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77年年中意识到，尽管他不能立刻解决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问题，但他相信，中国至少可以开始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做准备。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其他三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也会随之实现。他认为，科学技术属于全人类。中美科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在30年之后依然存在，尽管许多人已经去世，但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科技交流可以先行。事实上，科技领域很快就成为中美两国接触的先导领域。[1]
    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现代化领域：科学技术
    从青年时代起，邓小平就非常相信科技的力量。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名牌大学里学习理科的女生寥寥无几，而邓小平就娶了其中一位理科女生--卓琳为妻。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在邓小平看来，北京大学和物理专业这两样都是中国大学中的塔尖。后来他们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考入了北京大学。
    1977年底至1978年初，邓小平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人路易·艾黎、旅欧华裔作家韩素音、在北京生活多年并曾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担任英语播音员的加拿大籍华裔林达光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希望他们在今后的事业中能继续支持中国。在邓小平1977年接见的外宾中，还有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坦普尔大学生物学家牛满江、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学家陈省身和三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丁肇中、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杨振宁等。后来邓小平曾多次分别会见这些著名科学家，除了对他们表示欢迎外，还向他们询问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著名科技中心的原因，以及中国怎样才能迎头赶上。对于他们的情况介绍，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①
    邓小平接见外宾时通常很少要求他们的家人陪同，但在会见这些科学家时要求他们带上家属，并对他们为祖国发展所做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知道有很多华裔科学家在西方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其中有些在1945～1959年期间离开大陆，有些是先到了台湾然后又到国外接受教育。他们中很多人在中国还有亲属。尽管当时中国没有先进的实验室足以吸引这些著名科学家回国，但他们可以给中国的科学发展提建议，可以到中国的大学去演讲，还可以帮助中国大学生到海外继续深造。
    在1978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家们获得一个信息，那就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第一次不仅可以和西方的科学家进行交流，而且这种交流还将受到鼓励。留在国内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们的亲属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此时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工作都得到了改善，也不再被看成是地主、资本家或者右派，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得到了补偿。
    邓小平不仅对美籍华裔科学家尊重有加，对西方科学家亦是如此。1978年7月，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领一个美国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普雷斯原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专门从事地震学研究，此前曾一直担任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②主席。1978年7月访问中国时，普雷斯一行希望能为两国政府间签订农业交流、空间技术和留学生及学者交流等协议打下基础，同时他建议中国选派20～3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让普雷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建议美国接受700名理科学生到美国学习，而且未来几年的目标是几万人。由于希望能尽快得到回复，普雷斯马上打电话给卡特，在凌晨3点把总统从睡梦中叫醒，请他批准中国派70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而且未来几年欢迎更多学生的到来。③尽管卡特担任总统期间很少在半夜被人叫醒，而且临行前也已授权普雷斯做出此类答复，不过卡特还是欣然同意了中方的要求。④
    1978年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赞扬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他强调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对美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感到关切，还谈到中国需要外资和技术。[2]《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普雷斯在告别宴会上的讲话，讲话中强调了全球化的好处。[3]这可能是自1949年以来除尼克松总统访问之外美国访华代表团所受到的最热情的接待。
    1978年下半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达美国。1979年，有1025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到1984年，留学生人数达到14000，其中2/3的人学习物理、医学和工程。[4]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座中国最高学府甚至被称为公派留美理科生的“预备校”。
    1977年8月：万斯在北京的“倒退”
    对邓小平来说，与美发展关系是重中之重。所以，当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接受邀请访问北京以排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障碍时，邓小平抱有很高的期望。1977年8月22日，邓小平刚刚正式接手外交事务三天后就接见了万斯，两天后又和万斯举行了长时间会谈。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虽然邓小平希望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但每次提到台湾问题，他总是很清楚地亮出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美国必须和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国从台湾撤军。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收复台湾一直是结束中国百年耻辱、完成统一大业的标志。1977年，邓小平已经很清楚，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大，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是一种空喊，但台湾国民党仍然在安全上对北京构成威胁。
    万斯曾是一位广受尊敬、彬彬有礼的律师，1977年1月刚担任国务卿时就开始关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有关问题。同年7月，卡特宣布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要完成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作为抗衡苏联的一个筹码，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希望美国尽快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万斯更关心的则是美苏在缓和方面的合作，所以担心美中两国走得太近会让苏联不悦。
