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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顺治十三年（1656），麟坪大君出使中国时的记录。帮子们在中国的市镇抢夺物品，以致中国人找到使团官员投诉，后以朝鲜使团赔偿损失、责罚相关人员而了事。再看金昌业的记述：“夕，坐前阶，一胡儿入来，哭且诉。使元建问之，其所戴帽为刷马人所夺云。使元建领其儿遍寻，而竟不得。”（15）连中国小孩的东西也成为帮子们抢夺的对象。 甚至还会发生帮子拖欠中国店主住宿费，从而耽误使团行程的事件。如道光十二年（1832），朝鲜使团在回国途中便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以道途泥泞，议又欲乘冻早发。店主以上房之不给房钱，锁门不开。正使拿入干粮马头，决棍后，出付店主，使之捧钱，而即令开门，店主不听。乃令打破门扇，则店主始惧而开门，日已晚矣。（16） 使团中的干粮马头拖欠店主房钱，店主一怒之下将使团锁在店里。虽然使团正使将欠钱的仆役杖打，并补缴了房钱，但店主仍不肯放行，最后双方几乎大打出手，酿成外交事件。 由于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中国境内常常做偷盗、抢夺之事，所以每当朝鲜使团经过，沿途居民都会严加提防，以免遭受损失。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等人行至辽东凤城，在某农户家停留时，有这样一段细节被记录了下来：“主家女人以刷马人系马于鸡埘下。禁之。盖尝屡被偷窃故也。”（17）女主人不允许朝鲜使团的仆役在鸡窝附近拴马，是因为以往常发生使团仆役偷鸡的事情。帮子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中国境内不时发生骚扰沿途百姓的事情，一方面固然与帮子们自身素质不高、贪图小利的本性有关，而使团官员管理不力也是重要原因。朝鲜向为礼仪之邦，对外极为看重本国形象，可又为何对使团仆役的不法行为难以约束。在笔者看来，这与朝鲜使团人员构成比例不合理有关。 朝鲜使团的规模在明代还比较小，约在30人左右，两班士大夫控制整个使团比较容易。但是进入清代，朝鲜使团的规模不断膨胀。金昌业参加的康熙五十一年朝贡使团便是由541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在使团中，两班士大夫和中人一共只有43人。仆役阶层，也就是“帮子”，人数高达498人。让只占使团人数8％的官员去约束占使团人数92％的帮子，实在是难以做到。另外，从明末以来，朝鲜王国的阶层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这与明末清初朝鲜经历的两大战乱（1592至1598年的倭乱，即“万历东征”；1636年的丙子胡乱）直接相关。在经历两次大规模战乱后，朝鲜原本森严的社会等级开始松动。阶层间的人口流动加剧，直接后果就是原本作为社会上层的两班士大夫，其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参见表1） 到了19世纪中期，朝鲜王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两班士大夫。身份等级的概念因此而变得淡漠。想凭借身份级别来约束帮子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朝鲜使团每次出行，使团官员虽然会对违法乱纪的帮子们予以惩处，但效果并不明显。帮子们袭扰中国人的事件依然是屡禁不止。 