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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在北京的进展 1977年底，布热津斯基表示，他愿意前往中国。在他做出这一表示几周之后，卡特就让他和中国驻华盛顿的官员接触。卡特早就想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巴拿马运河条约》通过后便有了机会。卡特曾对国会的最高领导人表示要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然而，尽管国会领导人私下赞同这一总体方向，但正像一位国会议员所说，如果此事公开，他们不得不表示反对。卡特意识到，如果国会中亲台议员知道正常化谈判进展的情况，他们就会立刻采取行动使谈判中止。⑧1978年初，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主导权从万斯和国务院转到了布热津斯基手上。对这一问题的所有讨论仅限于白宫少数几个人，他们与身在北京的伍德科克和他的副手芮效俭直接进行联系。驻华盛顿的中国官员意识到，布热津斯基比万斯更担心苏联的扩张，于是对此迅速做出反应，邓小平则立刻表示说，欢迎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⑨ 1978年3月，《巴拿马运河条约》刚刚签订，卡特就乐观地认为，同年11月初国会选举之后，在与苏联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这两个问题上，他都能够得到国会的支持。为了做好准备，卡特准备派布热津斯基前往北京，就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邓小平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一时间安排。 1978年的美国国会充斥着冷战和反共氛围，由于接纳了台湾的资金资助，国会中亲台派不愿意放弃台湾。卡特和他的助手们知道，国会中支持台湾当局的人很容易使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中止，所以只能秘密展开谈判，直至达成国会无法中止的协议。为了防止泄密，布热津斯基和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直接与伍德科克进行联系，而没有通报国务院。 布热津斯基也知道，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不可能动摇，所以通报卡特说，美国只能让步，其他问题可以谈判。布热津斯基建议，美国可以发表自己的声明，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而中国同意不公开发表意见反对它。[10]（pp.248～254） 为了准备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5月20日晚，布热津斯基飞抵北京。第二天，布热津斯基会见黄华。他与黄华讨论了全球趋势，强调美与中有着长期共同利益和战略目标，这其中还包括共同面临的威胁。黄华说，两个霸权国家是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而美国处于守势，对苏联扩张主义反应软弱。布热津斯基还谈到了美国为遏制苏联扩张所采取的行动。但他没有谈及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细节，想留待与邓小平进行讨论。他说，卡特授权他告诉中方，美国接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提出的三个条件，但美国保留要求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权利。⑩ 5月21日下午，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甚至晚饭时他们还在继续讨论。布热津斯基后来写道：“邓立刻把我吸引住了。他富有才华、机智、理解力强、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邓说：‘毛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布热津斯基对于这次会见非常兴奋，以至于当他5月26日向卡特汇报后，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兹比格纽……被中国人折服了，我告诉他，他被诱惑了。”[11] 在开始与布热津斯基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说：“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2]（p.313）在解释了卡特推进正常化的决心以后，布热津斯基建议两国6月开始进行关于正常化的秘密谈判。邓小平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个条件。布热津斯基告诉邓小平，美国准备发表一个声明，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很重要。邓小平说，中国不反对这样的声明，但“作为条件不行”，“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这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6]（p.172） 邓小平想用激将法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更强硬态度。他说：“可能你们怕冒犯苏联，是吗？”邓小平强调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不利之处，他说：“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和苏联达成协议，都是美国取悦苏联的结果。”布热津斯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他告诉邓小平，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 邓小平说，中美之间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他强调说，中国需要获得更多的技术，暗示希望访问美国。邓小平还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别于3月和5月初两次访问莫斯科以加强苏越两国军事合作感到忧虑。布热津斯基的结论是，邓小平在促进两国关系进展方面有一种紧迫感。为了表示对快速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有信心，布热津斯基邀请邓小平到华盛顿访问时到他家中做客，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12]事实上，1979年1月28日抵达美国当天，邓小平就参加了在布热津斯基家里举行的一个小型的非正式宴会。 在回国途中，布热津斯基在日本停留了几天，由于认识到日本作为盟国和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的重要性，且为避免造成尼克松访华没有通知日本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遂向日方通报了美方关于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计划。而日本同时也认识到日中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商业潜力，接受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不久便与中国签署了协议。 布热津斯基返回华盛顿之后，卡特赞扬其出访非常成功。不久，当美国要求中国停止不断公开批评美国时，中国方面立刻表示同意。双方准备开始正式谈判。 在与布热津斯基会谈的第二天，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代表团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欢迎与美国进行贸易和技术交流，但会优先对待那些与中国有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13] 6月2日，黄华告诉万斯，如果想让邓小平访问美国，他们必须更加努力工作。黄华还批评美国继续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代表团时说，我们吸收外国技术，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技术，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关系正常化的国家。[6]（p.178）16日，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告诉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说，两国关系正常化越快越好。9月27日，柴泽民再一次对布热津斯基说，正常化谈判的步伐迈得太慢。[14]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在引述邓小平谈到与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说，与日本的条约“一秒钟”就签了，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也只需要“两秒钟”。卡特向邓小平明确传达信息：一旦达成正常化协议，他将很快实施。[11]（p.202） 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的谈判 在邓小平、卡特开了绿灯之后，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北京举行。美方的谈判代表是伍德科克。卡特选择伍德科克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11），是因为伍德科克是一位经验丰富、广受尊敬而又立场坚定的谈判者。谈判开始时，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已经一年，同时也获得了中方的信任。