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台湾蒋介石当局挑起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及其落幕，对于台湾当局而言，这是一次中途流产的大规模军事反攻。蒋介石图谋把此前十余年来的“待机反攻”，推进到对中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反攻，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动员和准备。美国政府从其远东的战略利益考量，坚持“保护”台湾的“安全”，但并不支持蒋介石当局“反攻大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和鼓励蒋介石当局进行军事冒险，并调集重兵，严阵以待，对蒋军的来犯立足于打而临之以威。在外交战线上，中国政府实行“以美制台”策略，在中美华沙谈判中对美方施加影响。在诸种因素的制约下，一场箭在弦上的大规模军事反攻行动终于在中途归于流产。
    一、“反攻复国”政策下的“待机反攻”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覆亡。退踞台湾的蒋介石当局绝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始终坚持以“反攻复国”作为它的基本政策；而“反攻大陆”则成为其念兹在兹的行动口号和目标。在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对峙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之下，台湾当局的“反攻复国”政策，适应了美国在东方围堵苏联和新中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将其远东政策的重点置于对付亚洲共产主义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威胁。这不可避免地要对台湾国民党政权加以扶持和利用。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尔后的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在西太平洋区域构建了一条环形防线，作为其安全保障。台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是这道防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美国实现其远东政策的一个战略据点。只有保住台湾于自己控制之中，美国在西太平洋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群岛这道“沿海岛屿链”才能首尾相连，构成为一体。
    维持一个反共的台湾政权，对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极为有利。而美国出于战略全局的考量，虽然并不同意，也不支持蒋介石当局全面“反攻大陆”，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准备和对大陆的“有限反攻”行动，既可振作台湾的士气和民心，又可从外部对中共政权施加压力，促使大陆内部发生变乱，这是美国政府所企求并竭力予以支持的。
    在上述的冷战格局背景下，蒋介石当局构建起“反攻复国”的政策基础和政治军事体制，而美国则向台湾当局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在美国的支援下，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蒋介石试图准备各种条件，等待适当时机，发动对大陆的军事反攻；同时不断地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小规模的骚扰性进攻和少量的中等规模的突袭性进攻。这个待机而动的反攻策略，即是所谓“待机反攻”。
    蒋介石于1950年3月在台北正式所谓复行“总统”职权，在其复职文告中， 鼓吹建设台湾复兴基地，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中国，实现“一年整训，二年反攻，……三年成功”①。同年5月16日， 蒋介石就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撤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称要集结兵力，确保台湾，立志“拯救”大陆同胞；还在书告中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复兴中华民国”的口号②。
    1951年上半年，台湾当局获得美国援助的可以武装20个师的武器装备，重新整编了2个军又6个独立师。同时，为策动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小股部队的袭扰，在福建金门岛成立“福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还在浙江大陈岛成立“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而在台湾则建立“大陆游击总指挥部”。1951年5月， 以蔡斯为首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在台北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再啬对台军经援助，从1950年6月至1957年3月，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共达20亿美元之多③。1954年8月，兰金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中建议：“将（台湾）目前拥有的625000人左右的军队至少增加50％”。他认为，“经过充分装备和训练，这支力量可以提供多达3个军，每军15万人的中国野战军到海外作战，而且还可留下1个野战军用于防御。”④
