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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密切注视着台海局势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动向，针对蒋介石当局妄图进犯大陆的企图，在军事、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作出及时正确的部署。中共中央军委于1962年5月向全军发出紧急指示。中共中央于同年6月10日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决不让蒋军的阴谋得逞。全军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投入紧张的战备工作。首先在全军指战员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接着掀起了群众性的杀敌练兵运动。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武器装备上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和民兵武装，也在各地中共党委领导下，开展战备和各项支前工作。《人民日报》在6月24日发表社论，揭露蒋介石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妄图窜犯大陆，警告蒋介石不要玩火自焚。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7月12 日在朝鲜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任何窜犯中国大陆，侵犯中国边疆和颠覆中国的罪恶行为，都必将继续受到严厉的回击。”并且指出：“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迟，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政府负责。”“美帝国主义应当懂得：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挑衅和进攻，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挑衅和进攻，任何侥幸心理和冒险行动，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64） 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统一部署下，在军事上进行积极准备。作战部队源源不断向福建等省东南沿海地区集结，昼夜兼程，风雨无阻。大量兵器进入阵地，严阵以待。“这次备战，仅海军参战的兵力，便有各型舰艇186艘、飞机156架。”（65） 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记载，1962年“6月份的头三周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调集了10万部队进入与台湾隔海相望的浙江省和福建省。”（66） 美国《新闻周刑》在7月9日公开披露，中共已于台海对面“集结40万军队与300架战斗机”（67）。 美国政府对台海两岸的形势和因应对策作了评估，主要的结论是应力求避免台海发生大的战争。在白宫占主要地位的意见认为，大陆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但远未达到蒋方声称的面临崩溃的态势，也没有什么可靠情报显示大陆居民会响应台湾反攻而举行“抗暴”行动。对于中国在东南沿海集结大量兵力的意图，国务院情报机关6月18日的判断，“认为中共的军事集结主要目的在吓阻台湾反攻大陆”，同时也不排除“中共也可能想藉此制造外岛危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6月20日白宫会议上断言，中国大陆缺乏必要的渡海作战的舰艇和装备，因而从厦门或其他地区发起对沿海金门马祖外岛的总攻击是不可能的。而且，美国军事和情报当局认为，台湾派出的武装队伍在大陆每每被歼的事实，说明台湾反攻作战极有可能以失利而难于收场；如果美国捲入台海事件，势必陷于与中国的长期战争，美国必须竭力避免这种前景出现。其时美国当局还认识到，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态度和可能采取的行动存在疑问，为此，美国必须确保使对手对自己的态度不产生误解，既要使中国了解美国不支持蒋介石政府反攻大陆的立场并未改变，又要使中国明白美国不会放弃台湾（68）。 于是，白宫紧急启用外交管道向中国政府“透风”，向中方亮出美方的“底牌”。6月21日，代理国务卿波尔上书肯尼迪，建议由哈里曼约见苏联驻美大使杜布宁，探询中共集结兵力的意图；并向后者透露，台湾不经美国同意不得向大陆采取攻击性行动，但美国与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中共对台湾的进击行为将很危险。波尔也建议通过英国向北京示意，并指出如果中共提及台湾“反攻大陆”问题，英国驻北京大使可以表示：“据他们了解”，美国政府无意在目前情况下支持此项攻击。6月22日，哈里曼约见杜布宁时表述了意图。白宫又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 中美华沙谈判代表卡伯特于6月27日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 向中方代表王炳南传递如下信息：美国不支持台湾对大陆进行任何进攻的尝试，同时，美国也决不会放弃台湾（69）。 中国政府在军事上进行充分准备的同时，在外交战线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根据国际和台海两岸形势，中央在外交上确定了以美制台的方针。同年5月底， 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通过华沙会谈探明美国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态度，并向对方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6月23日，王炳南主动约见卡伯特， 特意向卡伯特强烈示意：中国认为美国在蒋介石背后起作用，蒋介石的冒险行动要由美国政府来负完全责任（70）。