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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台关系而言，蒋介石对于新上台的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对台海两岸未来政策之走向深感疑惧，他以为只有在台海造势，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行动，才能拖住美国，阻挡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共政府的政策。进入60年代，台湾当局与美国之间的“蜜月”关系结束了。肯尼迪入主白宫后，虽然仍声称坚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之三原则，但却在悄悄地跨开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肯尼迪公开表示：为了防卫金门、马祖而被蒋介石拖入一场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战争是不明智的。蒋介石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而在肯尼迪政府之内，确实也正在构思“两个中国”的政策，此事也令台湾当局深感不安。蒋介石之所以在肯尼迪政府上台伊始，大肆号召和部署反攻大陆，旨在制造新的台海危机，牢牢拖住和“激将”美国，使美方继续支持其“反共复国”的立场。而且，他很自信的预期：“一旦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任何地方建立桥头堡，美国人一定就会提供一切必要援助。”（34） 于是，台湾当局走上了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反攻”之路。首先是设立指导反攻的决策机构。1962年初，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国民党“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共行动委员会”）在台北成立，成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其次是实行兵员、物资、运输以及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动员。同年3月下达“征兵动员令”， 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动员青年入伍，并宣布原定退伍的军人一律无限期延长服役期限。为适应战时运输的需要，下令各种轮船、渔船、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还储备大批武器、弹药和医护用品。在国民党中央政工干校中开办“战地政务班”，为“收复大陆地区”准备政工干部。还设立了“战地政务局”，准备在登陆大陆后建立所谓“临时政权”。同时在台澎地区居民中进行“反攻”的政治动员。第三是策划和实施战时经济动员。台湾“行政院”设立“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立法院”在1962年4月27日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条例》，为“反攻”筹集经费。该条例规定，临时特捐征税金额为：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费的30％。据统计，从1962年5月1日开征，至1963年5月16 日“行政院”宣布停征“国防临时特别捐”，共征收了6000多万美元（35）。 蒋介石谋划的“军事反攻”作战，采取的是大陆“敌后”游击战争与台湾海峡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即在一方面以空投或边境渗入的方法，向大陆分批投入特种部队，建立游击战基地，进而与内地反共势力相结合，策动暴乱，颠覆中共地方政权，占领若干地区，待机配合正规部队的两栖作战；在另一方面，待一旦时机成熟则出动空军掩护海军舰队，运载地面部队，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发动进攻，力争先行攻占若干个地区。 还在1960年6月艾森豪威尔访问台北时， 蒋介石提出在大陆边境若干地区开辟游击基地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美国提供空运飞机和电讯设备。“蒋介石的行动计划，主要是以200人至300人一组的特种部队，投入四川、贵州、云南及西康4个省份的目标区。这些半军事小组将在目标区建立游击队力量，并向外扩散发展。”（36） 1961年初，蒋介石指示主管特种部队的蒋经国， 秘密规划突袭大陆的行动方案。“参谋总长彭孟缉提出两套‘剧本’：一是由缅甸‘反攻’过去，一是直接跨越台湾海峡进攻。蒋介石比较偏向于由缅甸出兵的方案。”（37） 然而，过了不足半年，到同年6月蒋介石又看重了跨越台海的两栖作战反攻计划。 其时蒋经国告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台北将在8月1日开始动员，定于1962年1月或2月发动作战。”（38） 1962年5月， 蒋介石当局把业经制定的“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提交美国方面，由中央情报局报告白宫当局。“这套计划的第一阶段是通过各种规模的空降及海上登陆突袭，对福建及广东沿海地区目标进行攻击，以引起大陆人民抗暴起义；第二阶段要在若干重点登陆，进行传统作战，并为扩展大陆人民反抗运动建立基础；第三阶段由‘中华民国’军队深入福建及广东作战。”（39） 在这前后，蒋美双方就反攻大陆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谈判与交涉。 