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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与古希腊多神信仰的同一性 酒神与傩神具有同样的发生机制，它们都源于人类对于自身与宇宙的疑问与困惑，以及人类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战胜这些疑问与困惑的努力。酒神与傩神是两个民族对神的指代性称谓，这一称谓随着现实社会历史的演变与民族现实生存环境的改变具有不同的形态，从而构成各具特色的神话与传说，然就其发生机制与内在本质以及整体的历史演变而言，差异性只是表象，同一性才是根本，这就是以生命战胜死亡、以胜利战胜灾难与危险的“魔力”。不管形象、行为、称谓千变万化，神都源于人类共同的生存梦想与渴望，源于生命本能的要求，用“人类”一词表达中国与古希腊多神信仰的根基与源头一点也不过分。神的产生是全人类、跨地域、跨民族、跨国界的，因此，我们才能在古希腊和中国这两个相隔甚远的民族看到神的内在一致，并通过两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互释互证。 人创造了神，神是人的反映，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所有过程都通过神体现出来。神话中人格化神取代自然神、男性神取代女性神的历史演变是人类现实存在处境的折射，前者体现了人类整体与自然的分离，后者体现了个体存在与集体存在的分离。神的性别、形象、行为都隐含着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自然神是自然生命力的象征，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集体性存在的体现，只是在人与自然逐渐脱离之时，生命力的象征体才被赋予人类生命力再生的体现者--女性，当人与人发生分离，生命力的象征体又被赋予了个体生命力强大的体现者--男性，所谓的“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女权社会”与“男权社会”，实际上只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观念折射，正如《大母神》所言，“母权意识主要基于人与其环境的‘神秘参与’，在母权意识中，人的心理与外在世界尚未分化，正是这种母权意识形成了人格中巫术一占卜能力的基础。” 关于中国民间神的来源，丁山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古代也是多神教，神的发现实由于草木春生秋凋与人的生老病死，古代人不明“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疑惑有神灵暗中主持，所以发生穰祈的祭典。中国古代也有崇拜图腾，图腾在后来演变成为民族的始祖，如夏后氏祖禹，商人祖夔，周人祖稷等，都是取名于动植物之神。 中国人正是从自然出发，通过自然象征鬼的灾害性力量与神的保护性力量，由此，早期中国人的鬼观念具体化为自然界的各种灾害，后期则具体化为人格化神。在自然神阶段，神为风雨雷电山川草木，同时也为鸟蛇虫鱼熊罴虎豹。当自然神与动物神为人格化神取代，神就演变为人格化神；当人格化神为历史中真实的人代替，关公、包公等英雄性神大量出现，这与古希腊神从自然神到人格化神再到英雄神的演变历程完全相同。 丁山先生指出，姜螈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到了农业时代变为谷神，后稷正相当于希腊神话的谷神，可见中国原始宗教也曾经过“地母”大神的阶段，然后分化出来谷神以完成社稷一体的祀典。孙作云先生根据涂山氏化石生启、禹生于石、女娲炼石补天、巫山神女石这四个神话都为女人、都为各民族先妣、都曾与男人发生恋爱、都有生子的传说、都有化石的传说等诸多相同之处，认为各民族的先妣即高襟神，高襟祭祀是各时代各地域通用的祀典。④如果我们弄清楚早期仪式是人们企图以再生战胜死亡，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西方原始的神皆为丰产女神。的确，姜嫄、女娲、高禖等中国原始女神正类似于古希腊的地母崇拜。中国最早的姓氏多与“女”有关，如姜、姬等，古希腊神话中的母子同体现象在中国则通过文字体现。同样，中国的女性神后来为男性神代替，男性神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大神，取代了女娲炼石补天，女性的神姜螈的权威为儿子后稷或神农替代。 我们看到，从地母神分化为天神与地祗，天神体现为夫妇形象、地祗亦体现为男女对立，并最终过渡为人神与人鬼的对立，这乃是中国与古希腊多神信仰的一致衍生轨迹。女性无论是在天神、地祗还是人鬼中，都处于附属、陪衬、甚至对立的地位，地祗与人鬼中的女性不仅在身份、地位上低于男性，而且在形象上也都被贬低、丑化、恶化。古希腊诸神与中国诸神在源头与演变过程上同样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在奥林波斯神与中国民间神体系中，男性神占有压倒多数的优势，女性神不仅数量少，而且在许多方面带有有意混淆性别的色彩，如雅典娜、阿尔忒弥斯等没有母亲，没有正常的出生过程男性神与女性神的对立从根本上说是男性的独立性与女性的再生性的对立，是个体性存在与集体性存在的对立。 不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神的演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于人自身的改变。中国与古希腊一样，都经历了从氏族社会到家族社会与城邦社会的社会结构演变，中国人和古希腊人一样，也都经历了人与自然合一，人与自然分离，人与人分离的演变过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结构转变中，神的形象相应地从自然神演变为动植物神以至人格化神。随着人与自然的分化，人首先区分出男女性别的不同，这样就有了男性神与女性神，在以家族制为结构的早期社会中，父母与子女、祖先与后代的关系成为区分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尺度，这样就有了家族神；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高下、等级、身份与地位的对立越来越复杂，神与神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自然界的动物与植物也发生了分化，动物被明显贬低，而植物则被抬高，显然，植物的被抬高是由于其静态特征以及有利于维护现实秩序与人类生存的一面，而动物的被贬低则是由于其动态特征以及其危及于人的现实秩序与安全。 不仅人与自然、动物与植物成为对立面，动物与植物群中的具体物象之间也出现了对立，并且对立的双方都发生了转换。--一切都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体现在神的形象转换与宗教仪式中，以动物为例，最初被视为最美好、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羊以及猪、牛后来成了牺牲，而最初象征着神灵权威的动物图腾蛇则被贬低成最令人嫌恶的动物。同样，最初被视为最神秘最伟大的生命之源的女性的地位一再贬低，从处女成为牺牲到母亲为家庭和社会奉献自己的一切；与此同时，她们被视为最恶毒最可怕的力量之源，在古希腊，战争因女性而起，家族仇杀也总与女性有关，女性的死更是别有一番含义，这就是上吊自杀。 由此，中国与古希腊诸神不仅在产生根源上相同，在形成过程中亦呈现出内在一致：从源头看，中国与古希腊诸神都与自然界的季节交替、与生命的死亡与再生时间联系在一起，都具有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生存体验；在发生与演变的形象上，都经历了从自然神到动植物图腾神再到女性神，然后到男性神的演变历程；在性质与功能上，都表现为由鬼变为神，由民间神分化为官方神的过程。 古希腊诸神常常出现在神话传说中，而中国诸神多散落于民间戏剧与仪式中，只有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观照，中国与古希腊诸神才能互释互证、呈现出内在同一性。把握中国与古希腊多神信仰的关键在于梳理出两个神话体系中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大神”，梳理“大神”的突破口则为戏剧，通过戏剧回溯神话，才能发现古希腊“大神”为酒神、中国“大神”为傩神，进而发现中国与古希腊神话在内在形成机制与外在构成方式的同一性。古希腊丰富的神话传说能为理解中国民间诸神提供有益的启示，而中国民间诸神也能为理解古希腊诸神提供有益的启示，这样的双向启示对于研究世界宗教与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李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