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化世界现代史教学改革与创新，促进世界现代史学科繁荣与发展，充分发挥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社会功能，由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华东片区主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专业）、温州大学欧美历史文化研究所承办的“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1至2日在温州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捷克查理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及温州大学历史学专业教师共50余人出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收到学术论文28篇。与会代表围绕“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同时，还就学术界关心的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和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进行了充分讨论。
    一、关于“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问题
    文化，既是历史发展的命脉，也是见证历史的符号。希罗多德的《历史》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以“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新文化史诞生和冷战的结束，更是掀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从文化的视角去分析考察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世界现代史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在世界现代史上，文化繁荣，而社会进步突飞猛进，文明的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社会文化发展是世界现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围绕着“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专家学者提交了14篇论文，集中对下列专题进行了研讨。
    1. 世界现代史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
    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作了《第三次文化高潮》的发言，阐释了第三次文化高潮的背景和内容。作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科学的最新发现，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并改变了机械论的传统观念，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从事文化艺术研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高潮，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化形态：文学上出现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问题的作品，如弗郎兹？卡夫卡的《行踪》；艺术上涌现了许多新画派--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和新画家，如温桑？凡高、毕加索，从艺术的角度去表现人类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在音乐上，以抽象代替写真，创作出许多曲调奔放、节奏明快、反映激烈变化的乐曲，如阿德罗？舍内贝格创造了12音调作曲法，强调“让思想快乐”，去反映新时代的呼声和跳动的脉搏；在社会生活上，催生了大众文化，结束了农村与世隔绝的状态，标准的语言、新式的服装、坦荡的生活和公开的交往成为主流。现代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现代社会的发展。
    梁占军（首都师范大学）做了《论国际冲突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发言，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从事国际冲突研究应具有的文化视野进行了阐发，他认为：（一）微观层面的文化视野：第一，在国际冲突发生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1）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和矛盾可能成为诱发国际冲突的导火索，而宗教和民族问题最为突出；（2）异质文化交流互动中，强势文化的扩张常常会导致文化冲突，进而升级为国际冲突；（3）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可能衍化出民族偏见、歧视或仇恨等情绪，对国际冲突的发生会起推波助澜作用。第二，在应对冲突的决策方面，文化因素作为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制订及危机处理行为的重要变量，其影响包括：（1）文化因素往往会通过决策者来对具体的决策施加影响；（2）文化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危机决策的内容和目标；（3）文化因素对应对国际冲突的决策和实施手段有制约作用。第三，在平息国际冲突方面，文化的差异可能会成为化解冲突的障碍，在冲突双方寻求解决冲突的阶段，文化差异导致的原则性对立或误读可能会增加冲突平息的难度，甚至扮演阻碍解决的角色。（二）中观层次的文化视野：（1）文化互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以国际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交流、交锋、交融、交织”等文化交往形式中，“交锋”就是碰撞、冲突的对立状态；（2）国际冲突的发生反过来会对冲突各方的文化产生影响，或激发对抗中的文化活力，增强其抵御外来文化侵入的能力与自保能力，或彼此相互采纳借鉴对方的文化优点提供机会，对原有的文化进行补充、修正或完善，以获得更成熟的文化适应能力。（三）宏观层次的文化视野，即从文化视角对国际冲突研究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论构建进行考察和分析，重视从理论层面对国际冲突研究进行整体把握和文化解读，关注国际冲突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对文化成果的借鉴与运用，如有人受牛顿的机械平衡理论启发，提出了“势力均衡”理论；有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影响，提出“现实主义”理论等，尤其是塞缪尔？亨廷顿把“文化因素”提升至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核心地位，引发了国际冲突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热。但“文化分析”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分析视角的一种补充，无须片面夸大，在强调文化因素重要性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或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
    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针对1933年5月德国纳粹使用暴力占领各地工会，成立“德意志劳动阵线”一事，提供了《德意志劳动阵线》（die Deutsche Arbeitsfront）一文，揭示了该组织从组建到运作中与各方博弈的细节，剖析其头目罗伯特？ 莱伊执行希特勒建立“民族共同体”指令，强调“劳动阵线的崇高目标”，在全国筑起组织架构，利用《元首条例》打击反对派，最终与经济部、劳动部签署《劳动阵线与工商业经济协议》（Vereinbarung zwischen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 und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取得“德意志劳动阵线”特有地位的历程。
    朱大伟（赣南师范学院）的《和平方略：二战时期盟国战后和平规划中的社会保障考量》一文，对二战时期盟国设想的社会保障与和平关系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进行了考察，认为以英美为首的盟国为战后和平规划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从国际层面而言是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1）筹建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战后规划为方向，改善一般福利的努力的第一步应该从一系列的关于粮食农业、货币关系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入手。”在“食物创造和平和制造和平”的信念下，使战时被解放的地区或国家免于食物匮乏的自由，于1943年5月召集40多个盟国召开联合国家粮农组织会议，筹建联合国粮农组织。（2）建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3年11月44个盟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以“计划、统筹、执行或设法执行若干办法，救济在联合国控制之下之任何地区内之战争受难者”。（3）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致力建设和平，改善福利。从国内层面而言是颁布了一系列社会立法：（1）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计划》（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方案）及《国民保险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家庭津贴法》和《国民救助法》；（2）1942年美国的“权利法案”；（3）1943年美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和救济政策》报告（有“美国的贝弗里奇计划”之称）。作为战后规划的一部分，这些机构和法律对各自的国家乃至世界的福利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两个“贝弗里奇计划”被称为社会政策领域中的“圣经”，为“之后的立法铺平了道路，也把《大西洋宪章》的相应内容付诸了实践。
