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月25日，即要求派员列席宪法会议遭拒的第二天，袁世凯通电各省都督和民政长官，反对宪法草案，主张解散国会。 （2）11月4日，他再次通电各省，抨击《天坛宪法草案》并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当选资格，追缴当选证书。 参议院议员被追缴证书者98人，无从追缴而注销当选证者34人。众议院议员被追缴证书者252人，注销者54人。国会两院均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议，11月13日，两院议长通告，14日起暂行停发议事日程；两院被迫停止运作。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会则在11月10日开会通过决议，由会长汤漪宣告自行解散，所有未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委员一同辞职。制宪过程被迫中断。 至第二年（1914）1月14日，袁世凯干脆下令停止所有国会议员职务，国会被摧毁了。 （3）11月12日，袁世凯下令取消各省议会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至翌年2月28日，他更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 “初不料各该省会成立以来，或因地方事变，牵涉内乱嫌疑；或因党派纷争，议事鲜有成效……吾国行省制度，区域过广。就前咨议局暨临时省议会与夫现设省议会而言，其性质既介于中央议会及地方议会间……该会议（指其指定亲信组成的政治会议）既称省议会不宜于统一国家，统一国家不应有此等庞大地方会议，应即依照议决，将各该省省议会，一律解散。”[76] 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没有剥夺全国和各省议员当选资格的权力，更无权解散国会。至于说统一国家不应有省议会，将之解散，不但毫无现代政治的常识，更是清末新政以来政治制度改革的大倒退。 1915年以后则紧锣密鼓筹备复辟帝制。有关情况，众所周知，不必赘言。王芸生对这次复辟的论断非常中肯： “袁氏之自误，已无足惜，而贻祸于国家者，实无涯量。强邻侵略原已告一段落，袁氏使之复燃。国内军人本皆听命政府，袁氏教之离叛。并利其拥戴，使其自悟枪杆有力量，武人能干政。此后之分崩离析，以及军阀割据之无穷内乱，虽谓皆种因于此役，亦不为过言。袁世凯之自误误国，其罪大矣。”[77] 历史曲折留给我们的启示 民初的宪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悲惨的结局？有人认为是民主制度不合国情，似乎中国人只适合在专制统治下做顺民。为了澄清是非，必须找出真正原因。 综合起来，不外三个原因： 首要原因是上面已经详细论述过的制度设计错误。 第二。这个错误的深层原因是思想变革不彻底。 不要把袁世凯、国民党领袖看作孤立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应把他看作某种文化状况的符号。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多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错事和蠢事呢？私利固然是重要的行为动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对这个问题笔者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78] 第三。民主政治是逐步生长出来的。 从更深层次去考察，在这场关乎中国宪政前途的较量中，袁世凯固然暴露了专制者的本色，国民党人和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显示了理想主义者幼稚病。政治在高扬理想目标的同时，只能从实地出发，在现有基础上谋求可能达到的最高要求。内阁制和总统制都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形式。但在当时的中国，两种形式之争，蕴含着权力之争的内容。 通过选举和平交接政权，轮流执政，在现代国家是政治常规。但在刚刚结束宗法专制统治的国度，必须考虑稳定和发展的正确关系。无可讳言，当时的北洋集团是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也是国内外公认的国家稳定的重要依靠。考虑力量对比和国民对社会稳定的迫切愿望，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应该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抉择。具体说来，各政党及其国会议员应该压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权的欲望，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接受总统制，并把它纳入法治轨道。可是，他们热衷于争权夺利，而没有把制度建设和健全法治放在第一位，国家因而沉沦。 1914年5月，逃亡日本的章士钊写下一段非常沉重的话： “往昔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鲁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群相结合，肆其抵排。有力者利之，从而构煽。鬼域万状，莫可穷究。党人不胜其愤，暴起而蹶，如黔之驴，卒为耽耽者断喉尽肉以去。”[79] 百年来，谈论辛亥革命的论著文章汗牛充栋，囿于意识形态枷锁，真知灼见不多见，章士钊的当年论述和晚年静思，往往一针见血，令人心折。这段箴言，值得人们反复深思。 有些论者断言，民初的政治混乱证明：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只有继续进行暴力革命才能清除这些污秽。这一糊涂思想的根源在于没有充分了解各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历史经验： 1.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范围逐步扩大和腐败逐步清除的过程。 以英国为例，直至1918年妇女才第一次享有选举权，而且要年满30岁，而男性只需21岁。1928年妇女取得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距离1640年革命已将近300年了。买卖选票，国会暴力，出动军队干预国会运作，也是屡见不鲜。1883年颁布了取缔选举舞弊法，规定了选举费用限额和选举舞弊的刑罚。经过长期努力，选举才纳入正轨。 2.腐败和混乱只能通过民主、法治去纠正和防止。 武装革命--以暴易暴，只能实现权力转移，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政权易手，新官上任，过不了多久，贪污腐化，必然浮现。人性使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除了分权制约、民主监督和法治以外，没有其他可以根治的有效药方。民主、法治自身有强大的纠错能力，离开这个机制，必然走入歪门邪道。 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不能实行民主的花腔，已经唱了一百多年了。正本清源，其实是掌权者迷恋手中权力而制造的烟雾。 