三、美台之间关于“反攻大陆”的谈判与交涉 蒋介石当局策划和准备对大陆的“军事反攻”，几乎主要的计划和行动都与美国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始终为寻求美国对反攻的支持而不遗余力。这不但是因为在“反攻大陆”问题上，台湾当局对美国负有条约上的义务，受到双边条约的约束。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并于12月10日由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以双方“换文”方式对于使用武力的范围作出补充规定。双方“换文”确认：“凡由两缔约国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所产生之军事单位，未经共同协议，不得将其调离第六条所述各领土，至足以实际减低此等领土可能保卫之程度。”（40） 而按“共同防御条约”，所谓“第六条所述各领土”，“对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41）。根据此项规定，蒋介石政府对台湾、澎湖以外地区使用武力（如反攻大陆），源于事先与美国政府达成“共同协议”，也就是说未经双方“共同协议”，台湾当局不得自行采取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显而易见，蒋介石要对大陆发动“军事反攻”，不能不取得美国的同意和支持。同时，在军事实力上，蒋介石军队如无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不仅无力举行较大规模的反攻，更绝无取胜的可能。除了5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的军经援助以外，蒋军计划中的反攻作战，就要求美方直接提供陆、海、空军多方面的支援，包括足够的用于运载空投作战部队的运输机和降落器具，大型轰炸机，输送登陆部队的运输舰和登陆艇，各类火炮和弹药，坦克和汽车，各类电讯通讯器材，各型常规作战的武器装备。此外，蒋介石还要求美方在反攻战争开始后为台方提供海上护航和空中护航，以抑制中共的海军和空军。蒋介石虽然并未向美国提出美军直接参战的要求，但是他的企图是在战争一旦打响后，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持久，一步步把美国拉进对大陆的一场大战。对于蒋介石的此种谋算，美国当局其实也是知晓的。 美国政府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入主白宫，尽管对于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有些不同，但其基本点却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美国“保护台湾不受中共的攻击”，同时，美国“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且坚守台湾的反攻必须事先与美方“共同协议”、取得美国同意的立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主要是出于以下各方面的考量。 1、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言，它的战略重点显然是置于欧洲， 着重于围堵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绝不愿意在亚洲大陆与中国打一场大仗。用艾森豪威尔1954年9月12日的话来说，“如果要打全面战争的话，他宁愿是与苏联而不是与中国打。”（42） 如果美国同意和支援台湾当局进行大规模“军事反攻”，不可避免地将把美国捲入以新中国的一场大战，这是美国政府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而且，从军事上说，美国当局也认识到除非动用核武器，依靠常规战争与中国大陆作战，美军并无获胜的把握，这已为朝鲜战争所初步证明。“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与中共作战的前景极度谨慎，全力要避免，因为他认为与中共开战，便是使用核子武器的全面战争。他甚至说，如果有人认为可以不使用核子武器而与中共开战，这种人应该离开他的安全事务幕僚职务。”（43） 还在1959年9月的国家安全会议召开时， 艾森豪威尔就拟定了一项指令：“除非经总统批准，美国不同意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上共党中国的攻击性行动。”（44） 肯尼迪承袭其前任的政策，一再拒绝蒋介石想把美国拉入与中国大陆之间一场大战的任何企图和动作。 2、美国政府经过慎实研究，断定蒋军反攻大陆绝无取胜可能。 如果台湾贸然发动进攻，其部队将会被大量歼灭，不仅金门、马祖外岛会随之丧失，甚至台湾、澎湖也可能遭到攻击而陷入危境。不言而喻，美国不会同意和支持这种“危险的反攻”。1962年3月28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台湾当局提出的先行派遣特种部队在大陆建立游击基地的计划，作出明确的否定结论：“即使台湾的特种部队在大陆建立据点，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很短时期内会被消灭”（45）。1963年9 月蒋经国访美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彭岱当面对蒋方的反攻计划大泼冷水，说“过去二、三年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的小规模行动，未见成就，他怀疑大规模行动会有成果。”（46） 肯尼迪在稍后与蒋经国的谈话中告诉后者：“无疑的，削弱中共对我们都有利，但是，我们不愿介入一项被视为对中国的攻击，和可能失败的攻击。”（47） 而在此前，美国驻台大使、海军上将柯克1962年7月与蒋介石面谈时， 已明确地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柯克的意见是，没有美国大规模的海、空、后勤支援，蒋介石的计划肯定要失败。