    在这期间，蒋介石逐步确立“反共复国”的方针和政策。1952年10月，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七全大会”，通过了蒋介石炮制的“反共抗俄基本论”，正式将“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确定为台湾当局的基本“国策”和基本任务。1953年1月，蒋介石声称要加紧“完成反共复国”的准备，并强调在台湾贯彻“军事第一、反攻第一”的方针。1957年10月，国民党的“八全大会”又制定了“反共复国”的总方略。这次大会宣称，“及早完成反共复国之大业，实为本党惟一任务。”⑤ 规定国民党在现阶段的行动纲领，就是“发挥组织作用，运用各种力量”，对大陆实施“党政军联合作战”，以“达成反共复国的总目标”⑥。台湾当局加紧编练军队，自1953年2月开始了系统的后备兵员的训练，在两年内首先完成第一批共11万名青年的基础项目训练，其中有16000名编入了正规部队。台湾陆军至此已编成21个正规师和9个后备步兵师⑦。空军到1956年底“5个喷气式作战机大队，2个常规运输机大队以及1个喷气式侦察机中队，都将配备就绪并能全部投入活动。”海军方面，美国“除给了若干布雷舰以外，还给了3艘本森级的驱逐舰，使它的实力提高到拥有73艘战斗舰艇和37艘其他船只。”⑧ 美国驻台“大使”兰金不无得意地写道：“到1957年，自由中国在自由世界中，拥有着最均衡的而且是亚洲第二个最大的军事编制。”⑨
    然而，尽管在整个50年代，在美国的援助和国民党当局自身的努力下，台湾的经济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也有较大的提升，但台海两岸的综合战力对比依然非常悬殊，而且大陆在各方面的优势地位迅速增强，为台湾所望尘莫及。1954年至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和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蒋介石当局的军事力量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自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以空、海、 陆联合进攻一举攻占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蒋军随即撤守大陈岛以后，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外的所谓“外岛”，只保持福建沿海的金门和马祖几个岛屿。面对这个形势，如果没有美国军事力量的直接介入，蒋介石贸然对大陆发动大规模反攻，不仅绝无取胜可能，而且还会危及台澎本岛的安全。然而美国自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不同意、不支持蒋介石当局反攻大陆。显然，蒋介石决不会冒险犯难，孤注一掷。1953年2月12日，蒋介石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阁下之武装部队对全面反攻已否有准备”时说：“现在武装部队的准备还没有到全面反攻的程度。我们对大陆（反攻）……自不能等待到准备十分完成的时候，但只言相当准备的程度，也还需要若干的时间才行。”⑩ 蒋承认其军事力量尚不足以发动大规模反攻，但也强调一旦准备充分将会发动进攻。
    “待机反攻”的策略，就是企图由保卫台湾、建设台湾，进行反攻准备，进而选择适当时机，策进“反攻大陆”。国民党于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全大会”关于“反共复国”的政策方案，明确地体现了“待机反攻”的策略。它首先认定：“台湾是反攻复国的基地，所以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乃是我们第一要紧的任务。”（11） 对于大陆，它强调一方面仍要“潜伏发展”，深入大陆民众内部，深入中共党政内部，“以巩固和扩大大陆革命的基础”，另一方面，才是“要时时把握和利用机会，展开革命的行动。”对于“反攻”问题，它强调“反攻复国”要“内外配合”，即要“配合国内外形势”，“团结海内外一切反共非共力量”（12），“使军事反攻更获得顺利进行，有早获胜利之确切保证。”（13） 国民党“八大”提出在军事方面的6项任务，“一、继续促进大陆革命活动，策应军事反攻；二、 加紧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效能；三、提高军人待遇，改善军队生活，加强社会敬军风气；四、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五、扩大军事学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六、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14） 显然，这一切都是“待机反攻”在军事方面的要求。在台湾当局看来，这是在“待机”状态下，为而后的“反攻”所作的军事上的必要准备。
    二、从“有限反攻”到大规模“军事反攻”
    “待机反攻”对于蒋介石当局而言，具有双重性质的作用和目的。在一方面，蒋介石确是在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力图一步步地走向发动“军事反攻”，以实现其梦寐以求的重返大陆、恢复统治的目的。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以后，由于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一度很少在公开场合鼓吹“反攻大陆”的计划和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事实上，蒋介石始终特别重视利用美援加强建军，而且军事建设的目标绝不限于保卫台澎。其时，蒋介石指示“国防部长”俞大维与美国进行2个防卫合作计划， 一个是防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乐成计划”（Rochester Plan），一个是对抗解放军攻击金门、马祖的“阿莱斯计划”（Aries Plan）。此外，另有一个“反攻大陆”的“蓝线计划”。因为美国不同意台湾当局将美援武器用于进攻大陆，蒋介石与其周围的高级将领是在秘密之中推进这后一个计划的（15）。所以，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的‘反攻大陆’的意图和打算”，年年开出不兑现的“反攻”空头支票，只不过是另有所图的一种鼓吹（16），这于事实显然并不尽相符。