    2. 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问题
    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保尔？柯纳顿《社会如何记忆》，莫里斯？阿尔布瓦《论集体记忆》，勒高夫《历史与记忆》，都是这方面的力作。在世界现代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不幸的民族，一战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共同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但在”慕尼黑会议“上被英法出卖，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后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成立由各党派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89年发生了”丝绒革命“，改国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取消了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样。冷战时代结束后，斯洛伐克要求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1993年最终分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历史记忆“。郑得兴、张家铭、胡丽燕（台北东吴大学；台北东吴大学；捷克查理大学博士候选人）《中东欧年轻一代的认同与记忆--以捷克及斯洛伐克为例》，对分裂后的两个共和国年轻一代（1989年前后出生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进行问卷调研，发现捷克人对自己的国族认同有一种自豪和自尊，仍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认同为主，有”欧洲怀疑“情结；而斯洛伐克人则尽量去”捷克化“，以”欧洲认同“来强化”国家认同“，加速”欧洲化“进程。在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上，捷克年轻一代強调捷克历史发展的元素，而斯洛伐克则强调新架构下斯洛伐克历史的元素，当调查”捷克斯洛伐克的丝绒革命是哪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位总统是谁（1918年）？“问题时，差异十分明显。对于前一问题，捷克人答对的比例与斯洛伐克差不多，但对问题二，捷克人几乎都知道是马萨里克，而斯洛伐克人答对的只有62℅。当问到自己国家内（捷克或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时，捷克人的回答是1918年独立，而斯洛伐克人的回答是1993年分裂。可见不同的国家框架建构，会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3. 文化传播与范式转型问题
    现代历史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从宏观史学转向微观史学，从社会史学转向文化史学，但不管哪一种模式，史学都有”文化中的文化“之称。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诸多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这些理论或思潮都以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和范式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易兰（湖南师范大学）《论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从众多的史学思潮中选”实证主义“进行研究，从”实证主义与科学方法、实证哲学与人类历史、实证方法与历史研究“三方面，对孔德”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析到综合“的实证主义思想进行挖掘。认为孔德在”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中，坚持”历史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通过综合、归纳，挖掘人类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必然联系，推断出其规律，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张洁（温州大学）《留美学人与文化形态史观传播研究》，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内涵，留美学人吴宓、张荫麟、孔繁霱、刘崇鋐、雷海宗、林同济、吴于廑、陈序经对”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及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认为：（1）”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激发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热潮；（2）”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史学方法论的更新；（3）”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丰富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内容。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文化形态史观“并未像马兹利什所预言的那样，”二三十年代以后只不过是一件古玩“，而仍呈现出研究的热情。李勇（淮北师范大学）《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回响》，对西方史学思潮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传播情况及具体回响进行分析，认为”年鉴学派在中国风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稳步传播，后现代主义走红“构成了域外史学在20世纪后期中国传播的突出现象，使中国的史学由苏联史学一枝独秀变为欧美史学姹紫嫣红，历史哲学著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研究思路从五种生产方式到多种社会发展模式，研究方法也从阶级分析法进入跨学科法，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与发展。
    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国的主要任务是”医治创伤，恢复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被战争摧毁的经济开始复苏，进入20世纪50～70年代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又缔造了一个”黄金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存问题“又不再是关注的对象，转而寻求高级的存在。同时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给人以巨大的压力，多数人没有了自己的坚定信念。但他们思想活跃，试图寻求一种与自身社会环境和主导思想相异的意识形态，加上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的思想被高调宣传，吸引了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在这种的大背景下，各国普遍出现了以”反叛“为核心的”激进“运动，宣称社会是保守的、自以为是的、虚伪的和缺乏文化价值的，要进行”民主化“改革，有些人还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以示威游行、抗议集会、散发标单、街头暴力等形式，占领高等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造成了社会的混乱。郑春生（温州大学）《在繁荣与危机之间：关于1960年代美国大学的思考》，对60年代美国大学出现的”危机“进行解读，认为二战以后，特别是1960～1980年间，虽然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时代进入”大众化“时代，并出现了约翰逊政府时期的 “黄金时代”（1963～1969），但在繁荣的表象下却隐含着“结构性危机、精神危机和最后的反叛”，由此引出思考：（1）各级行政部门应充分了解大学，具备转“危”为“机”的意识和能力；（2）大学的发展应以培养“人”为中心；（3）大学的发展要处理好“人文文思与工具理性”、“经济轴心与文化本真”、“特权与公平”等问题。黄正柏（华中师范大学）《联邦德国1960～8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行动”及其影响》，则对60～80年代联邦德国的学生运动进行研究：（1）叙述了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激进运动的背景和表现；（2）分析了70年代演变成民间自发运动--“公民行动”（“新社会运动”）的概况；（3）分析了“公民行动”的影响。指出60年代后期的学生抗议运动、70年代和80年代的“公民行动”虽都走向衰落，但对联邦德国的发展却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产生了一个新的以“绿色”命名的政党，影响到联邦德国曾长期保持的联盟党、社民党、自民党三大政党主导政坛的格局；（2）促使其他政党重视环保并将其纳入政治议程，出现了传统政党的“绿化”；（3）导致人们转变观念，改变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理念，“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一项基本的共识和政府政策原则；（4）形成了80年代初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反对重新强化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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