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旭教授是我国美国城市史这一崭新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在美国，城市史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其后不久的80年代初，王旭就在我国最早尝试美国城市史研究，及时地弥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此后不断拓宽和深化，至今已有几十篇论文和多部专著、编著和译著问世[1]，仅仅王旭教授个人的研究成果就几乎占去了我国现有美国城市史研究成果的半壁江山，而且还推导出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一些广受关注的创新观点乃至重大的理论创新，其论著被转引百余次。此外，王旭教授还培养了众多弟子，在美国城市史的很多分领域都有不俗的建树，相关论文百余篇，博士学位论文近20篇，称之为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王氏学派”也不为过。而今王旭教授与罗思东完成了《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地方政府》），值得我们关注。该著是王旭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后半期美国大都市区化与大都市区管理模式”的最终成果，全书共分为6章，355页，38.5万字。
    《地方政府》一书的研究视角非常独特，该著将美国城市的发展与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为主线，以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和治道的改革为核心，层层展开，结构严谨，逻辑鲜明，内容充实丰富，是目前我国研究美国大都市区发展演变与地方政府体制和治道改革的最高水准的著作。
    王旭教授在《地方政府》的第一章“美国城市发展的两大阶段”中，开宗明义地将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殖民地时期到1920年，人口由农村地区向城市集中，城市由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发展为大城市，逐级递进，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形式是单核城市的独立发展，城市周边地区在城市的带动下发展，属于传统城市化阶段。第二阶段是1920年以后，郊区化成为拉动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城市发展进入新城市化时期，构成以多中心、分散化、城市与郊区统筹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大都市区。（第12页）这可以说是作者对多年来美国城市发展进程的规律性总结，也是作者在城市发展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
    在新城市化阶段，一个令人瞩目的矛盾现象就是大都市区的空间规模越来越大，而地方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小。促成大都市区横向蔓延的主要因素是郊区化的长足发展，而郊区化的长足发展又是由多种原因推动的，其中包括技术因素（交通和公路）、经济因素和美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美国郊区渐行渐远，地域面积不断扩展，低密度、分散化成为郊区化的典型特征，这种低密度蔓延的后果之一，就是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空间分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了以城市和郊区划分阶级、种族和民族的现象”，即“两个世界局面的形成”。（第60-61页）这可以看做是美国大都市区社会的零碎化。郊区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大都市区地方政府的零碎化，即“地方政府不仅在数量特征上表现为大量的碎片，而且这些政府在地域和功能上彼此互相重叠，”“在公共计划中缺乏协调”。（第71页）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的零碎化及其弊端，推动了美国大都市区地方政府体制和治道方面的改革。
    大都市区地方政府体制与治道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地方政府自身体制的完善问题，其次则是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调整，两者缺一不可，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础。因此，王旭教授首先对“市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由于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联邦与州之间有着明确的权力划分，因此“联邦政府对城市如何设置没有统一的规定，均交由各州自行处理。各州的体制则五花八门，但大体上都实行市政自治制度。”（第94页）在19世纪末以前，美国城市普遍实行的市政管理体制是“弱市长型”市长暨议会制。在这种市政体制之下，市长没有实权，立法与行政职能集中于市议会，而市议会很容易受到政党核心小集团的操控，从而为“城市老板”的产生和“无形政府”的形成提供了土壤，造成了市政管理和建设的无政府状态。在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市政体制改革运动。美国逐渐在原来“弱市长型”市长暨议会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三大市政体制，即城市委员会制、城市经理制和强市长暨议会制。王旭教授通过对这三大市政体制的研究，总结出了美国市政体制内在运行机制的主要特点：其一，分权与制衡原则的适度使用；其二，在城市管理领域移植企业化管理模式。而在城市经理制中，“企业化管理思想得到了几乎是淋漓尽致的体现。”（第112页）经过市政体制改革，美国的市政体制有了极大的改善，“彰显出现代城市管理的理性价值与科学管理原则”（第95页），使城市的管理适应了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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