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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晚9点（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点），卡特按原计划在华盛顿通过电视宣布，美中已经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协议将于1979年1月1日生效。对此，台湾当局和他们在国会的朋友十分恼火，其他保守派也批评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但民众的总体反应是支持卡特，支持正常化。邓小平则开始为美国之行做准备。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的美国之行 尽管万斯访问北京时遇到困难，但在万斯为卡特接待邓小平拟订的介绍性文件中，无论是关于邓小平的个人爱好还是这次访问的意义，都叙述得非常全面准确。在长达13页的备忘录中，万斯说邓小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脾气急，精力旺盛，自信，直截了当，坚定，聪明”。万斯说，邓小平的目标包括帮助卡特获得国会和民众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支持，扩大两国外交关系，给美国施压使之进一步阻止苏联扩张，使美国对越南的警惕性增强等等。但美中两国关系缓和的意义更大，它可以“对亚洲和整个世界的政治和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21] 在抵达美国之前，邓小平就已经成为自1956年赫鲁晓夫访美以来最让美国公众感兴趣的外国领导人。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介绍邓小平在政坛起伏的故事、他做出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以及此次美国之行。《时代周刊》在1月号上把邓小平评为1978年风云人物。《时代周刊》说，邓小平是改革的“设计师”。 美国公众一直对中国这个陌生、封闭的文明古国充满好奇，对邓小平来访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对当年尼克松访华的关注度。美国商人们看到的则是中国这个蕴涵巨大潜力的市场，极力争取获得参加国宴的邀请。美国各家新闻社希望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力争获得邓小平及其代表团的关注。卡特和邓小平一样，访问开始时表现得很冷静。他曾表示，很担心公众和国会对他做出放弃台湾、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作何反应，也担心国会议员因为谈判期间没有被告知谈判内容和与他们磋商，会想方设法发泄不满，而国会中亲台派则很容易找到攻击卡特的理由，不仅因为他放弃了长期的朋友，还因为他用一种很无礼的方式粗暴对待蒋经国。（19） 从12月15日到1月28日，中美双方都在为邓小平访美做准备。从他到达安德鲁空军机场后转车到国宾们通常下榻的布莱尔宫，一切运行得像钟表一样准确。为便于中国官员用餐，厨师都按要求把肉切成小块。在亚特兰大的工作人员听说邓小平喜欢吃小牛肉，连续给邓小平上了三顿小牛肉。邓小平和美国主人开玩笑说：“你们美国人每顿都吃小牛肉吗？”这样下一顿才更换了菜谱。考虑到邓小平访美期间的交通天气状况，除华盛顿外，美方还选定亚特兰大等三座城市，亚特兰大和休斯敦气候温暖，西雅图气候宜人。1月1日，伍德科克曾问邓小平，访美期间愿意去哪儿看看，邓小平回答说想看看航天设施和其他高科技设施。[22]在休斯敦，邓小平参观了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设施和最先进的钻井技术；在西雅图，他参观了生产新型波音喷气式飞机的工厂；在亚特兰大，他应邀参观了福特公司最先进的现代汽车厂，参观过程由曾在北京和他见过面的亨利·福特二世陪同。在访美过程中，邓小平没有参观商场，除了在布热津斯基家和客人们一起用餐之外，也没有参观私人家庭。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官员很紧张，他们与东道主协调，负责安全和后勤、准备宴会和讲话稿，以及准备回答950名西方记者和33名中国新闻界代表的问询等事务。 在亚特兰大，邓小平在说明中国从“文革”中恢复并走上发展之路时说，希望中国像亚特兰大一样，经历南北战争之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23]“美国南方在过去是比较落后的，而现在已成为发展经济的标兵”，“我们中国面临的任务是改变落后面貌，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20）在头几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在公众面前显得比较矜持，甚至挥手时也很正式、严肃，不苟言笑。他没有召开记者会，也很少表达自己的感受。 布热津斯基家的非正式晚宴 1月28日，抵达华盛顿几小时后，邓小平参加了布热津斯基举办的小型非正式家宴。据布热津斯基回忆，尽管邓小平比较疲惫，但他的反应依然机智敏捷。当布热津斯基说到，中国人和法国人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别人时，邓小平说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饭菜最好。”[11]（p.214）当布热津斯基提到卡特在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应对（台湾的）“中国游说团”遇到困难，他询问邓小平在中国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难题，邓小平立刻回答说：“有啊。在我们的台湾省就有很多人反对。”