    但在另一方面，蒋介石时时强调“反攻大陆”，构建“待机反攻”的态势，确实是更着眼于其现实的需求和作用。首先，它是为了维持和鼓动台湾的士气和民心。正如兰金所言，“返回大陆，将中国从共产党手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希望，没有它，福摩萨（台湾）的士气势将一蹶不振。”（17） 第二，是为蒋介石在台澎地区实行军事专政和戒严体制制造前提和根据。曾在50年代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吴国桢说过，蒋“反攻大陆”的鼓吹和举措之目的，是维护戒严体制，压制台湾民众（18）。第三，对大陆施加影响，借以鼓动大陆的反共势力和反革命活动。如蒋经国当时所言，“战胜共产党，我们并不指望把台湾的60万军队作为唯一力量。我们更指望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的大陆人民的支持。”（19） 第四，是为了在国际上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所谓“法统”地位于不坠。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不断以“反攻大陆”的姿态来促使美国提供更多的军经援助。正如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杜鲁门政府中央情报局长史密斯所说，“台湾的中国政府有此决心，正在准备，迟早要解放大陆。他们不会要求西方提供人力，所需要的只是物资和科技方面的援助，诸如供应、设备以及专家的指导等等。”（20）
    在“待机反攻”的态势下，蒋介石一方面指派少量部队对大陆进行分散的、小规模的、短时间的骚扰性攻击，另一方面则准备条件待机发起较大规模的进攻。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杜鲁门政府的“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和台湾蒋军实力的远远不足，蒋介石无法进行较具规模的军事反攻。然而朝鲜战争大大地引发了蒋介石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期待，当时国民党上层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不少人都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即将爆发，宋子文甚至断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在（1952）年内就会爆发。”（21） 顾维钧回忆说：“当时在（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其他许多领袖人物的脑海中（对于世界大战）想得很多，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过的作用那样，再次使国民政府时来运转。”（22） 蒋介石料定，新的大战一旦爆发，美国必将进攻大陆，国民党军队即可重返大陆。然而朝鲜战争并未引发世界大战，蒋介石的希望终成泡影。1953年1月， 美国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出任总统，蒋介石当局相信共和党执掌白宫和国会，将改变杜鲁门的“台海中立化”政策，“松绑台湾”，支持对大陆的军事进攻。其实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美国的战略全局估量，并不愿意被蒋介石拖入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一场大战，也无意真正要让蒋介石“松绑”，对“反攻大陆”也采取保留态度。
    但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并未改变，限于内外形势，他不敢孤注一掷发动未经美国同意和支持的对大陆的大规模进攻，而是采取了“有限战争”的策略。蒋的所谓“有限战争”，包括小规模的骚扰性进攻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对大陆沿海地带的登陆作战，但不要求美军直接参战。1956年4月正当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蒋介石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函中写道：“如果不推翻中共伪政权，共党的威胁将不能消除……自由中国必须要有早日击破铁幕的机会，一旦自由中国的军队在大陆滩头建立桥头堡，极有可能大陆民众会起来抗暴。”蒋了解美国不会同意对大陆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故而在信中表示“美国没有必要直接参与战斗”，但他要求在台湾军队于华南沿海登陆时，美国要提供运载工具（23）。同年夏天，蒋介石向访问台北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雷德福，再度说明他的“有限战争”设想。
