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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很明显，这批美国人既未裹足，亦未袖手，没有浪费走近和触摸历史的最后机会。黄仁宇在美读到其著作时产生强烈反应是必然的。问题是，比起身处局内的中国人，他们--哪怕一度至于“零距离”--毕竟是“外人”，而中国--不管可能变得多重要--仅仅是美国的“他者”之一，也是改变不了的事实。黄仁宇要待不能自拔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更尴尬。他谈及美国学术界的相关情况时说： 中国籍的学者自然无法免于党派的争议。他们想找出来，在上一回政治之争中，到底谁是谁非。美国的学者除了要应付美国主义的心结以外，还发现整合的主题威胁到学术分工。24 上述两方面并不易截然分开，姑且不论；在整本《黄河青山》里，他于前者避之唯恐不及，于后者却满腹牢骚，言之再四。25 三、“解脱史学” 1952年，黄仁宇决定继续他的高等教育，以半工半读方式求学于密西根大学，直至十二年后，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在反思中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这种反思也初步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蜕变。 黄仁宇的初衷是：“以我在国民党军队长达十二多年的资历，我有很多经验可说，因此我选择主修新闻学。”26这是他尝试给予自己过去的第一个“出口”。然而，他一方面不易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他写道，“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27具体而言： 内战和相关事件仍然困扰我，有时我从恶梦中惊醒，仍然不停喘气，想着处决囚犯、烽烟四起、残垣断壁的景象。我知道自己曾踏进联合阵线的接缝地带，亲眼见到进行中的内战，而且介入已相当深，但我仍然全身而退。这样难道错了吗？28 “回忆”本身已经够“痛苦”，何况追加道德的拷问？于是，他尽管经过第二个“出口”，却最终转向了第三个：一位教师建议他写小说，“小说是包容复杂的理想形式”，而他浅尝辄止--这使他与职业作家分道扬镳，并于事后反省道：“我是个直率平凡的人，我面临的微妙处境全都来自于外在环境，这就是属于历史的范畴。”29他强调受到新闻系主任威斯理·莫勒（Wesley Maurer）教授的影响，“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做为史学家的准备条件，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密西根大学更好的地方。”30 不过，看来只有上升到（宗教-）哲学层面，心灵才会真正得到慰藉。在黄仁宇转型为史学家的过程中，他的理论--准确地说是信念--已塑造完成了：“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我对喀尔文教派的命运预定说很是认真，甚至定期上教堂，到安亚堡的第一长老教会。我也大量阅读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之间的辩论，主题是命运预定论和自由意志。”31面对道德困境，“我只能采取最难但也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命运来承担我们良知的重担，如此我才能接受事实。”32“有了命运预定说，一切都很合理。”33后来他又“主张参照外国政治学家之所说”，以赋予“命定论”积极意义：“卢梭（Rousseau）与黑格尔（Hegel）曾先后提出‘公众之志愿’（General Will）这一概念”，“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有至高的道德价值和公众精神。”34 在此将黄仁宇和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试加比较是有启发性的。后者在二战俘虏营里着手撰写《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位意大利史学家据此“宣称难怪他一直认为这是一部‘沉思录’”。35布氏回顾说： 我自己在令人沮丧的俘虏生活期间也曾竭力想逃避编年史上的那些艰难岁月（1940-1945）。把事件及其发生的时间推到一边，是一种置身局外、自我保护的方式。其目的在于高瞻远瞩，更好地评估它们，而不至于完全身陷其中。从短时段转向较长的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时段），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历史学家怎么会不被这种前景所吸引！36 众所周知，“这种前景”使布罗代尔发展出不无“命定论”色彩的宏观史学，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几乎同因而共果。不过，布氏是作为历史学者应征入伍的，黄氏则退伍后才辗转从事历史研究。更重要的是，布氏断言：“我不得不超越、抛弃和拒绝面对事件。让偶然事件，尤其是令人恼火的事件见鬼去吧！我只能考虑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写历史。”37而黄氏诉诸“命运”及“公众志愿”，却是出于“不得不”面对残酷的、令人陷于分裂的“事件”。归根结底，欧洲的问题不能和中国的问题等量齐观，中国不仅有八年抗战，还有贯穿整个民国时代的内战，更有绵延一百五十年而未已的社会转型。38 这样一来，便不难理解黄仁宇的下述表白了：“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39“中国过去一个世纪之所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之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之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大凡我们这一辈艰苦流离，已经和历史所发生大规模的震荡接近。”“我们至今只能遁迹海外，也仍是这一串经历所产生之后果。”