美国同样要想把自己的立场向中方透露。“卡伯特告诉王炳南，他获授权声明‘美国政府在目前情况下，无意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反攻大陆。’‘中华民国’政府承诺，未经美国同意不得对大陆进行攻击。如果中共的军事集结属于防御性质，美国无异议”。卡伯特同时表明：“美国与中华民国有正式防卫条约，及有关防卫台湾澎湖的国会决议案。”（71） 意即美国要保护台澎不受攻占。 肯尼迪随即自己出面表态。6月27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台湾海峡地区的情势，是美国政府所严重关切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基本立场一向是：我们反对在此区域内使用武力。”“在前数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曾一再努力，谋求与中共协议共同废弃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我们继续支持此项政策。”他特别重提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杜勒斯当时所作的声明，说“我们与中华民国的条约安排说得十分明白，我们的共同期望是，将不使用武力。该项条约的整个性质是防御。”而且强调上述条约和换文具有的约束依然有效，“未获得美国的同意，（台湾）将不采取……此项（进攻大陆的）行动。”（72） 肯尼迪谈话的意图，除了抑制中国大陆外，主要在于对蒋介石当局施加压力，约束其军事行动。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频频活动，一方面向大陆显示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是为防阻蒋军对大陆采取反攻行动。 然而，蒋介石依然坚持其原定的反攻计划，要求在当年10月开始采取行动。由此，蒋与白宫之间的争执反复发生。新任美国驻台“大使”柯克7月初到任后， 便与蒋介石多次进行毫不客气的唇枪吞战。7月5日，柯克与蒋首次谈话，便咄咄逼人地对蒋指出：“中”美两国政府的关系，“受1954年条约的规范”。美国在这个地区维持兵力，“完全准备用以支持其条约义务。这项条约并没有规定我们要支持‘中华民国’反攻大陆，在人民心目中制造美国有此义务的印象，那将是错误！”此后，随着蒋自定的反攻日期将届，而美国对其反攻计划不作答复，对蒋要求提供轰炸机和登陆舰艇也毫无回应，蒋的不满情绪与日上升。9月6日，柯克与蒋的再次谈判，便爆发了罕见的激烈争执。蒋抱怨美国向中共传递信息，他说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无反攻行动，人民对他的政府的信心将会丧失，而美国向中共保证美方不帮助反攻的报导，已经在人们心中造成他的政府无法采取行动的不幸印象。柯克强调“条约规定”的约束不允许改动。但蒋介石甚至提出因为时势已经不同，1954年的条约是否还适用的问题；他认为“条约”束缚了其政府的手脚，有助于敌人，而非有助盟国。对此，柯克带着几份责问、几份嘲弄的口吻，指着蒋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总统是否建议废除条约，因此也愿意停止美国的军事及其他援助？”（73） 9月间这次会谈陷于僵局后，蒋介石即不再与柯克见面了。 蒋介石1962年秋开始反攻大陆的计划受挫后，这次台海危机趋于退潮；但他并不死心，继续制造舆论、练兵备战，并且不断要求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同年10月28日，蒋向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一旦“时机成熟”，“将不顾盟国根据政治或其他理由的阻止”发动反攻，“国军将在大陆登陆，会合当地人民，推翻（中共）政权”（74）。1963年2月7日，蒋介石再次通过合众社放言，表示将随时准备反攻大陆，“我们将于适当时机行动。本人将统率反攻大军。”（75） 同年3月15日，蒋介石再度致书肯尼迪，老调重调，说现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分裂加深，已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反攻大陆）机会，要求美方与之进行磋商，并对他的反攻方案给予支持。肯尼迪在4月11日复函蒋介石，指出美国根据目前情势估计，不能同意他要对大陆采取的军事行动。而在差不多同时，美国外交人员却在私底下获悉，台湾当局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等高层人物都对“反攻”不抱希望，甚至提醒美方别拿蒋介石的话当真（76）。 面对大陆对岸重兵集结，美国又始终拒绝支持，台湾内部又态度不一，蒋介石于是不得不暂时收起他的大规模反攻计划。1963年9月， 蒋介石派出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作为他的代表访问美国。其目的是对白宫高层进行试探、摸底，为新的反攻计划作游说，争取军援。9月8日至11日，蒋经国先后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恩、国家安全顾问彭岱和肯尼迪等人进行会谈。这是蒋介石当局就“反攻大陆”问题与肯尼迪政府进行的一次最后交涉。 双方谈判中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点。 1、对中国大陆形势的评估问题。蒋经国一再强调，当前是中共自1949年以来最虚弱的时刻；在美国及苏联彼此关系要保持现状的局面下，台湾当局认为现在正是美国与蒋方设计一套办法以解决中国大陆问题，而不致引起大战的好时机。对此，美方不以为然。肯尼迪、彭岱都强调目前对于大陆“缺乏确切情报”，对形势难以作出确实评估。肯尼迪坚认美国还需要有更佳的情报，“对大陆情势有更详细的资讯，使我们可以确定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符合实际情况”。至于中苏关系，彭岱认为除非有一种极大的力量使中苏再度结合，否则两者的分裂将愈大。“如此巨大力量的一例便是以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对中国大陆的攻击。”