三、“高丽棒子”形象的构建 从上一节的介绍可以获知，朝鲜使团中的仆役们常在中国境内违法乱纪，甚至骚扰沿途中国百姓。因而在中国人的眼中，朝鲜使团中的“帮子”无疑是令人憎恶的群体。中国人对“帮子（棒子）”一词显然没有什么好感。而在长期使用和流传中，中国人会不断给“帮子（棒子）”一词附加上各种各样的贬义义项，“帮子（棒子）”语义在这样的构建下成为一个贬义词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原本作为朝鲜低微阶层称呼形式的“帮子”，是如何成为对整个朝鲜人的轻蔑称呼的呢？ 古代，中国与朝鲜王国之间的民间交流非常有限，即使在边境地区，两国政府也制定种种措施防止边民互通。因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朝鲜人的印象都得自于每年往返两国的朝鲜使团。而在朝鲜使团中，受过良好教育、知书守礼的两班士大夫和中人的数量非常有限，普通中国人很少有机会接触他们。沿途中国人与朝鲜使团打交道，主要接触的是使团中的仆役阶层，而这些仆役们的不佳表现无疑令中国人非常厌恶。长此以往，中国人对“帮子”的印象便逐渐转变为对整个朝鲜使团的印象，甚至全部朝鲜人的印象。“帮子（棒子）”于是从一个阶层的特定称呼转变为对全部朝鲜人的称呼。在此，笔者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明清时代中国政府的使团接待政策往往引发朝鲜使团与沿途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对“高丽棒子”贬义形象的构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周边藩属国采取怀柔政策。当周边藩属国派出使团前往中国朝贡时，朝廷会要求沿途地方政府及驿站衙署为使团提供各种便利，以达到“怀柔远人”的政治目的。而在这些政策具体执行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朝鲜使团与沿途百姓之间的矛盾。现以明代万历二年的朝鲜使团入贡为例： 辽蓟地方率平原旷野，易致水患，且北边早寒，故罕有丰登之日，关外则达贼年年入抢，恣行杀戮，闾井萧条，皆是兵燹之墟。是以，出车极艰。我国人告于卫所等官，欲速发行，则卫所官执车夫趱指夹棍，备诸恶刑，然后车夫等卖子女脱衣裙以具车辆，惨不可忍视。以近事验之，则隆庆初贺节陪臣入归时，其年适凶歉，至十三山驿，人家尽空，只有车夫数三在。通事告于守驿官催车，车夫即卖其十五岁男儿买三辆，其余则计无所出，自缢而死云。闻其事，令人气塞……用是我国人所经之地，人皆怨苦，疾视若仇雠焉。（18） 明代，朝廷要求辽东驿站在朝鲜使团经行时提供车辆协助使团出行，但隆庆、万历时代的辽东，一则因连年水患，常致凶歉；再则因蒙古、女真“年年入抢，恣行杀戮”，当地驿站已是十室九空，幸存的驿人也是勉强度日。而当朝鲜使团经过时，为了贯彻朝廷的政策，卫所官员会逼迫驿人出具车辆，甚至不惜动用酷刑。当地驿人只得鬻卖子女，以筹措使团所需车辆，还有驿人因不堪逼迫而自杀。其凄惨的景象连朝鲜人看了都感到“惨不可忍视”。而当地驿人则将此归罪于朝鲜使团的到来，以致“我国人所经之地，人皆怨苦，疾视若仇雠焉”。 时至清代，虽然辽东地区已无战乱，当地百姓的生活也较明代有所提高。但朝鲜使团的到来，还是会给当地百姓带来诸多不便。朝鲜士人朴思浩在《心田稿》中曾记载了一件乾隆年间发生在朝鲜使团与当地百姓之间的纠纷： 丙申，使行宿于高桥堡王姓人家，失不虞费银千两，护送官走告宁远府。自沈阳核王姓一家人口，备尽酷刑，王妻不胜痛冤……每使行，过此堡，人睥睨不欲接待，作为口实。（19） 朝鲜使团在夜宿高桥堡王姓人家时，遗失了银钱。地方官府得报，将王家全部抓走，备施酷刑，王家为此吃尽苦头。自此以后，朝鲜使团途经高桥堡，当地百姓皆不欲接待。