[12]（pp.405～406）当被问到如果中国受到苏联攻击时怎么做，邓小平说，中国有核武器……毛泽东说过，中国可以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可以通过持久战获胜。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非正式谈话中，邓小平很严肃地对布热津斯基说，他希望和卡特私下谈谈越南问题。[12]（p.406） 参加晚宴还有副总统蒙代尔、万斯、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等人。在陪同客人中，雪莉·麦克雷恩对中国很有兴趣，曾数度前往中国旅行。她告诉邓小平，她曾遇到一位“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中国知识分子，当雪莉谈到这位知识分子十分感谢这段经历时，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他在撒谎。”邓小平用明显带有感情的语气谈到“文革”的可怕及“文革”带给中国的破坏作用。[24] 卡特和邓小平的会谈 1月29日，邓小平与卡特在上下午分别举行了会谈，中午出席了万斯举行的午宴，晚上出席了卡特举行的欢迎宴会。卡特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与他会谈非常愉快。”[11]（p.207）卡特说，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并不断向他提问。第二天他们又举行了会谈。布热津斯基提到，卡特和邓小平非常坦率，他们之间的会谈更像是盟友之间而不像与一个共产党国家进行的会谈。 在1月29日上午的会谈中，卡特先谈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强调了美国的责任。邓小平说，中国过去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两个霸权大国，但最近开始认识到，来自美国的危险更小，来自苏联的危险更大。在提到苏联扩张时，他神情严肃地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紧密合作阻止苏联扩张。邓小平说，中东问题五年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善，因为那些可能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一直与苏联关系密切，它们拒绝和平努力。他说，尽管中国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但目前中国不可能给予以色列完全的外交承认。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解决约旦问题、西岸问题和巴勒斯坦人的家园问题，它就会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21）邓小平说，美国和中国都与越南有过不愉快的经历。越南和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是十分危险的。他说，中国需要长期和平的环境实现全面现代化。中国和美国应该协调行动，遏制苏联。现在中国还不可能和南朝鲜直接接触，但希望南北朝鲜能够举行迈向统一的谈判。也可以和日本合作反对苏联扩张。[11]（pp.209～210）在当日下午会谈结束前，邓小平要求与卡特举行小范围会谈。参加者还有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和邓小平的翻译。邓小平谈到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野心所构成的严重威胁，首先就是越南占领柬埔寨。邓小平说，有必要给越南一个适当而有限的教训。卡特说，如果中越开战，其他国家可能会同情越南，国会将更难支持与中国的合作。 第二天邓小平与卡特举行私下会谈，结束了关于越南问题的讨论。卡特交给邓小平一份说明，列出他建议中越不要开战的理由。邓小平再次重申给越南教训的必要性，他说，不久阿富汗将遭遇同样的命运。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证明了邓小平的警告是正确的。[25] 在最后一次会晤中，卡特和邓小平签署了中美两国领事、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协议。邓小平说，如果美国和日本呼吁台湾和北京谈判，美国减少对台武器销售，就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26] 国宴 布热津斯基说，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可能是卡特在白宫四年中最精美的一次。（22）据卡特记载，国宴于1月29日晚举行，邓小平很受卡特女儿艾米和其他孩子们的喜爱，而且这种喜爱看来是相互的。[11]（p.213）邓小平的女儿在写到家庭生活时提到父亲特别喜欢和孙子们玩耍，尽管他们说话不多。 卡特曾经当过主日学校的教师，年轻时通过教会给在中国的传教士捐过款，那些传教士是他年轻时心目中的英雄。在国宴上，卡特与邓小平就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交换了不同意见。 在这次受卡特之邀进行国事访问时，邓小平要求会见尼克松。卡特同意了邓的要求，除了参加国宴之外，尼克松还与邓小平进行了会谈，邓小平感谢他为推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27]之后，尼克松给卡特写了一封经过仔细斟酌的私人信件，表示支持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并就两国关系的未来提出了一些看法。 国宴之后，邓小平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了演出，这场演出通过电视向全美播出，布热津斯基形容它“非常精彩”。当美国儿童唱完中文歌曲后，邓小平上台亲吻了他们，很多观众流下了眼泪。