他认为对中国大陆采取大规模行动而不至引起苏联干预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也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2、反攻大陆的可行性问题。蒋经国9月11日面见肯尼迪，陈述蒋介石致肯尼迪的长信，说明对大陆采取行动的理由及方案，后者却答以行动要切合实际，不能把它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希望”之上。肯尼迪言有所指的强调，攻击古巴的猪猡湾事件的最大教训就是不切实际，没有确实情报，而且以希望作为决策的基础。彭岱对于蒋的大规模行动的成功可能表示置疑，他认为，“对大陆的行动应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对中共能力的正确情报判断；第二，如此作战在政治上的效用；第三，如果失败对美国及‘中华民国’政府的危害与冲击。”（77） 他认为目前这3个因素都不能确定。 3、反攻大陆的行动计划问题。 蒋介石这时已放弃原来的即时发动对大陆大规模反攻的计划。蒋经国9月8日会见克莱恩时提出了蒋方的新计划，他告诉后者说，“蒋介石授权他告诉美方，除非中国大陆发生抗暴，否则在未来18个月他不会对大陆发动军事攻击，但他希望美国能合作及支持国民党对大陆进行秘密作战，以及扩大对大陆渗透之半军事小组行动的规模。”（78） 9月10日，蒋经国向彭岱兜售所谓促使中共政权弱化并终至崩溃的办法，并强调说问题的解决，“政治手段高于军事手段”。“关于政治手段，蒋经国的定义是政治作战、心理作战、外交行动、沿海突击及空投作战等军事行动。……海上突击与空投作战计划，要分成三个阶段，每阶段间隔6个月，从小规模到中型规模，直到大规模。”（79） 彭岱对计划并无信心，对蒋指出：过去二、三年蒋军对大陆的小规模行动未见成效，他怀疑较大规模行动会有成果。肯尼迪对蒋经国提出的计划也不作肯定的表示，一再强调美国缺乏确实、正确的情报，他回答说“无疑的，削弱中共对我们都有利，但是，我们不愿介入一项被视为对中国大陆的攻击，和可能失败的攻击。”（80） 4、打击大陆导弹和核武器基地问题。蒋经国向彭岱声称， 蒋方已经找到大陆的导弹基地与核武器设施在何处，愿意与美国合作设法予以除去。彭岱回答说，美国把此事置于很高的优先地位，将慎重研究任何可能办法。9月14日， 蒋经国与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会谈时，这一问题成为谈话的中心。双方会谈的一致处是要共同研究“打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能力”，包括对中国大陆核设施等战略目标进行破坏行动或攻击。但是美国并不轻易同意与蒋方采取这类行动，“会谈备忘录再次强调，执行这类行动，必须双方取得协议，应该‘避免有引爆世界冲击风险的行动，或者行动一旦失败，将伤害到双方共同利益的动作’”（81）。中央情报局为摧毁大陆核武器基地曾向肯尼迪提出几项可行性建议，其中包括运用台湾空投突击队，炸毁这些设施。然而在几个月后，美国政府认为大陆的核能力不大，只会产生边际的战略及政治冲击，于是蒋经国提出的计划就此被搁置。 蒋经国的这次美国之行，除了获得白宫对台湾的小规模突击行动的默认以及允诺共同研讨攻击大陆的其他可能办法外，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可谓无功而返。蒋介石当局的“反攻大陆”热也无可奈何地随之退烧。正如美国新任驻台北“大使”莱特在1963年12月19日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所说，“美国对蒋介石及在蒋经国访美时对他所作的声明，都重申美国在目前情势下反对中华国政府采取任何公开军事行动，再加上美国保证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政府，默许其小规模突击行动及研究其他可能步骤，似乎已经达到它的效果。”莱特反映：台湾当局“准备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问题，似乎已经进入长期的沉寂。”（82） 蒋介石当局不得不放弃了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行动，改而采取小股武装的骚扰性进攻，以登陆袭扰、海上袭扰、 空中窜扰等等活动攻击大陆。 小股突击活动早在1962年初就已开始，到1963年达到高潮，其后两年仍有余波。然而，蒋介石看到的结果，无论是在沿海陆上或是在海上和空中，蒋军的进攻无不遭到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的迎头痛击，而连连以失败而告终。 注释： ① 蒋介石：《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1955—1958页。 ② 蒋介石：《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载《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卷，第3329—3330页。 ③④⑦⑧⑨（17）（29） ［美］卡尔？洛斯？兰金：《出使中国》（中译本书名《兰金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4页、第201页、第268页、第275页、第276页、第177页、第197页。 ⑤⑥（11）（12）（13）（14）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7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140页、第145页、第173页、第184页、第156页、第145页。 ⑩ 蒋介石：《答合众社记者问》（1953年2月12日），载台湾《中央日报》1953年2月14日。 （15） 李永平：《俞大维传》，载台北《台湾日报》社1992年版，第188—191页。 （16） 曾锐生：《一九五○年代蒋中正先生反攻大陆政策》，载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9期，1995年12月。 （18） 杨碧川：《蒋介石的影子兵团：白团物语》，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19） 蒋经国：《在华府答记者问》（1953年10月11日）， 载《顾维钧回忆录》第10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2页。 （20）（21）（22） 《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0页、第338页、第367页。 （23）“Letter, From President Ching Kai-Shek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April 16, 1956”， P. 347, in FR,1955—1957,Vol.3. （24） 黄修荣：《国共关系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页。 （25）（26）（28）（34）（37）（38）（48）（59）（61）（62）（76）（81） ［美］陶涵（Jay Taylor）：《蒋经国传》，林添贵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225页、第284—285页、第265页、第285页、第284页、第285页、第289页、第278页、第288页、第288页、第290页、292页。 （27） 蒋介石：《‘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载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3449页。 （30） 蒋介石：《‘中华民国’四十九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载龚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47页。 （31） 蒋介石：《‘中华民国’四十九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3卷，第265页。 （32） 蒋介石：《‘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4卷，第21—26页。 （33） 蒋介石：《匪帮终极目标是击败美国》，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9卷，第250—253页。 （35） 张春英主编：《海峡两岸关系史》第3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页。 （36）（39）（43）（44）（45）（46）（47）（53）（56）（57）（58）（63）（71）（73）（77）（78）（79）（80）（82） 王景弘：《采访历史：从华府档案看台湾》，台北远流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第206页、第232页、第232页、第198页、第259页、第263页、第197页、第199页、第201页、第202页、第203页、第208页、第213页、第259页、第257页、第258页、第263页、第221页。 （40） 杜勒斯、叶公超：《换文》（1954年12月10日），载《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97—599页。 （41）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2日），载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318页。 （42） 转引郑永平：《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载资中筠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49） 《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80—284页。 （50）（51） ［美］切斯特？鲍尔斯：《鲍尔斯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0—155页。 （52） Facts On File, Vol XXII,pp,349. （54） 台湾《中华日报》，1962年3月16日。 （55）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载台湾《中华日报》社1980年版，第222页。 （60） 《王世述日记》（手稿本第7册），1962年7月2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7页。 （64）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出席朝鲜驻华大使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宴会上讲话》，载《解放日报》1962年7月12日。 （65） 李立：《石一寰将军亲历三次“台海危机”》，载《目击台海风云》， 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66） ［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6页。 （67） 美国《新闻周刊》1962年7月9日，第28页。 （68）（69）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p318—319, Doubleday Company, Jac.1967 New York. （70）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7—89页。 （72） 美国《纽约时报》，1962年6月28日。 （74） 蒋介石：《拯救大陆人民符合正义人道原则》，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9卷，第205页。 （75） 蒋介石：《西方国家应从速行动》，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9卷，第220—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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