他说，“美国不能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也不会暗助台湾跨海进攻大陆。”（48） 3、肯尼迪政府上台前后，美国正在酝酿并开始调整对台海两岸的政策， 而要求蒋介石政府放弃“反攻大陆”则是其中一个重要之点。50年代末60年初，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中苏分歧的出现和美国政局的变化，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求重新评估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中国政策的呼声，而以斯卡拉宾诺等人的《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报告》（康伦报告）和鲍尔斯发表于《外交季刊》上的《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最具权威性。1959年9月正式提交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康伦报告”， 在对华政策方面提出调整、改善与人民中国关系的设计。其中包括中国进入联合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认“台湾共和国”，允许其参加联大；美国继续履行对台湾和澎湖的现存条约义务；台湾军队撤出沿海岛屿；劝说国民党政府放弃以武力重返大陆的想法，美国保证防卫台澎等等。“康伦报告”明确提出了“一中一台”的政策构想，首次公开明白地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反攻大陆”（49）。1960年4月， 美国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兼肯尼迪的外交顾问鲍尔斯发表的《重新考虑中国问题》，公开主张美国对北京和台北的关系都应重新予以评价。他要求鼓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中立化”，主张美国提供一切力量，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的同时，向中国表明“我们在台湾的军事设置，目的不在鼓励国民党反攻大陆。”（50） 肯尼迪对鲍尔斯的文章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51），而且在同年10月7日的总统竞选电视辨论中明确表示， 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是应该划出一条清楚的防线，而金门、马祖对于防守台湾并非必不可缺。他主张美国的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52）。显然，肯尼迪及其身边的鲍尔斯等一批智囊人物，都是不赞成台湾“反攻大陆”的。 肯尼迪的“金马撒军”论和“一中一台”论可谓蒋介石“反攻大陆”之异数，他上台后对大规模“军事反攻”始终不加认同、不予支持，只是同意进行小股部队的试探性攻击。当第三次“台海危机”出现，蒋介石跃跃欲试、举兵待发之时，肯尼迪政府竭力加以约束，但又担心蒋一意孤行，拖美国下水，因而不采取断然拒绝的办法，而是用拖延的策略打消蒋的大规模反攻计划。于是，美台之间在不同层级上的谈判和交涉一次次登场。 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奉命赴台，肯尼迪于1962年3月9日发出一份“训令”，指示他与蒋介石讨论“反攻大陆”问题必须遵行3项原则：“第一，美国认定一切涉及反攻的讨论，均受1954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叶公超换文的约束。第二，美国相信台北所建议的新行动，在情报及作战计划上都需要慎重研究。第三，对台北所要求美国支持其对大陆进行每次200人以上空降突击作战，必须等待进一步研究。”（53） 3月14日，哈里曼与蒋介石会谈时反复提醒说，双方对将采取（攻击大陆）的行动，“不但要磋商，而且需要双方同意。”蒋介石虽然表示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他不会轻举妄动，而且在采取行动前会与美方进行磋商；但他要挟对方，告诉哈里曼：他并不是没有耐心的人，但台湾军民已经失去耐心，除非采取行动，他可能失去控制，事情会变得非计划所料。哈里曼离台时，记者提出台湾有人要求修改“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给予反攻大陆的行动自由，他带着几分嘲弄的口气说“关于这个问题，你可请教你们的总统。”（54） 正如台湾一位学者所言，“哈里曼对我国光复大陆的神圣使命未涉一字一词，其出言之谨慎与机智反映出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蜕变。”（55） 美国驻台北“大使”馆随即对反攻的形势作出评估。该馆代办高立夫3月30 日向国务院的报告称：台湾“认真的反攻大陆准备工作正继续进行，但没有迹象显示其对大陆行动的时机，目前台北官方想法是今年初秋最可能的，但尚无决定。”高立夫提出如下建议：“美国避免给台北（反攻）以鼓励，但也要避免断然拒绝其建议及目标，以免台北采取片面行动。”（56） 白宫在3月31日召开高层会议，商议台湾“反攻大陆”有关问题， 肯尼迪和国务卿腊斯克、国家安全顾问彭岱、中央情报局台北站长克莱恩、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等人出席。腊斯克一开始即表示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不会成功”，而是在“胡扯”。哈里曼建议对蒋采取拖延策略，跟台北虚应故事。肯尼迪除了答应提供2架C—123运输机和代训机员，在10月情报检查会议后考虑使用该飞机以外，表示不再作其他承诺。而且他指示克莱恩取得台北不再公开讨论反攻大陆的承诺。肯尼迪的安全顾问彭岱在白宫会议的当天，向克莱恩发出美国政府处理“反攻大陆”问题的“备忘录”，指定后者以该文件为依据，向台北当局表明美国政府的立场。