40“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41既要细细品味具体的“生活经验”，又要将其消化在“大历史”框架中，这就是黄仁宇的“解脱史学”的内在紧张。但不管怎样，这激活了他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记忆，“新史学”以一种错位的方式与“旧社会”衔接起来。 四、开脱和辩解 黄仁宇的反思貌似复杂，却有相当明了的切入点，即：国民党为何失败？他声称：“我的反共情绪和我的东北经验密切相关。”42稍后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进修时，适值白修德《雷霆后之中国》43畅销，“更是临头一盆冷水”，“反感可想而知”，但“白所作实地的报道则又在耳闻之余，加着目见。美国同学问及书中内容是否可靠时，我只好说有时事实上全部存真的报道，可能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4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概括了黄为国民党开脱的方式。 黄仁宇“在密西根念学士学位时，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部分手稿”，“风格激烈好辩”，几次投稿被退回，最终毁弃；不过，该文的概要尚见于《黄河青山》一书，45足以提示读者他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独到处已初露端倪：以下级职业军官的身份，从军事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可能的话，还要跟美国比量一番。--这就把他同所有学界中人区分开来。下列是他晚年观点成熟后的若干表述：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分，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辞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46 当日国军之军令、军政、军训、军需、军法全非旧式农业社会所能支持，当中种种捉襟见肘的情形，半世纪之前尚且不能公开道说，只是置身重庆、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贵州和昆明的人士应当有切身的了解。47 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对美军来说，军务、补给和人力的流动是采取“油管制”，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补充兵源源不绝。人事和设备的流动经常而自动化。48 我们从军校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了雄心壮志，要好好教练我们的农民士兵。可是一下部队，我们很快就向现实妥协，不得不承认是赤足的士兵的价值观占了上风。49 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如果不去解释，……任何外国观察家都可以说，我们贪污无能。50 将这种军事视域略加扩展和转换，黄仁宇便勾画出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 我们在国军做下级军官的时候，在内地从一个县的东端行军到一个县的西端，可以看不见一条公路、一辆脚踏车、一具民用电话、一个篮球场、一张报纸，或是一个医疗所。而触眼的尽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贞”的节妇牌坊，此外还有传统好官墓前歌功颂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则是“学人及第”和“文魁”荣誉牌匾。后来学历史，才领会到传统政治的结构，不凭经济与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体系。眼睛看不到的，则是编排保甲的潜在势力以及乡绅农民自己彼此间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等等微细末节。所以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琐碎，都无法改造为新社会的基础，也无法取缔禁革。51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52 在此方面，他受到过费正清的影响： 如果剔除费正清先发展出来的概念，我不确定自己的文章中还剩多少内容。他的划时代巨著《美联邦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一九四八年的初版。透过费正清的作品，我才学到将中国国家和社会视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如果没有哈佛许多学子敬称的“费公”，我无法想像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53 其实，费氏早在1943年就评论说： 很难理解在这片土地上有这么众多的平民，而在平民和地方乡绅之上，统治阶级中人是那么地稀少。农民和乡绅是中国旧时代的遗留物，而新时代的人只占极少数，仅仅象面包皮那样薄薄的一层，过着全盘现代化的生活。……四川省长差不多就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缺少可以与美国衣阿华州行政局办公厅相比的秘书厅，读不到多少外国的新闻报道，缺少通往省内其他重要城市的，其速度快于每天数英里的通道，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统筹一切的行政机构，不需要法律顾问，根本没有以认真协商为职责的常规人民代表机构，因而就听不到多少批评意见，除全省财政收支梗概外，全然没有编造预算和监督管理的能力。当各利益集团彼此间发生冲突时，他只是居中调停，其余完全听其发展，不加干涉。54 后来他又分析道：“政府历来只不过是稀疏而分散地凌驾在广大民众之上的行政和司法官员构成的薄薄的一个阶层，作为统治者，与其说是依靠其实力，还不如说是依靠其威信。”55这与黄仁宇的结论（甚至论证方法）不是很相似吗？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