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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仁宇拒不接受费正清对国民党的道德指控，为此他不惜强化历史纵深，在论及明、清武备废弛时说：“这样的发展既有定型，我就不主张称之为‘腐化’，而是有意让它任之用进废退。”57继而称：“如是几百年来前后连贯具有定型，不能仅以贪污腐化谓之。”58“腐化乃是一个原属健全的组织，浸淫而失去既有之品格。当日毛病之根源尚是组织未遂，……亦即缺乏能有效执行的法律，尚且极难以天理良心辨别当中的是非。”59“我不曾否认国民党的腐化，我只希望指出，贪污是失败的结果，不是原因。”60 显而易见，黄仁宇那个令人称奇，同时也引人诟病的历史总结正是其历史分析的简单翻版： 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 他没忘了补充说：“其所以如此，也还是当中有一个中国人公共意志在。”61 在美国，要到后麦卡锡时代，如何理解中共成功的问题才逐渐进入学术领域。就结论而言，如果说黄仁宇对国民党强调“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他对共产党则愿意承认“合理的就是存在的”；他以一般研究者都不易接受的辩证方式同时坚持两方面。 比起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长期体验，黄仁宇对共产党--特别是它领导的土地革命--显然相当隔膜。在他眼里，乡村中国是作为一种消极的、被动的、难以回避和不得不承受的沉重负担而存在的，因此，他既对农村的认识流于片面，更与共产党人致力改造农村以从中激发革命性力量的思路格格不入。而当他打开韩丁《翻身》一书，却不由得感慨其中的一些段落： 让我惊觉自己的无动于衷，这也是国民党的毛病，甚至孙中山也不例外。问题在于，……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亟需立即改革。我们国民党这边的人大可以说：长弓（案即张庄）的一切不是我们的错，千百年来向来就是如此，完全是共产党小题大作，以利他们掌权。事实上，他们持续战争行为时，我们的国家经济被破坏，全国永远没有重建的机会，而他们竟然还把全部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村民不曾听过我们上述的辩白，即使有，也绝不会同情我们。只要我们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我们所提出的现代西方生活水准，对他们毫无意义，这里毕竟是中国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倾向”，辛顿警告。他证实“人们提到过去，没有不哭泣的。”62 黄氏进而认同： 虽然也许过于夸张，但中国内陆土地剥削到锱铢必较的地步，的确类似某种形式的食人族。遇到天然灾害时，邻居和亲戚彼此反目，输家及其子女只有灭亡一途。即使当年我在上海放松自己时，也从杂志上了解不少悲惨的处境。如果这样还不够，我到美国后对费孝通教授的论调也很熟悉，他说，如果可耕地的面积不够，必须在地主和农田劳工之间做选择，只好选择后者，牺牲前者。还有马丁·杨博士对位于中国东岸的农村故乡提出建议，他预测，为更合理运用农业用地而进行改造，即使是采取私有制，都无法不诉诸暴力而达成。面临如此的处境，我们也许终于可以看到革命分子的观点，他们采取的是最后手段。现有文明正在解体中。他们可以说，他们正应用社会契约的理论，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为彻底清除过去的影响，每个人都必须先回到野蛮状态，然后才能谈高贵。63 在黄仁宇看来，《翻身》是李约瑟和他“在很多方面看法相同的关键因素”，其平装本的封面上有李氏推荐辞，“对象是给那些想了解中国革命的人。自从平装本问世以来，我就要求修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在翻开教科书前，要看完这本书。”64他在为大陆的公社制度辩解时说： 我敢追随李约瑟大胆断言，是因为我像他一样，在共产党占领前都曾经在无数的村落中进进出出。我们知道什么是土地的分割，也亲眼看过灌溉系统。就算没有，还有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主题进行的一大堆研究，如果还不够，还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65 完整了解黄的经历、阅读及思考的人，不难发现这番话似曾相识，甚至可以指出它少了什么和多了什么。 五、“关系千万重” 对黄仁宇来讲，李约瑟的实质影响在于：“他在一九六八年（案实为1967年）写信给我，要我帮他的忙，研究中国社会条件如何支持科技发展，特别注重经济方面，慢慢就变成我自己研究资本主义与中国的关系。”