他的助手是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芮效俭。芮效俭在南京长大，会说汉语，被视为美国国务院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而中方谈判代表是外长黄华，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方面无人能出其右。1936年，他曾作为埃德加·斯诺的向导，带斯诺从北平到陕北见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重庆和美国人谈判。[15]1971年他前往纽约，任中国驻联合国首任代表。他在多位领导人手下工作过，能充分贯彻中共既斗争又团结的外交思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他一直坚持让美方说出中断与台湾关系的具体细节。他的两位助手也是相当有经验的外交官--章文晋和韩念龙。因此，双方派出的都是最佳团队。 伍德科克得到的指示是：每两周与中方谈判对手会见一次，先易后难，以体现谈判进展情况，最后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等难题。目标是于12月15日美国国会选举几周后达成协议。[16] 根据指示，7～9月，伍德科克共与黄华举行了五次会谈，讨论了为达成两国关系正常化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方面仍不了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由于希望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中国方面建议将所有问题都摆出来，美国方面表示同意。经过准备，双方就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交换了文件。双方都意识到，台湾问题是谈判成败的关键。中国坚持三原则，而美国则明确表示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12） 9月19日，卡特告知柴泽民，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随之停止了正常化谈判进程。10月3日，黄华在中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处会见万斯，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进行了批评。他还对美越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做法提出警告，因为当时苏联正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而且越南正准备入侵柬埔寨。[17] 10月初，邓小平在东京公开表示，如果遵循日本模式，他愿意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不反对美国继续和台湾保持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10月底，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开始担心，因为尽管他们严格保密，连国务院和国会都不知道伍德科克和他的谈判小组与他们的联系渠道，但如果不尽快推进正常化进程，泄密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布热津斯基通知柴泽民说，如果现在不抓住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那就要等到1979年底了。不久，美国与台湾达成协议，将继续向台湾出售F-5E战斗机，但不会出售更先进的战斗机。[16]（pp.134～136） 中美之间的谈判继续进行，11月初，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内容的谈判。开始，双方分别准备了一份关系正常化的声明草案并进行了交换，但后来双方决定，最好有一份只有一页纸的简短声明交给对方。11月2日，伍德科克向中国方面提交了准备于1979年1月1日发表的两国关系正常化公报草案。但中国方面正忙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会议，直到12月4日才做出回应。（13） 11月27日，邓小平接受华盛顿著名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采访。邓小平告诉他，中美关系正常化应该加速进程，这不但对两国有利，同时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他解释了“一国两制”政策，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可以保持不变。[18] 12月4日，韩念龙向伍德科克递交了略加修改的声明草稿，也称1979年1月1日是发表声明的最后期限。韩念龙告诉当时还没有与邓小平直接会谈过的伍德科克，邓小平想见他。由于不知道具体会见时间，伍德科克让芮效俭取消旅行计划，随时准备去见邓小平。[16]（pp.136～137） 12月11日（北京时间12日）下午，也就是伍德科克会见邓小平的前一天，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柴泽民，递交了韩念龙12月4日给伍德科克声明草案的美方修改稿，并明确表示，这是卡特修改过的。卡特同意1979年1月1日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日。他还向柴泽民通报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中东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美方立场。他说，美国希望在1月1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事先向柴泽民通报，美苏可能在1月举行首脑会晤。他还提出了卡特对邓小平的邀请，希望邓小平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声明发表之后立刻访问美国。[19]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伍德科克时，同意了前一天卡特在华盛顿给柴泽民的草案。（14）让卡特感到意外的是，邓小平不但立刻接受了访问邀请，而且说会在几周之内成行。（15）邓小平说，最方便的时间是1月底。他还说，虽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这和美国关于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的声明并不矛盾，美国可以继续和台湾保持经济文化关系。他同意美国的要求，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予立刻废除，而是一年后失效，以遵循条约中关于提前一年告知的条款。另一方面，在条约失效前的一年时间内，美国方面不应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会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如果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只会增加两岸发生冲突的危险性。”[20] 由于卡特已发现有泄密的迹象并担心这会破坏美中谈判进程，美国方面要求把公布日期从1月1日提前到12月15日。根据布热津斯基的指示，在12月13日的会谈中，伍德科克提出在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公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16]（pp.137～138）邓小平同意了这一改动。 在收到伍德科克与邓小平会晤的报告后，卡特回电询问伍德科克能否完全确认中国方面已经了解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9月11日，卡特会见柴泽民时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布热津斯基也告诉了韩叙这一点，韩叙称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很可能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会停止对台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俭给中方的文件中明确提到，美国会继续对台湾的所有商业销售。虽然文件中没有明确提到武器销售，但销售武器给台湾也是商业性行为。美方可以认为中国清楚这一点。（16） 伍德科克和芮效俭一方面希望推进正常化进程，另一方也知道在宣布正常化之前要求再次会见邓小平有很大风险，所以他们回复说，如果中国方面仔细阅读并理解文件的话，就已经很清楚了。不过，他们不排除中国最高领导人没有完全理解“文件内涵”的可能性。 华盛顿时间12月14日晚，即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前一天的晚上，布热津斯基根据卡特的指示电告伍德科克，他们应该在宣布之前再次会见邓小平，清楚说明美国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12月15日（北京时间）伍德科克收到电报，他只能要求邓小平在当天接见他。在当天下午4点与邓小平的会见中，伍德科克很技巧同时又坦率地说明了这一问题。邓小平可能原本认为，中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就意味着停止军备销售，所以看上去异常吃惊，他大发脾气：“你们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他指责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侵犯中国主权（17）。做了大约十分钟的抗议之后，他问伍德科克：“我们该怎么办？”伍德科克回应说，两国建立正常关系后处理这些问题会更容易些。邓小平只简单回答说：“好。”（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