当卡特和邓小平手拉手站在一起被介绍给观众的时候，乐队开始演奏《开始了解你》。[28] 和内阁官员、国会议员及中国通的讨论 在与内阁官员会见时邓小平讨论的重点是贸易问题。1月31日，在会见时，邓小平说，如果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是普通贸易关系），要不了多久，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就会比现在美国和台湾的贸易额多10倍。 在与政府官员会见时，除探讨解冻中美两国在对方国家的资产问题外，双方还同意把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并设立两个领事馆；讨论了两国建立航线需要做的工作；中国同意确立一个让美国媒体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时间表。此外，双方还进一步讨论了促进知识和科技交流问题。邓小平对中国实现现代化雄心勃勃，他说，中国需要最新的技术。[29] 在与参议院的会谈中，罗伯特·伯德接待了邓小平。众议院则是蒂普·奥尼尔负责接待，邓小平对奥尼尔关于三权分立特别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争夺权力和影响的介绍很感兴趣。后来，应邓小平的邀请，奥尼尔访问了北京。毫无疑问，邓小平认为至少对于中国来说，分权治理国家的效率十分低下，中国应该避免这种形式。[30] 邓小平与美国国会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允许自由移民。四年前，国会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共产党国家允许其民众根据其意愿自由移民国外，否则国会就不给予这些国家贸易最惠国待遇。当议员们就这个问题询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时，邓小平回答说：“哦，这简单！你们要多少？1000万？1500万？”他的表情很认真，于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戛然而止，再也没有议员追问这个问题。后来，中国获得了最惠国待遇。[31] 尽管美方进行了精心准备，但还是出现了意外情况。事情发生在美国国家美术馆（科克伦美术馆）东楼为邓小平举行的招待会上，这次招待会是由美国外交政策学会、美国国立美术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协会和中国理事会六个团体联合举行的，出席招待会的都是中国通。美术馆是由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刚刚开馆，选此地点可以表明美国对华裔的重视。按计划，邓小平要发表讲话，但美术馆的结构根本不适合发表公众讲话。尽管当时使用了扩音设备，但与会者仍听不清邓小平的发言，只好与好久不见的好友窃窃私语。但邓小平依然读他的讲话稿，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23） 访问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 在美国其他地方访问时，邓小平仔细观察现代工业和交通情况，希望美国商人到中国投资，希望两国学术界加强学术交流，希望公众支持两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32]在与商界人士交谈时，邓小平强调，中国有许多商品可以出口到美国，用来换取中国急需进口的技术。[33]尽管邓小平到访的大多数地方都有抗议者挥舞台湾当局的旗帜，甚至还有“左”派进行抗议，但绝大多数听众充满好奇和善意。（24） 访美期间，邓小平没有举行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在电视上回答现场提问。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给随行采访的美国记者留下了平易近人的深刻印象。随同邓小平访问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的著名记者唐·奥伯道夫写道，经过华盛顿的最初几天之后，邓小平放松下来。在停留之处，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人群挥动，然后和他们握手。他还跟一些特殊朋友如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等紧紧拥抱。奥伯道夫说，“他眼里闪着光……这是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的目光。”[22] 在休斯敦，邓小平观看了一场牛仔竞技表演。奥韦尔·斯科勒写道：“在他的助手、部长和翻译的陪同下……一位年轻姑娘骑马跑过来，送给他一顶牛仔帽。观众吹着口哨，欢呼着，十分兴奋地看着他把帽子戴在头上。通过这个简单的姿势，邓小平结束了中国与美国之间30年的不睦……结束了中国对西方历史性的抗拒心理。”[34]邓小平戴着大牛仔帽微笑的照片成了他访问美国的象征。 除了参观福特和波音公司、石油钻井设施和休斯敦美国航天中心之外，邓小平还乘坐了现代化直升机和气垫船。参观快结束时，邓小平在西雅图说：“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2]（p.485） 对访问的观察 卡特在日记中写道：“邓小平的访问是我担任总统期间非常愉快的经历之一。对我来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看起来也同样高兴”，邓小平“性格坚强、睿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11]（p.207）卡特很赞赏邓小平对美国现实政治的敏锐观察，他没有过分强调两国关系中的抗苏基础，因为那样会影响美苏达成武器控制协议的努力。[11]（p.2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