66这导致黄以西方为参照系，尝试将中国历史纳入“现代化”轨道，直至晚年著成《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67然而，他在1980年被解除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职，上距取得博士学位仅十六年。他同年动笔、讫1983年定稿的《黄河青山》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个人的思想总结，就他后来的各种表述往往不出其范围而言，更是如此。68换句话说，他的“大历史观”已告完成，余下的只是有些絮烦的论证与宣扬了。也正从这时开始，他频繁往来港台、大陆，受众由美国人转变为中国人。 不过，在90年代后期，黄仁宇在谈话和文章里突出了一个语汇--“关系”，以至于他生前最后一本文集便命名为“关系千万重”。此书《自序》称：“这本集子收录了十多篇我近年在各刊物已发表或写好待发表的文字。……最初写稿的时候并无通盘计划。现在看来，则各篇无不涉及历史的场面与层次。”但作者借助“关系”将它们在世界史的范围内整合起来，尽管不乏牵强之处： 去年（1997）11月我承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莫昭平小姐之邀，来台北发表过一场演讲，讲题即是本书开首第一篇的《关系》。大意是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一般不外发挥以下三种关系：生死关系、金钱关系和性关系。这三种关系也经过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详细分析。今日的局势则是三者都在通过重要的修订或改变。主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来临，实际则是因为交通通信的发达，所有的国家都要将旧日的农业体制改造为商业体制。……要确实照做，则务必发动所有的人，上自思想信仰，下迄衣食住行，无不需要改造或调整。换言之，人类的各种关系，很少能够原封不动。……再说一次吧，从农到商，不仅在增进各种关系，而是要将组成关系的原则一并更新。……这是一本随笔，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也渗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成分；不过和作者所著其他书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今日各种关系丛集，有令人无法抽身之感。69 事实上，与其说“关系”是“大历史”始终关注的对象，不如说它就是构建“大历史”的一个基本维度；黄仁宇因而提出：“农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多元。这种改变，通常以战争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完成。”70“中国在二十世纪曾面临而现在尚在面临一种人类最大的革命，亦即全面改变人与人的关系。”71值得留意的是，《关系》一文用来探究“关系”的是“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其核心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72 强调历史人物“好像以本人意志做主行事，其实则受环境及个别性格支配，又实系天命。于是茫茫之中，另有主宰。”73可见晚年的黄仁宇向文学回归，史学、文学打成一片，终究以“命运”为最高和最后的解释。74 在《关系千万重》里，发表于1998年的《母亲》是一篇结晶式的作品：交织的时空，断续的回忆，沧海桑田的感慨，“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75的呜咽，所有这些都置诸“大历史”的观照下。更难能可贵的是，黄仁宇披露了自己的“阶级出身”，76并将其转化成历史认知的资源： 在我父母亲那一代的过程中，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已被冲破。自沿海商埠至内地口岸，一套新兴的产品从煤油、电影、新式文具到罐头食品及现代医药如潮的输入，而内地仍只有最基本的农产，而仍只有拖泥带水的生产方式。去城市愈远，谷价也愈不能调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当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后，外婆继续勤俭治家，但是越是积攒，家中人口愈多而愈穷。……外婆在世最后数年间只有大豆下饭，我妈妈想着就流泪。大舅最后一次来访，妈妈给他的乃是父亲戴过的一顶旧毡帽。 我们乡居的时候，每年收租三百石，俨为当地大地主之一。……居城（案指长沙）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于是变卖田产。