而在《蓟山纪程》中，又记录有乾隆年间的另一件事： 周流河水浊湍悍，风大则舟善没，且舟人狞顽，不肯渡。乾隆帝尝闻之，命斩舟子凡九人。又设长缆截河，而以铁钉钉于地，维缆其上，舟循缆而行，自是虽恶风，无倾败之忧。（20） 周流河水深湍急，常有沉船事故发生。而朝鲜使团动辄上百人，另有贡物无数，每次摆渡，沿岸舟人之劳累可想而知，故推脱之事时有发生。而此事在皇帝介入后，竟演变为一场惨剧，虽然此后政府修建了长缆，沉船之险得到避免，但此事给当地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 通过这些事例我们不难想象，沿途中国百姓心里怀着怎样的心情来看待朝鲜使团。使团的到来，加重了沿途百姓的经济负担，而使团中“帮子（棒子）”的盗窃、抢夺行为更是令中国百姓深恶痛绝。“帮子（棒子）”逐渐在中国人心目中成为令人厌恶的朝鲜人形象，并最终扩大为对所有朝鲜人的轻蔑称法。“帮子（棒子）”由此完成了从一个阶层的特定称谓到对全部朝鲜人轻蔑称呼的转变。 从“燕行录”文献来看，最晚在乾隆时期“高丽帮子（棒子）”已经成为中国人对朝鲜人的称呼了。请看洪大容记述乾隆三十一年（1766）朝贡见闻的《湛轩燕记》： 过此，有乘车少妇，掀帘窥望。颇艳丽。平仲直视不回避，指点称奇。其帮子看车者，蹲坐帘前，喃喃谇骂，平仲不知觉也。而已，有群童数十，竞呼“高丽帮子”，吆喝而追之。余促平仲疾驰，仅以免焉。（21） 这段记载非常有趣。洪大容按照朝鲜的习惯把中国的车夫称作“帮子”。而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此时“帮子（棒子）”已成为中国人对所有朝鲜人的称呼了，所以中国小孩才会围着他们高呼“高丽帮（棒）子”。而洪大容更不会想到，“高丽棒子”的称法会一直延续到几百年后。 四、“高丽棒子”语境中的“高丽”和“棒子” 关于“高丽棒子”一词，还有一点值得探讨。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帮子（棒子）”一词是明朝末年以后才在中国人中流行开来。但当时的朝鲜半岛已是朝鲜王国时代，若按照常理，中国人应将朝鲜使团中的仆役称作“朝鲜棒子”，而非“高丽棒子”。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国人把“朝鲜”称作“高丽”的现象相当普遍。 咸丰五年（1855），徐庆淳在出使中国时注意到，辽东人往往称朝鲜人为高丽：“辽人见我行，必呼曰嘉吾丽。华音称高丽曰嘉吾丽，高音嘉吾也，丽音离也。”（22）不仅辽东人，北京人也把朝鲜人称作高丽。再看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鲜使臣李宜显的记述：“我国人乘马，别使人牵之，燕中人大以为笑。每儿童辈乘马，使人牵之，作劝马声，称高丽高丽而去。”（23）乾隆三十一年，洪大容赴北京戏场看戏，同样被中国人唤作“高丽老爷”。（24）如果说，中国普通百姓因为见识有限，把朝鲜称作高丽情有可原，那么再看看中国官员的例子吧。洪大容在《湛轩燕记》中记录了自己与中国官员希员外的对话： 税官立门外，熟视良久，举手招之。余进与之揖，问其居住及职名，答云：“满洲人，家在京里，见任沈阳户部员外郎。”希问：“国王何姓？”余对以实。希曰：“在先有姓金姓王，今何姓李。”余曰：“新罗姓金，高丽姓王，本国姓李。”希曰：“然则高丽革世而为朝鲜乎？”余曰：“然。”（25）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下层官员竟对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缺乏基本的了解，误以为朝鲜半岛上的政权仍是王氏高丽。而此时已是乾隆三十一年，距王氏高丽灭亡近四百年，中国下层官员对朝鲜相关常识之贫乏实在令人吃惊。