这可以说是肯尼迪政府向蒋介石亮出了这个问题的底线。其内容有7项要点：“第一，美国对大陆上任何可能使中国人民重获自由的发展都将感满意；第二，美国现在没有具体证据可证明台北最近与哈里曼所谈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可行性；第三，双方共同进一步调查大陆情势，及加强双方对未来详细计划的磋商乃属必要；第四，为达成上述目的，美国赞成试探性行动，……建议试探行动侧重在海上对沿海突击的可能性；第五，授权克莱恩在计划及准备较大规模秘密作战之备用方案上与台北保持密切联络。此种规模作战，一次空降最多200人，…… ”第六点要求“台北对此项计划保持机密，美国将公开否认它与台北在此项反攻问题上有任何磋商。”最后第七点，美国政府以外交辞令忠告蒋介石不要轻举妄动：“对蒋介石透过哈里曼保证会在此问题上极慎重，不会轻举妄动，肯尼迪表示安慰。”（57） 蒋介石获悉克莱恩通报的肯尼迪政府对于“反攻大陆”的具体政策，很感失望，但只好暂行先缓一步，在4月10 日前后向美方表示同意把可能进攻大陆的日期从当年6月延后至10月。同时，蒋要求美国答应以下3项保证：“第一，（美国）同意10月1日为初步空降突击大陆之开始日期；第二， 同意开始共同研究在空降成功后之秘密与公开军事行动计划；第三，同意初步空降及后续行动的执行及时机，应由两国政府就当时情势共同决定。”（58） 然而，彭岱认为蒋的3项要求超越了美方“备忘录”的范围，因为美方只是同意研究可行性，并没有作出任何行动决定或承诺，于是再次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四、蒋介石“军事反攻”行动的流产 进入1962年夏季以后，台海局势日益紧张，战云密布，台海两岸都在集结和部署兵力准备作战。蒋介石继续坚持其“军事反攻”的行动计划，尤其是拉住美国不放，企图一步步把美国拖进战局。他一方面不断制造诸如大陆中共政权已处于四面楚歌、濒临一推即倒的形势等等一类讯息，以求影响白宫的决策。另一方面，他以台湾政局可能发生动乱对美国当局进行要挟。“哈里曼离开台北几周，蒋介石要求克莱恩转达另一个口信给肯尼迪总统，如果国民党当局不能呼应民意压力，尽早有行动对付大陆，会有丧失‘对台湾领导及控制’的风险。蒋经国本人也提醒克莱恩，万一蒋介石下台，可能会爆发军事政变，或许就爆发‘反美运动’”（59）。 这时，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势空前严峻，农业连年歉收，食物短缺，饥民增加。1962年夏中国政府放松居民向香港出境的限制之后，大量居民从内地流向香港，平均每月达数千人之多，5月份1个月中有数万人进入香港。事态之严重引起联合国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为此呼吁各国政府引起注意。台湾国民党高层中有不少人以为大陆局势已失去控制，原“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当时在日记中根据他与来自香港报界一个头面人物的交谈，也得出“共x 在大陆确已失去充分控制力量”的结论（60）。同时，中苏矛盾趋于激化，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全面升级。1962年4月至5月，苏联政府甚至指使驻新疆的机构和边防部队，在中苏边境新疆伊犁地区挑动叛乱和颠覆活动，煽动大量中国居民外逃苏境，至5月底外逃人员前后总计达6万人之多。印度尼赫鲁政府对华的扩张主义政策在这期间也采取比前更为嚣张的动作。从1961年开始，印军先在中印边界西段，后在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制造武装挑衅和冲突事件。到1962年秋，印度政府悍然下令在中印边界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 蒋介石以为形势对“军事反攻”空前有利，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加快步伐。5月7日，克莱思在提交白宫的简报中， 反映蒋介石的动态写道：“台北认为中共公安控制开始崩溃，大批难民涌入香港，更使台北相信反攻大陆的时机已成熟或快成熟。蒋介石想听肯尼迪的意见。”也就在这5月间，蒋介石把他的分3个阶段“反攻大陆”的计划，通过中央情报局提交给白宫。这时蒋介石又向美国提出一份清单，“要求美方提供16架B—57轰炸机和20至25艘登陆舰艇。”（61） 因为B—57用来对付解放军的伊留申IL28型轰炸机，登陆舰艇为对大陆进行两栖作战所必需。5月17日，克莱恩在白宫会议上向肯尼迪报告说，蒋介石很难把军事行动推迟到10月以后。这次会议后几天，“蒋经国交给中情局台北站一份计划大纲：拟派出游击队发动及支援福建及广东的‘反抗运动’，然后抢攻登陆台湾对岸4个地方。”（62） 但是，肯尼迪对大陆形势的判断与蒋介石并不一致。他在5月7日稍后针对蒋的见解答称：“如果中共政权可能摧毁，那对亚洲局势有重大改变，……他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他以为这种情形，在目前不太可能发生。”（63） 5月29日，白宫召集会议，讨论蒋介石的军援要求，并决定派海军上将柯克继庄莱德出任驻台北“大使”。鉴于蒋介石惯于利用同情和支持他的反攻计划的克莱恩，白宫稍后又作出规定，今后台北与白宫之间的沟通管道一律纳入柯克的大使馆，而柯克鲜明地支持肯尼迪的台湾政策，强烈不同意台湾反攻大陆。为进一步摸清蒋介石的反攻计划和表明白宫的态度，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奉命赴台。6月5日，麦康与蒋介石进行长谈，蒋申述其论断，说大陆情势已经恶化到这样一个程度，只要一个相当规模的攻击，便能取得大陆人民的响应，再配以更大规模的进击，当可以使起义扩大到华南各地，最后推翻中共政权。蒋介石表示：他原来准备在（今年）四、五月间行动，现接受美国劝告延后6个月，但他不能再拖过这个时限。 他还针对美国一再强调的共同条约的约束，说空降若干组每组两、三百人的作战，不能算是“正式军事行动”，因而并不需要取得美国的同意。蒋介石甚至又打出“下野”牌，要挟美方说他可以辞职下台，摆脱条约束缚来“领导”一个反共运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