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其他学术问题 1. 法西斯行径与盟国对策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大危机的影响，法西斯成为横行一时的恶流。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阁，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日本，1919年出现了民间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道路。 面对日本对中国挑起的侵略战争，国民政府向国联起诉，要求对日制裁，并照会英美，希望它们主持正义。但国联未能实施有效制裁，英法亦无积极反应，唯有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向中日发出了“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主义”）照会。 赵志辉（浙江师范大学）《斯坦利？亨培克与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一文，探讨了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亨培克在“不承认主义”酝酿和出台中的作用：（1）亨培尔本人就提出了类似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建议，说“可以使用更多的道德策略……阻止日本获利，将局势再次挽回到均势……不承认中国和日本缔结的条约……避免了使用武力和联合抵制”；（2）亨培尔在“不承认主义”的关键话语修订中起了重要作用，把最初的“绝不承认”表述修订成 “不能认可”、“无意承认”（can not admit the legality of any situation de facto nor does it intend to recognize）。“不承认主义”虽未对日本起威慑作用，但总算有人发出了声音，为美国实施“中立法案”、“租借法案”及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奠定基础。本文也纠正了仅将“不承认主义”归功于史汀生一人的误解。 2. 冷战下的美国对外政策问题 二战时为了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不同制度的国家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大战结束后，“易北河会师”的激情还未消失，美英苏等大国出于利益和战略的考虑，开始抢夺势力范围。在美国的操纵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家乡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形成了苏美两极格局的雅尔塔体制。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论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一文，依据美国解密档案资料，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冷战时期美国对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进行了探讨：（1）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持续时间长。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杜鲁门，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70年代初的尼克松，长达20余年，是冷战期间美国实施时间最长的隐蔽行动之一，直到1974年中美关系改善，对西藏分裂势力支持收效甚微，加上“水门事件”的困扰，美国政府才暂时停止了对西藏的隐蔽行动，后尼泊尔军队清剿木斯塘西藏叛匪，击毙其首领，叛乱武装最终土崩瓦解；（2）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以隐蔽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辅以隐蔽的宣传战。其中政治战（如秘密鼓动策划达赖喇嘛出逃））是最早实施并长期坚持的战略，而着力最多的是准军事行动（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支持武装叛乱、提供军事援助、建立基地等）；（3）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与印度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力图西藏问题国际化。他们给达赖集团活动经费，培训政治骨干，并利用联合国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反华议案，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4）美国对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也给中国留下了一时难以消除的后患。其暗中扶持豢养的达赖及其仆从至今仍在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社会稳定的活动，试图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刘合波（曲阜师范大学）《论马岛战争与冷战转型期的美英关系》，梳理了马岛战争来龙去脉，探究了里根政府对马岛战争的立场及冷战转型时期的美英关系。认为美国对马岛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从“外交斡旋”到“公开支持”的过程，美国支持英国武力解决马岛争端，一方面巩固了撒切尔夫人在是英国的统治地位，赢得了“铁腕”首相的美誉；另一方面又让70年代已解除特殊关系的美英重新回到了冷战初期的“亲密合作”，使英国全力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孙若彥（山东师范大学）《论拉美的反美主义》对拉美的反美过程和原因进行梳理，认为经历了独立运动期间克里奥尔精英对美国的失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文化反美主义，再到一战后的“土著主义”、“桑地诺主义”、“民众主义”和“共产主义”，1959年后呈现出的社会主义特征及冷战结束后至今与反“新自由主义”相联的历程。究其原因：（1）美国对拉美的霸权政策和干涉行为是拉美反美主义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2）文化差异是反美主义的深层次原因；（3）不断拉大的经济差距加剧了仇美心理和反美情绪；（4）国际格局和政治潮流的变动，诱发了拉美人的反美主义。 3. 东南亚开放与国际参与问题 东南亚是二次大战后期出现的一个区域名称，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并介入朝鲜战争，并以军事及经济支援北越抗法，美国惊恐会发生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骨牌效应”。为防止共产主义扩张，扼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纠集英法泰菲新（西兰）巴（基斯坦）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4年），把它们纳入美国的战略框架。1967年该地区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现有10个成员国（文莱、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其中越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先和中国称兄道弟，后跟苏联结盟，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又和中国友好，1986年后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刘芝平（南昌航空大学）《越南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及其成效》，就越南全方位开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效进行专题探讨，认为越南在开放前，除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经贸关系外，与其他国家几无往来，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特别是70年代末与中国交恶后，基本限于与“经互会”成员国来往。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方针后，开始走向开放，2001年越共“九大”又将“经济全球化”目标写入党的文件，奉行“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路线，加入东盟（1995年）和世贸组织（2007年），融入全球化轨道，不仅为越南的发展带来了资金，还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化了产业结构，使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生活水平日趋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刘疆（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冷战后越南外资政策及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专门关注了冷战后越南的外资政策，分析了其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越南大量引进外资，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积极效应：（1）使越南有效参与并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2）先后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高。但外资带来了负面影响。魏炜（赣南师范学院）《地区意识与地区参与：柬埔寨问题中的新加坡》，探讨了东盟主要成员国新加坡在“柬埔寨问题”中的作用。