可见当时大部分中国官员对朝鲜的了解程度与普通民众并无太大区别。再来看看饱读诗书的中国儒生们： 早赴长安门，入通政门，坐于门内以待曙，有宦者数人，来欲交话，余答以不通话。又有儒生数四人来言曰：“这是高丽人乎。”余曰：“怎么每道高丽，高丽是吾地前代之名，今则名唤朝鲜，这也是皇朝所定国名。”（26） 这是明代万历二年（1574）朝鲜使臣赵宪在北京的亲身经历。对于中国儒生将自己唤作“高丽人”，赵宪非常气愤，强调“朝鲜”才是明朝颁赐的正式国号。而从他“怎么每道高丽”的说法来看，他在中国境内已是不止一次听到“高丽人”的叫法。 总而言之，明清时代的中国，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政府官员、儒生对朝鲜的情况缺乏了解，而且习惯于把朝鲜称作“高丽”，把朝鲜人称作“高丽人”。朝鲜人对此虽然非常反感，但也无可奈何，并不能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认识。中国人把一切与朝鲜有关的事物都称作“高丽”，这在王一元的《辽左见闻录》中，也能得到明显的体现。该书提到：“朝鲜贡道从鸭绿江、凤凰城取道辽沈，入山海关而至京师。盛京有高丽馆为贡使信宿之所。”（27）这里提到的盛京高丽馆其实应叫做“朝鲜馆”，朝鲜使臣金熤记述：“朝鲜馆，在沈阳城中，孝庙在沈阳，次于此云。”（28）金昌业也记述到，盛京朝鲜馆门前的牌匾书作：“朝鲜馆”，因此朝鲜馆才是盛京朝鲜使团留宿馆舍的正式名称。《辽左见闻录》还介绍朝鲜王国的基本概况：“朝鲜国旧设八布政司，闻后分为南高丽、北高丽，各四布政矣。不知其分自何年也。（29）”这里的八布政使司，应是指朝鲜王国的“八道”，但南高丽、北高丽的称法却不知从何而来，显然是王一元从不可靠的渠道获得的消息。除此以外，《辽左见闻录》还常见“高丽包子”、“高丽参”等说法，这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称朝鲜为“高丽”的现象极为普遍。因此，中国人把“朝鲜帮子（棒子）”叫做“高丽棒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现在进一步来看所谓“棒子”。在朝鲜汉籍文献中，把仆役阶层写作“帮子”、“榜子”、“房子”，未见有写作“棒子”者。那么，中国人可能不会看到这些朝鲜文献，但他们又为何要把“帮子（bang za）”一词记作“棒子”呢？ 对于仆役们的违纪行为，朝鲜使团官员并非听之任之，而会采取相应惩罚行为。其惩罚仆役的方式则是用棍子杖打，这在朝鲜文献中记作“决棍”。前述顺治十三年在榆关店抢夺饴糖的刷马人，被中国人举报查出，其结果是“重仗八十回示行中”。道光十二年，使团官员为了平息中国店家的怒气，亦将拖欠房钱的干粮马头“决棍”。为了达到警示的作用，朝鲜赴华官员甚至常常在全体使团成员面前公开行刑，附近的中国人也可以围观。金昌业对行刑现场有所记录： 稳城驿卒李贵，今月初一日，被驱于刷马夫金洛乞者，伤左眼废明。今日始告，门闭后，三使臣出坐前阶，捉入洛乞，刑讯一次，同斗刷马夫崔可仁，决棍十度。杖时诸驿卒列立，一时发声叫打。蒙古据墙而见之，有惊骇之色。（30） 官员惩罚仆役的行刑场景可谓“隆重”。决棍时，不仅“诸驿卒列立”，还要“一时发声叫打”，再配上受刑者的惨叫，已是“惊心动魄”，连围观的蒙古人都“有惊骇之色”。可以想见，朝鲜人挥舞棒子痛打仆役的行刑现场会给中国人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因此，把朝鲜词汇“帮子”记作“棒子”，可能是中国人在潜移默化中留下了对朝鲜人行刑现场的鲜明印记，民间流传“高丽棒子”的说法，很有可能即源自朝鲜人拿棒子打人的惯见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