注释： [39]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第184页，大东图书公司1981年香港版。 [40] 《联邦党人文集》第437、438页，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版。 [41]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第30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南京版。 [42] 《维基百科·美国宪法历史》 [43] 黄远庸：《远生遗著·游民政治》，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第一版卷一第23页。 [44] 袁伟时：<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45] <孙中山促黄兴赴京电>（1912年8月），朱宗震 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46]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臣家搜获函电文件>，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第97、98、99页，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47] 同上，第102页。 [48]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士钊全集》第八卷第317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版。 [49] 《革命文献》第四十二、四十三合辑（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1968年台北版第139页。 [50]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臣家搜获函电文件>，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第109、110页，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51] 同上，第111页。 [52] 同上，第111、112页。 [53] 所谓宋教仁在日本犯有骗案，完全是加油加醋编造出来的。参阅张耀杰：<宋教仁血案中的袁世凯>，刘瑞琳主编：《温故》第1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54] <洪述祖通电>，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第129页。 [55] 同上第127-128页。 [56] 同上第128-129页。 [57] 碑文保存于上海虹口公园，据李龙镳先生2009年10月24日所摄照片录出。原文无标点，引文标点是引者所加。撰写时间依据198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的《于右任文选》目录第6页和内文第165页。 [58] 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59]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宋教仁被刺史料》（革命文献第四十二、三合辑）第309页，1968年台北版。 [60]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1页，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版。 [61] 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章士钊全集》第八卷第352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版。 [62]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春秋杂志社1966年香港版第101页。 [63]黄远庸：《远生遗著·苦海呻吟录其二》，商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第一版卷三第154页。 [64] 黄远庸：《远生遗著·闷葫芦之政局其二》，商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第一版卷三第102页。 [65]黄远庸：《远生遗著·苦海呻吟录其二》，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第一版卷一第155页。 [66]黄远庸：《远生遗著·苦海呻吟录其二》，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第一版卷一第156页。 [67] 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6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8] 高劳：<革命战争之经过及其失败>，《东方杂志》第10卷3号（1913年9月1日）。 [69] 梁启超：<国会之自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13页，中华书局1988年北京影印版。 [70] 黄远庸：《远生遗著·蝉曳残声过别枝之弹劾案》，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第一版卷三第158页。 [71] 章士钊：书赵志庵，《章士钊全集》第八卷第276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版。 [7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7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室藏。 [73]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春秋杂志社1966年香港版第99页。 [74]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第31页，大东图书公司1981年香港第二版。 [75]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春秋杂志社1966年香港版第103页。 [76] 《东方杂志》参考资料汇集之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第242页，大东图书公司1981年7月香港版。 [77]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2页，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版。 [78] 拙作：《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原载《经济观察报》2007年10月22日45~46版。 [79] 章士钊：<政本>，《章士钊全集》第三卷第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