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十六日，奕劻等在奏片中又说：
    “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⑦
    但是，颐和园的名称，始见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而颐和园工程却在光绪十二年（1886）就开始了。这里说的“颐和园自开工以来”，究竟是从光绪十二年（1886）算起，还是从光绪十四年（1888）算起？“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持续了多少年？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就难以断定了。
    光绪十四年（1888），海军衙门因经费困难，奏请由户部每年添拨洋药加税银一百万两，在奏折中，奕譞明确地讲了这一百万两的用途。他说：
    “臣奕譞本意，以三十余万两补放款之不足，以二十万两分年缴还赏借三海之款，其余四十万两，一半修颐和园等处工作，一半留为续办第二枝海军经费。”⑧
    这一请求，得到慈禧的批准。从光绪十五年（1889）起，由户部如数拨给。但是，海军衙门是否按奕譞原来的设想，将其中的二十万两用于颐和园等处工程，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资料。
    二、海军巨款息银
    海军衙门成立后，使奕譞等感到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海军经费历年拖欠，进出多有不敷，颐和园工程又给海军衙门增加了负担。为了备海军要需，同时也为了颐和园的修建，奕譞想出了一个主意：“筹一大笔银款，存诸北洋生息，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其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⑨光绪十四年（1888）冬，他将这一想法函告李鸿章，要李鸿章转商两江、两广、湖广、四川、江苏、湖北、江西各督抚，量力认筹。不久，各督抚先后电复：广东认筹银一百万两，两江认筹银七十万两，湖北认筹银四十万两，四川认筹银二十万两，江西认筹银十万两，直隶认筹银二十万两。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海军巨款。这笔巨款，自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起，至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止，陆续解往天津，汇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⑩这笔巨款的本银，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都没有动用。但是，它究竟生出了多少息银？用于颐和园的又是多少？我们就不清楚了。
    3、新海防捐垫款
    海防捐的开设，始于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郑州段决口，改为河工捐。光绪十五年（1889），海军衙门因筹款紧要，仍改为海防捐。这就是新海防捐。光绪十三年（1887）以前的海防捐，和颐和园没有关系，和颐和园有关系的，只有光绪十五年（1889）以后的新海防捐。
    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十六日，总理海军事务奕劻等在奏片中说：
    “（颐和园）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数，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11）
    这一经费来源，不同于海军经费拨款和海军巨款息银，这是属于“挪垫”，是要用存津生息的海军巨款息银陆续提解归款的。
    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十四日，户部在议复文廷式奏请停止捐例折中说：“自光绪十五年新海防开例以来，京外所收捐项不下八百余万，以常年通计，每年约收银一百七、八十万两”。（12）但是，新海防捐项下究竟挪垫过颐和园工程银多少？由津生息巨款息银提解归还了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目前情况看，要想从海军经费的收支弄清颐和园的修建经费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通过别的途径求得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数字。
    颐和园是在清漪园的废墟上兴建的。它基本上沿袭了清漪园的布局。前山前湖的建筑，有的按旧式重建，有的则改变了原来的形状和名称。后山后湖的建筑，除了为安置原大报恩延寿寺的佛像，在原为三层高阁的香岩宗印之阁的旧址上兴建了一座一层的同名的庙宇之外，其他均未恢复。但是，为了新的需要，慈禧在颐和园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东部兴建了一大批为行政和生活服务的建筑。从园林部分看，颐和园的规模不如清漪园，从总体看，颐和园和清漪园的建筑又是大体相当的。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大学士傅恒等查核万寿山（清漪园）等工用过银两折，万寿山（清漪园）自乾隆十五年（1750）兴修起，至二十九年（1764）工竣，历时十五年，共用银四百四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由于情况不同，我们不能在清漪园和颐和园修建经费之间画一个等号，但是，它对于我们研究颐和园的修建经费是有参考价值的。
    关于颐和园，我们没有发现象清漪园那样完整的材料，我们发现的是清代主管皇家工程的专门机构“算房”关于颐和园五十六项工程用工、用料、用银的估算，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预算。这五十六项工程，约占颐和园工程的一半以上，共用银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13）由此推算，颐和园的修建经费，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
    还应该指出，这五、六百万两白银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之间陆续支出的，它对海军的建设影响不大。事实上，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已有大小舰船二十五艘。这些舰船，全部是光绪二年（1876）至十四年（1888）之间购置的。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与山东巡抚张曜在校阅北洋海军之后，在奏折中洋洋自得地写道：“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4）有人说，当时的北洋海军是亚洲第一，不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光绪十三年（按：应为光绪十四年）后没有添购舰船，并不等于这笔经费就用于颐和园了。因为当时清王朝的财政确实困难，而统治集团内部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就曾大发牢骚：“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在清廷对李鸿章心存疑忌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大力支持北洋海军的建设呢？我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慈禧修颐和园。说慈禧修颐和园影响了海军的建设，不如说慈禧对李鸿章的疑忌影响了海军的建设更恰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