针对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所带来的区域安全问题，新加坡出于地区和小国安全考虑，站在东盟外交的最前沿，强烈谴责越南的侵略行径，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推进抗越力量联合，促使“柬埔寨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给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通过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美国、中国一起反对苏联、越南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侵略，把区域和全球利益与新加坡国家自身利益相结合，既纠正了邻国对它的偏见，又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增强了地区合作的信心。 三、关于“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问题 1. 关于世界现代史体系问题 张象以自己亲身经历，首先回顾了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发展过程。认为1979年是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发展史上的春天，该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后在安徽师范大学举行世界现代史学术报告会并讨论学科发展问题，取得了几个明显的成效：提出了学科发展的新理念；筹建了“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动员了一批业务骨干作为学科建设的第一梯队；促成部分“地区组合”--“武汉-中南地区组合”、“京津地区组合”。其次他认为当今中国的崛起，对外交往的深入，是世界现代史学科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诸多新机遇、新挑战，要求学科职能进一步提高和发挥。新世纪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崛起后国人也需要更准确深入地了解世界，但无论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还是主观认识的提高，都要求我们对世界现代史的体系进行再认识，再探讨，认为世界现代史就是一门讲述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整体化形成并向全球化演变的历史，取消用1945年的分期界标，将反法西斯战争的爆发到战后事宜和对世界的直接影响，即以20世纪30～50年代作为一个大单元来讲述，这样可更好地表现现代世界的整体化进程。 梁占军以《全球化浪潮的史学回响--全球史源流导论》为题，向温州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介绍了全球史观的内容，认为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认识经历了（1）作为“国别史总和”的世界史；（2）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史；（3）引进和参与的世界史：全球史新论三个阶段。 2. 关于世界现代史教材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张象认为中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34年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着手编写两卷本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下卷从1918年开始。周谷城在复旦大学讲授世界通史，就曾挑战“欧洲中心论”，1949年出版了首部三卷本的《世界通史》，但因各种原因其思想未能很好地贯彻。1953年世界现代史成为高校历史系基础课后，1962年出版了第二部《世界通史》教材，但没有现代部分，后陆续有一些教材出版，但基本还是以欧美为中心的框架，直到吴于廑、齐世荣的六卷本《世界通史》出版，才体现了中国学者自己特色的教材。 张卫良（杭州师范大学）认为我国的世界史教材经历了由“欧美模式”到“苏联模式”的转换，“欧美模式”的世界史教材存在几个显著的特点：（1）教材内容以欧洲为叙事中心，扩及美洲，其他区域的历史极少或语焉不详，通常归之为“欧洲中心论”；（2）所用世界史教材大多为欧美学者著述，即使是我国学人的自编教材，也是建立在西方学者构建的知识体系之上，编纂体例大多沿袭西方教材；（3）按西方的学术规范进行注释，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范式。而“苏联模式”的教材也有鲜明的特征：（1）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阐述世界历史的理论基础，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五种基本形态；（2）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历史，批判资产阶级的史观，批判经济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3）内容庞杂，叙述宏大。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一方面理论教条限制内容表达，生搬硬套，“欧洲中心论”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表述机械化，失去历史学丰富、生动和多元的本质。根据多年世界史教学的实践，他提出要去“行政化”，避免浮躁心态，不能以教材的行政级别高低来衡量教材的优劣，而要有平和的心态，求实的作风，编写中体现中国学者研究水平和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教材。 3. 关于世界现代史教学问题 张象认为要明确世界现代史的宗旨和任务，科学地分期划段，反对“欧洲中心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把握世界整体化向全球化演变的特征。 张卫良认为首先要厘清世界史教学的目标，世界史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世界历史意识的专门人才，不仅要了解世界历史，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其次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世界历史涉及面广，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只有人才队伍达到一定的规模，且对世界主要区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我们才有可能提升对世界历史的全面了解；再次要改革与调整世界史教学方法，大胆革新原有教学方式，摆脱教材约束，摆正教材与教学的关系，提高学习效率。 汤晓黎（台州学院）提出四点建议：（一）在教学理念和内容上应注意把握几条主线：（1）用“全球历史观”对待世界各国和地区文明，特别注意世界各文明间联系与相互影响，把论述内容推进到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除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外还应增加交通运输、都市发展、妇女地位、日常生活乃至休闲娱乐等内容，使世界史教学真正做到内容更加丰富，学习更有兴趣；（2）正确描绘各社会思潮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加以分析，如国际关系学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科学行为主义等）、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多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政治利害关系与经济政策制订之间、国际行为与对外政策目标之间的微妙变化。（二）教学方法上应实行多样化，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与手段，创新与承袭有机结合：（1）充分利用不同类型的教科书，博采众家之长，授课时让学生有分析、有比较，合理使用，选择吸收；（2）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增加世界现代史教学内容生动性和教材可读性。（三）重视世界现代史教学在国情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国情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世界现代史又是国情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研究中国国情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更要研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体系中去认识，才能进一步领悟当今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和实际。（四）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世界现代史充满着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世界各国人民都在为历史的进步、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丰富而奋斗，涌现出大批杰出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成就，都将启迪学生在“做人”问题上的思考，使他们明白做人的基本道理，热爱“真、善、美”，憎恨“假、恶、丑”，从而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梁中芳（淮阴师范学院）针对我国高等学校课堂教学的弊端，依据高教30条提出的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的要求，介绍了在教学方面的一些尝试：（1）借鉴西方国家历史本科教育手段，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和形式。在开学伊始即将课程内容分成专题，三分之一由教师讲授，三分之二由学生组成研讨小组进行研讨，后由一学生代表研讨小组向全班讲授，教师对学生讲授的专题进行总结点评，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发挥了其自主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构成了师生的互动，改变传统的教师独唱局面，形成教学相长；（2）整合世界现代史教学内容，强调整体性，关注多样性，重视科学技术及文化因素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3）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确现代化和整体化并不等同西方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