从此我家稻米收入每年只百余石，为以前的一半。长沙的“机器碾米”每石九至十元。长沙东乡的稻米则每石只卖得二元。每年秋收妈妈坐独轮车往乡下粜谷，付税之外所得二百余元，只足供家用之一小部分。卖田的一千五百余元，存入一家米行，凭存折支取。77 对佃农的处境，他也如实说明： 我们家中经过收束后的田土，分作两处。一处出租谷一百二十余石，租与一家熊姓数弟兄，他们尚拥有自己的地产，可算富农。另一块与我们的家屋贴邻，只出租谷二十八石，租与王七爷。……王家子女多。他们按照东佃各半的安排，每年也得谷约二十八石。虽说他在正稻季节之外也种了一些杂粮，又在侧面空地种了些红薯、花生以及蔬菜，到底收入短少，有经常濒于饥饿线上的姿态。自我记忆之所及，王七爷经常生活于忧患之中。他的儿子女儿夭折，耕牛倒死……重见迭出。最后他来长沙城里到我家央求本年减租，夜宿我家。第二天返家，死在路上茶馆里，可能因为中暑。我家一直以为我们对王家佃农，相当仁厚。……要是根据日后土改工作者的词语，我家已剥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爷还在被剥削至尽头身故。……我们虽没有将王七一家当作奴隶看待，但是他们就业没有选择，佃农身份有同遗传，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敌入侵得不到适当的保护（案指王七年仅十五岁的儿子遭日军劈杀），已较奴隶的身份有过无不及。78 作为因土改失去动产、不动产的家庭的一员，黄仁宇仍认为：“假使没有以后的土地改革，则日后很多新兴事业不能动手。”并进而说： 即在当日内战期间，我们站在政府军的立场，也并不即是反对一切的改革，而是希望中国能统一，获得外援能将经济成效由工商业而泽润于农业，由滨海而及于内地，以缓和改造期间的痛苦。局势的发展既已证明此种奢望成为梦想，农村问题已迫不及待，并且取消地主所有，犹且不足，仍要土地国有，集体经营；集体经营不足，还要承包到户；所有行动都不可逆转，这样看来，全盘发展可以算作卢梭及黑格尔所说“公众之志愿”，至此我们也只能接受历史之仲裁了。79 回想起来，当年他所以投考中央军校，未必不是阶级意识决定的；他后来把韩丁《翻身》叙述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投入土改“大熔炉”时“所进行的自我探索”，称为全书“最动人之处”，80无疑也有切身之感。--然而星移物换，他终于把自己融化在“大历史”的洪流中了。81 黄仁宇2000年1月逝世于美国，次年《黄河青山》中译本出版，为了解作者晚期的思想历程，提供了一个先发而后至的特殊文本。 六、余论 西方史学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在后者本来就需要一个消化过程，然而，一方面该过程远未完成，另一方面，对新史学极具价值的传统社会却分崩离析、消亡殆尽了。或许可以这样打比方：幽暗的房间突然被外来灯光照亮，原先居住者震惊地发现，房间里竟满是尘土、污秽，就连建筑本身也已腐朽而倾危。于是，即使有人想到该借助光亮认清房间的全貌，却阻止不了另一些人迅即行动起来，不仅扫除垃圾，更把屋子推倒重建。诚然，被发现本身便意味着被改变，但毕竟还不是被破除；问题在于，改弦更张俨有不容置疑的现实合理性，被发现必须导致被破除。职此之故，在转型的中国史学的视野里，“旧社会”于“一息尚存”之时成为盲点，在“九原难作”之后成为回忆。研究者很少有机会冷静地实施观察，遑论多数研究者同时就是行动者。 事实证明，黄仁宇是唯一成功往还于“旧社会”与“新史学”之间的学者，而帮助他实现衔接的恰恰是错位的路径。他是“旧社会”的亲历者，“既可以说对农村市镇有过亲身切眼的观察，也可以说是向千百个大小人物提出过访问”，82离开大陆、台湾使之跳出意识形态僵化对立的氛围，借助美国及欧洲相对自由的学术条件，释放并解析储存已久的信息，直至不拘泥左、右派系，形成“大历史”的构想。“我的前半生有了从前面与下层观察事实演化的机会；”他如是概括说，“我的后半生志在事后阐释此中情节。”83 黄仁宇主要的学术影响体现在明代财政研究领域，但从他一再强调“研究中国现代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可以追根究底的追究到明朝去”，84可觇其真正关怀所在。对20世纪中国史，他的确留下了富有启发性的论断，如评价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最具体的成果就是，在其鼓动下，无数年轻的男女成为政治活跃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旧的国民党也重新充满活力。一九二六年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属于这两大敌对政党，核心则是武装部队。他们两度结盟，再两度拆伙，最后终结于四年的内战。即使如此复杂，整个过程可以被形容成：在没有议会制度的情况下，五四运动要求开庭时，双方进行延长的武装辩论。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