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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将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称为“劳力密集”型革命，把毛泽东体制概括为“战时共产主义”，等等。 不过，黄仁宇受到质疑之处显然更多，最突出的要推他所谓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他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86这没问题。但当他说：“我们教历史的人，责无旁贷，一件大事既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我们个人憎爱不论，只有鼓励后人珍视当中积极性格。”87即已似是而非。而当他说：“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解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88便如G·R·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中批评的那样： 爽快的决定论者是令人讨厌的，他本人无法从材料或历史技巧中得到他所使用的解释标准。令他制造了“现实的就是必然的”这一方程式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信念，这种信念鼓励他忽视多样性和特殊性。89 黄仁宇真的没意识到历史进程可以--而且事实上常常--发生歧异，“直线进展”体现的线性史观适同他的人生体验相矛盾吗？为什么完全信服“机遇和事件可以改变人的命运”90，却不承认历史进程亦会因此改变？揆厥所由，在精神层面，他诉诸史学只是为了求得解脱；在技术层面，他自称重归纳而非演绎，但所归纳的内容太过有限，且急于求成，生凑蛮做，反而流为演绎，尚不自知。他从个体选择的偶然性的夹缝中走出，回过头来，达成了对历史选择的必然性的判断。 就中国整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与现实的共存已然终结。黄仁宇回忆1988年到台湾基隆农村参观的情形说：“生平第一次我看到中国农村里有电。我一问起何时开始，是日据时代还是光复之后，村民告诉我们，开始于一九六〇年代。”“农村里有电气固然是物质生活的一大增进，同时也反映社会组织的改变。”1992年他偕夫人“由香港至深圳，经过广州入黄埔，折向中山转珠海，而去澳门，沿途看到无数小规模的工厂，利用本地的劳力，使城镇与乡村打成一片”，这是几十年前不能想象的。91与此相应，他提及一份能使其立场“更形强化”的报告，来自另一位美籍学者黄宗智（1940～），他在1980年来华“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农村经济相关档案”。92这份报告应是《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初稿或第二稿的一部分；93在其《中文版序》里，作者指出，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外，主要史料出自日本“满铁”调查所得，“把它们和中西学者在二、三十年代作的调查加以比较，进行校对，又于1980年访问了其中的两个村庄，通过实地的调查，来核对、补充这些资料。”94在闭合了的历史之门外面，新一代学者只能借助历史遗存悬揣里面的世界了。 【注释】 ①在本文的语境里，“旧社会”一词理应不致被误解：中国社会的系统改造大抵以20世纪50年代为一道分水岭，“旧社会”因此不仅是“解放前”的同义语，更包含“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的意义。“新史学”则泛指取法西学、对中国历史重加整理和认识的史学运动，包括海外汉学在内，绵延至今已达一个世纪。 ②［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244页。 ③同上，第244页。 ④依次见同上，第245、253页。 ⑤同上，第248页。 ⑥同上，第247页。 ⑦［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部（自己的浴室），“中国内陆”，第7页。 ⑧可参看上述引文的上下文部分。在不妨视为《黄河青山》一书概要的《个人经验与历史》一文里，黄氏写道：“我进军校时，是一个无经验的年轻人。但是从小又读过太史公司马迁的著作，满头满脑的好奇心冲动。即景慕田（汉）伯伯和希天（范长江）兄等，也是读过他们的剧本及报导，内中多‘传奇主义’的色彩，所以我个人主义的成分浓厚。国民党的好处，则是他们注重外表型式，纪律在行为上表彰，没有整个思想管制的体系。所谓历史观，也是传统历史（观）。这些方面，给我有自寻门径的机会。”载［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版，第4～5页。 ⑨钱钟书：《谈艺录》，“箨石七律对联”，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4页。 ⑩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讲，“如何研究社会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3～54页。 11参见拙作：《“故国河山，同此破碎”：论抗战时期吕思勉、钱穆、范文澜的通史撰述》，未刊稿。 12同注⑦，第3～4页。 13［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部（自己的浴室），“上海”，第54页。 14［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密西根：更多的回忆”，第193～194页。 15依次见［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剑桥，麻省”，第281页；“剑桥，英国”，第344页。 16依次见［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密西根：更多的回忆”，第237、238页；“安亚堡，密西根”，第181页；“普林斯顿，新泽西”，第81页。 17依次见［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新港，康乃狄克”，第458、488页。 18［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纽约，纽约”，第521页。 19［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普林斯顿，新泽西”，第123～124页。从“六十一岁”可知这段话写于1979年。另参“纽约，纽约”：“我从来不曾打算以学习历史的心态住在英国、美国、日本或印度，将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相比较，但我却仍然获得这个机会，和当地人时相往来，还参观历史景点。现在我不可能摆脱这个较大的参考架构，而且我也看不出为什么要摆脱。”（第559页） 20［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区域研究”，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390页。 21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0年为白修德《中国的惊雷》所作序，见［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他还特别指出：“白修德象松脂逮住苍蝇形成琥珀那样地捕捉了那个时刻。他对当时诸般复杂的情况所作的清晰的阐述，使我们得以回过头去重见往事。”（第10页） 22［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剑桥，麻省”，第320页。案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附录（各专著提及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土地占有的情形），除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外，依次摘录了Martin C. Yang、Sidney D. Gamble、Doak Barnett、C. K. Yang（即杨庆堃，1911～1999）及William Hinton著作的少量内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8～211页。此外，尚可补充陈翰笙《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一书，原英文本1936年出版于美国，冯峰中译本主标题改为《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3［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区域研究”，第395页。在同页，费氏这样谈及这本书的诞生：“我本人也经历了这么一个把理论同事实，即把理论同我过去5年从事教学、5年在政府任职时了解到的事实，尤其是我在中国的两年半所获得的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复杂的认识过程。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开始把这一综合研究的新成果付诸文字了。” 24同注18，第576～577页。 25参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载《读书》2003年12期，第77～86页。此文几乎是在把黄氏定性为失败者后，用对失败者的语气写的。 26［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安亚堡，密西根”，第125页。 27［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普林斯顿，新泽西”，第114页。 28同注14，第238页。案另一种说法为：“和我在国民党或共产党朋友的牺牲相比，我为这个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见第1部（自己的浴室），“上海”，第72页。 29依次见［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安亚堡，密西根”，第171、172页。 30依次见同上，第132、172页。 31同注14，第236页。 32同注②，第275页。 33同注14，第238页。 34［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第171、172页。 35［美］沃勒斯坦：《布罗代尔：历史学家；“局势中的人”》，载［法］布罗代尔：《论历史》，“附录”，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36［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第52页。参“1950年历史学的处境”：“从历史学的本质和变迁看，它一直依赖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历史学是它的时代的孩子。’因而它的忧虑正是那些重压在我们心头上的忧虑。如果它的方法、计划和那些昨天还似乎十分严谨可靠的答案，即它的所有观念竟然会在顷刻间崩毁，那么，这正与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真实的经验所施加的重负有关。过去四十年间的那些经历对我们而言尤其残酷。它们粗暴地将我们抛回到我们的心灵深处，迫使我们考虑全人类的命运，也就是说，考虑最重大的历史问题。这正是有关令我们悲天悯人、历经磨难、深入反思和质疑一切的时代。”（第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