    事实上，蒋介石的“有限战争”在50年代不断地在进行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与人民解放军争夺大陆东南沿海岛屿。1950年1月至1954年8月，蒋军累计动员兵力近13万人，先后袭击大陆沿海和若干岛屿共达42次。1952年3月，蒋方“反共救国军”在海军配合下突袭浙江沿海的白沙山岛。同年10月，金门蒋军9000余人在海、空军协同下偷袭福建沿海的南日岛。1953年7月，金门蒋军10000余人在海、空军协动下发动对福建东山岛的进攻。1955年2 月浙江沿海岛屿悉数解放后，蒋军继续固守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对大陆进行骚扰。二是对大陆进行空中和海上骚扰袭击。1950年7月至1954年10月， 蒋军飞机袭扰大陆共有1500 多批、2697架次。海军在上述期间拦截大陆各类船只470艘，绑架、残害大陆渔民1300 余人。1949年10月至1954年6月，蒋军各型飞机48架被击落，各类舰艇36 艘被击沉击伤、307艘被俘获；连同海岛争夺战和两岸炮战，蒋军被歼35万余人。 三是对大陆的炮战。1953年1月首次在金门与解放军进行炮战，至同年11月，大小金门、大担、二担诸岛都遭解放军炮击。1954年9月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又一次发生激烈炮战。1955年2月、1956年5月、1957年6月，双方海、空军分别在浙江台州列岛、 金门与厦门之间，发生多起炮战、海战和空战。尤其是1957年6月22日在金厦之间的炮战，是1955年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24）。1958年秋，在金厦前线又发生规模空前的“八二三”炮战。同时，台湾当局向金门、马祖大量增调兵力。金门驻军从1952年的3万人增加到10万人。马祖驻军从1952年的6千人增至4万人。蒋方空军也向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进行窜扰轰炸，空投特工人员。四是对大陆西南边境进行游击战。50年代初，蒋介石指派胡宗南重整其退踞缅甸境内的第三军残部，在中缅边境成立游击部队。蒋经国的特战中心然后策划了运用李弥部队进攻西南边境的计划。1951年6月，李弥率部2000余人进入云南。1952年春，蒋经国与李弥在台北谋划后，李带同700名蒋军正规部队回到缅甸，用原地残部于同年8月发动又一次进攻（25）。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蒋介石又运送数千名特种部队进入缅甸北部与原地的5000多名残部会合，开始跨越滇缅边境，进行新的试探性进攻（26）。
    尽管蒋介石的“有限反攻”屡受挫折，但他并不甘心失败，相反却在等待时机继续进行甚至扩大其“有限战争”。第二次台海危机告一段落后，“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有效遏止了中共的挑战；因此他对不久的将来光复大陆越来越乐观。”（27） 美国在这次危机期间大大地增强了对台军援，“金门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在原来已经排定的大量军援之外，美国又赶运给台湾价值35000万美元的先进大炮、飞机、坦克、两栖舰艇及其他物资。其中有最新的空对空响尾蛇导弹，使台湾空军对大陆的米格机取得决定性的优势。”（28） 这对蒋介石的反攻企图无疑是一个鼓舞。60年代初，蒋介石终于策划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反攻”，而在1962—1963年达于高潮。蒋的这次冒险行径的形成，显然与当时大陆的形势、中苏关系、美国政局以及台湾自身状况等因素有密切关联。
    美国驻台“大使”兰金此前曾断言，台湾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取决于以下条件：“自由中国发动任何重大攻势的可能性，看来将有赖于下列一个或几个条件：（1）赤色中国卷入另一个地区的大规模战争。（2）铁幕后面的严重内部弱点有所发展。（3）修改美国（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和扩大援助计划。”（29） 在蒋介石看来，现在这些条件已告成熟或正在形成。首先是他以为大陆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已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动反攻已具备内部条件。虽然在1959年以后，大陆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暂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全国军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奋斗，战胜困难，人民政权坚如磐石。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1960年元旦他信口雌黄公开宣称：“我曾经指出去年是奸匪傀儡崩溃的决定年，……我现在还要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年乃是我们反攻复国的胜利奠定年！”（30） 同年10月10日，蒋介石又声称，中共政权已陷入“对外楚歌四面，对内危机四伏，百毒齐发，鱼烂而亡之中。”他认为“大陆同胞对于反共抗暴的革命，正在不断的坚强的行动起来了。”蒋介石历来向美国示意，大陆反共势力必将起而配合他的反攻行动；而目前的形势他以为已经处于“大陆革命和台海反攻相互结合的战略形势之中。”（31）
    就国际关系而言，蒋介石也作出了于反攻有利的错误论断。他认为大陆虽然并未卷进与其他国家的大规模战争，但中苏关系破裂，中印之间的边界纠纷激化而导致双方开战等等事态的出现，无不为反攻大陆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蒋断定由于“中共与苏俄”之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 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1963年10月，蒋在“双十节”文告中首次显示，因中苏关系恶化，可以放弃“抗俄”这一提法，由“反共抗俄”改为“反共抗暴”（32）。次年4月5日，蒋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再次强调：中共与苏俄的关系“业已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应联合起来消灭中共政权，并扬言“保证苏俄不会干涉”（33）。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