    在万斯启程访华之前，卡特和他谈到了自己的担心：如果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子迈得太快，就会在国会引起混乱，从而失去国会对美国放弃巴拿马运河政治控制权这一决定的支持。万斯同意卡特的看法，认为最好把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延迟到巴拿马运河问题解决之后。8月23日，万斯会见了中国外长黄华，向他表示，美国希望两国关系朝正常化方向推进，但美国要在台湾保留一些官方人员，并宣布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表示实际上是要探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性，同时也是一种拖延之举，意在把可能达成的协议拖延至国会解决巴拿马问题之后。不过，万斯对中国拒绝他的建议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第二天上午，黄华做出了强硬反应，表示万斯的立场会拖延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他甚至提到了“解放台湾”⑤，暗示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了。
    8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万斯。邓小平对万斯说，他们上一回见面是1975年，是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前。他补充说，他是唯一一个“两落两起”的人。[5]万斯后来承认，在与邓小平会面时，邓小平一直表现出“中国人式的客气”，但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坚定，并批评了美国的立场。邓小平表明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关于苏联问题，一是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说，从更广泛的全球角度来说，美国关于苏联问题的第十号总统备忘录是一种绥靖主义的表现，打起仗来，把西德1/3的领土让出去，实际上等于把巴尔干让给苏联，这会对南欧产生了极大的威胁。[6]邓小平对万斯说，美国关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是从打破冷战后两国关系僵局的《上海公报》退步了。邓小平的想法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与台湾可以有贸易和人员往来，可以仿照日本模式派遣非政府代表，但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官方代表。邓小平说，美国占领台湾，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他进而指出，美国要求中国不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万斯则表示对台湾的安全感到忧虑，邓小平告诉他，中国比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有耐心，不过，美国应该意识到，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国不会无限期拖延下去。[2]（pp.188～189）
    邓小平让助手给万斯读了一段谈话备忘录，基辛格曾在备忘录中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将尊重中国的立场。他还提到1975年12月与福特总统的会谈，当时福特表明，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他能更好地按照日本模式实现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万斯的建议实际上是设立一个“没有国旗的大使馆”。[7]他补充说，如果美国还想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中国可以等待。
    8月28日，万斯回到美国之后，随行官员试图给美国公众留下此行结果有利于美国的印象。当时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萨缪尔·亨廷顿在新闻通气会上说，万斯此行获得了成功。结果美国记者约翰·沃勒克错误地写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软化。尽管万斯尽了很大努力，但仍无法阻止这篇不准确报道的发表。[5]（pp.82～83）
    万斯访华之后，邓小平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能坚持原则，中国可以无限期等下去。与此同时，他不断向来访者批评万斯的倒退。9月6日，邓小平接见由美联社总裁基思·富勒率领的美国新闻代表团，包括《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舒尔茨伯格和《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邓小平谈的问题很广泛，他谈到了“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错误。他还谈到了中国需要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他强调说，中国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按劳付酬。但他主要谈的还是台湾问题，态度非常坚决。[8]他说，他清楚万斯是美国新一届政府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高官，但万斯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是一种倒退，中国不能接受。他强调说，要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必须坚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必须废除与国民党签署的军事条约，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必须从台湾撤出军队。中国会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干涉。[2]（pp.188～189）
    9月27日，邓小平会见了乔治·布什。邓小平对布什重申了自己的看法：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这一进程可以加快，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2]（pp.207～208）《人民日报》在其权威社论中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领导人忘记了慕尼黑事件的教训。”[9]
    邓小平派外长黄华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曾任美国劳工领袖，7月26日刚到北京赴任。邓小平让黄华再次传达他的意见，即对美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拖延感到失望。⑥之后，中国邀请赞成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访问北京。1978年1月4日，邓小平会见肯尼迪。邓小平说，他希望尽快签署协议。中美建交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来决定。肯尼迪返回华盛顿后，公开表示支持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1978年1月底，伍德科克第一次回到美国时，也开始对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停滞不前失去耐心。⑦2月1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明显荒谬”的基础之上。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但事实上它现在只能代表小小的台湾岛。发表上述讲话后不久，卡特私下会见伍德科克，告诉他自己也同意伍德科克的看法。[10]尽管卡特也希望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但他担心当时此事会影响美国与苏联之间正在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
    而万斯则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是与苏联在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他对过快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存有疑虑，担心会影响美国与苏联的谈判。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一直在和越南官员进行谈判，希望尽快恢复美越关系。但鉴于中越之间关系恶化，美国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卡特最后结束了这一争论，他说，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1978年2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由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杰克逊对苏联持强硬路线，这一点和邓小平看法一致。邓小平一直批评美国对苏联的绥靖政策，批评美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停滞不前。5月，邓小平发现，白宫有一位官员和杰克逊一样，与自己观点一致，这位官员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