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贵的是,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并非灵机一动的天才设想,而是通过长期对美国和欧洲城市发展史的考查得出的科学论断。早在2000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美国城市史的通史著作《美国城市史》一书中,王旭教授就将美国城市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与此对应,该著在篇章结构上也分为上下两篇,即上篇“殖民地时期到1920年--美国成为城市化国家”,下篇“1920年至今--美国成为大都市区国家”。[2] 时隔6年,王旭教授在他新推出的涉及更加全面、内容更加丰富、理论层次更高的另一部美国城市史的通史著作《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中,其标题就已经画龙点睛地指出了美国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律,即“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在上篇的序言中,王旭教授已经较为明确地指出,“纵观其城市发展,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时期。”[3] 在下篇序言中也有了“……这是新时期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明显特点,与传统城市化有很大区别。”[4] 值得注意的是,王旭教授已经提出了“传统意义上”和“新时期”这样的话语,表明城市发展的两阶段论已经初步形成。又时隔4年,以解读这一理论为主要目标,王旭教授开始主持“新城市化”丛书的出版,《地方政府》就是该丛书的第一部。在这部著作中,王旭教授明确提出了美国城市发展的两阶段论,或“新型城市化”理论,这样,一个新的城市化理论就正式诞生了,这可以说是城市化理论方面的最大突破。 王旭教授指出,美国城市史的发展进程,“由于很少受到外来偶然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市场经济影响直接而强烈,因此,发展脉络清晰,带有‘原型’特征,据此可更准确地认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因此,“美国城市的历史,与一般的国别城市史相比,有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5] 然而,王旭教授的“新型城市化”理论,并不是仅仅根据美国城市发展的规律总结出来的,而是在同时考查了同等发达的国家西欧和日本,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规律以后,得出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性认识,其理论价值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地方政府》一书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特点和优点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其一就是与时俱进,把握动向。这既包括对美国城市发展的最新动向,也包括对美国官方的最新统计,还包括对美国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把握,从而不仅使《地方政府》一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二,以往的美国研究方面的论著,多停留在联邦层面,而《地方政府》则深入到地方政府内部,探讨其结构变迁和运作机理,使相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值得充分肯定。 其三,史料坚实,权威性强。历史研究的命脉和价值在于史料的权威性。该著不仅参考了美国学术界的大量论著,体现了学术界对该领域过去和最新研究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该著大量采用第一手资料,尤其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资料、政府调查报告以及学术研究报告,使该成果具有了坚实的科学性、可信度和权威性。 其四,语言优美流畅,用词准确精当,这也是王旭教授所有论著的风格。就其语言风格而论,叙事有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议论有如江河奔流般涛涛,结论有如名言警句般凝练,读之令人愉悦,不忍释卷。因此,《地方政府》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学术著作。 其五,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使读者对史实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也让人感到作者并非泛泛而论,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 此外,该著还有其它一些优点,比如各章插入了一些插图及其说明,直观地帮助了读者对该著的理解。末尾还有附录,尤其是中英文对照的索引,既方便了读者的查阅,又可帮助有关研究人员查阅有关资料。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难免存在一些疏漏或瑕疵,《地方政府》也不例外。首先是存在一些不太恰当的译法,比如,在“绪论”中,作者写道:“原有的以2500人口为底线的城市(city)概念几乎失去了意义……”事实上,美国“城市”和“乡村”的两个对应英文单词是urban和rural,而非city与rural。(第2页)而在第34页最后一行,又将the urban翻译为“都市”,而“都市”的英文词应为metropolitan。其次是存在一些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第171页第二段,作者写道:“县政府是新英格兰地区之外,美国最为传统、基本的地方政府。”而第172页又写道“全美有县政府建制的48个州……”。这里似乎有误,因为仅新英格兰就有6个州。再次,第28页第一段的众多数字缺乏出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第70页最后一段。然而,瑕不掩瑜,去之更华。尽管《地方政府》存在些许小的失误,但作为一部美国城市史和地方政治史的相结合的厚重的学术著作,确实有望将我国的美国城市史和地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 [1] 王旭教授在城市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岳麓书社2003年版)、《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主要译著有:G. W. 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艾博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全球族: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种族、宗教和民族认同》(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格雷厄姆·郝吉思:《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主要编著有《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城市经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参见王旭:《美国城市史》。 [3] 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上篇序言第3页。 [4] 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下篇序言第155页。 [5] 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上篇序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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