庶务科长，因贪污伙食费被革职。民国初年，帮会分子扰乱社会一直是令执政者十分头痛的问题。1912年，应夔臣和共进会参与武汉反对黎元洪的南湖马队暴动，他被通缉。在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疏通和安排下，黎元洪取消了对他的通缉；袁世凯、赵秉钧先后接见他，冀图利用共进会安抚会党分子。为此，赵秉钧还给了他密电码和五万元经费；江苏民政长程德全则委任他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并每月由中央政府补助两千元。宋教仁被暗杀后在他家里搜出53通信函和电报，证明他是此案的直接组织者。
    要讨论的问题仅为谁是主使者？
    被指主谋的三个嫌疑--赵秉钧，陈其美和黄兴，究竟谁是真犯？
    说黄兴是主谋，是袁世凯提出的。据章士钊回忆：
    “宋案发，遁初遗电到府，吾方与袁会食……语次，竟以宋案凶手归克强，执先一日同孚路黄寓议事，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余大忿，不对而出。”[48]
    章士钊的岳父吴长庆是提拔袁世凯的恩公。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常出入总统府，这个回忆是可靠的。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黄兴有当总理的雄心；从1903年11月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起，黄、宋两人亲密无间，被刺前在上海，宋教仁一直住在黄宅；同时，黄兴道德无亏，观其毕生言行亦无杀友求官的可能。
    传统的说法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策划，指使帮派分子应夔丞执行。背后是袁世凯默许。缴获的主谋应夔丞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来往信件和电报表明赵秉钧、洪述祖与应夔臣关系非同一般，连袁世凯在回复革命元老谭人凤的电报中也不能不承认：
    “自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寓有造意谋害之点，嗣后各函电，相承一气，确与宋案有关，是主谋暗杀者，已可概见。”[49]
    袁世凯说的三月十三日应夔臣致洪述祖函件，原文非常露骨：
    “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第二天，应夔臣又发密电给洪述祖：
    “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50]
    四天后（18日）洪述祖答复应夔臣：
    “寒（14日）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51]
    3月20日晚上10点40多分刺杀成功，两个半小时后（21日凌晨2点10分），应夔臣发电报向洪述祖报告：“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21日9点20分再次发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52]
    双方联系紧密，配合默契，洪述祖是这一罪案的直接指使者，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案发后，洪述祖立即潜逃青岛，依靠租界特权逍遥法外，同时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
    1. 自己一心为国。宋教仁“搅乱大局，非讦发宋之劣迹确据，宣布中外，不能毁其名誉，败其势力。适应夔臣来书言及宋教仁前在日本犯有骗案，日廨出票拘提，拟设法购得此票，印行广布，为釜底抽薪之计。”[53]
    2. 有关信件和电报提及国务总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内容，是恐怕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54]把袁氏、赵氏的问题揽在自己身上。
    赵秉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发表通电为自己辩解：自己和应夔臣的关系，只是“应夔臣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应夔臣和洪述祖函电中涉及袁世凯和自己部分，洪述祖从未呈阅。[55]
    袁世凯则打起官腔，下达通令：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须知刑事案件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本大总统有维持治安之责，何敢坐视扰攘，致无以对我国民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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