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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英国驻美使馆认为：“如果我们的商社现在就被排挤出去的话，那么我们届时与之（中共）讨价还价时，手中将一无所有。”“因此，对我们来说，似乎确实应该继续努力留在那里。”（22）英国政府还指示外交国务大臣赫克特·麦克尼尔同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进行交涉。在与美国大使馆官员会谈中，麦克尼尔在会谈中表示：“我们的在华利益比美国大得多，因此，要想整个将它们迁移出去，在任何时候都是困难的，尤其是现在。”（23） 8月19日，英国外交部备忘录对中共应采取的政策进行了明确的表述，认为：“似乎没有更多的理由期望，共产党人夺取整个中国政权的努力将会失败。”备忘录认为，国民党已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或长期的抵抗，国民党失败后也没有任何派别有能力阻止中共统治中国。“我们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共产党人将在不久的将来统治整个中国的判断上。”“鼓励中国出现较少反西方趋势的唯一希望，是给新政权以时间使其意识到，西方的援助对帮助它克服经济困难和对付苏联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利益天生不相容（如在东北地区）这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方面，备忘录认为：“对于未来也许没有什么可以乐观的理由，但是，在我们的在华地位相当清楚地显示出已难以维持之前便放弃它是不明智的。可以肯定，建立已久、深深扎根的企业和商业关系，一旦放弃，便再也不能恢复。”备忘录最后认为，“我们的希望仍然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了远东乃至世界的利益，西方世界与一个有效率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机会最终将会出现。割断现有与中国间的商业联系将彻底背离这一目标，即使这一目标现在看起来似乎还很遥远。”（24） 备忘录充分显示出英国没有在美国压力下改变其外交政策的迹象，依然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凸显出英美两国在对待中共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 按照艾奇逊的要求，道格拉斯与贝文举行了会谈，传达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会谈后，8月26日，道格拉斯在给艾奇逊的电文中说：“我指出，我们的看法是，通过拒绝给予援助及在其同意做出特定让步的情况下给予援助的办法，可以使将要成立的共产党政府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它对西方经济援助和正常的经济和金融关系的依赖。”贝文对此表示理解。但他说：“英国政府认为，留在中国，维持商贸关系和在华企业，以便能由此影响中国共产党向我们乐于见到的方向发展，将更为明智。”在这次会谈中，贝文还拿出孙中山革命作为例证，证明西方应该及时给予中共政权以承认的正确性。他认为，西方在孙中山革命时仍不放弃清王朝，已经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相信，从长远来看，留在中国并努力影响其发展是更好的办法（25）。 可见，随着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中共政权控制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土地。因此，英国急迫地想维持与中共的关系，以便能维护其在华利益，并坚持基于自身利益的外交选择，拒绝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妥协。 对英国来说，仅仅有维持对华商业贸易关系的愿望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共方面的立场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英国从获得的情报中认识到中共也在努力寻求与英国进行正常贸易的可能性，并对损害英国经济利益的行为进行限制。这更加坚定了英国与中共发展关系的信心。“共产党所显示的温和政策--至少对英国商业界是这样，不仅在上海得到证明，而且在天津以至北平都得到了证明。英国驻南京大使馆注意到，在来自上述地区的电报中，普遍提及的是：当局正在克制任何损害英国利益的倾向，并愿意建立正常的商业关系”（26）。 8月26日，上海外事局负责人章汉夫召见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希望和外国工商界建立正常关系。8月30日，上海市长陈毅又会见了上海英商公会主席凯瑟克，郑重表示中共不会将外国人驱逐出境，外国人要耐心些，对未来要有一个较乐观的期待。（27）再次表现出了友好姿态。12月3日，英国进步人士发起了旨在推动与新中国经贸关系、发展两国友谊的“英中会议”，英国10个最大的产业工会和198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出席。对这次会议，毛泽东特意致电祝贺，表示中国人民欢迎一切加强中英人民友谊的努力，并希望这种努力获得成功。（28）英国政府从中共领导人及外交部负责人的表态、答复中获得了信心。 9月12日，英国大使馆对美国国务院8月3日来函中关于对华贸易管制问题进行答复。英国通过分析认为，“影响那个（中共）政权的走向，并与共产主义在这个亚洲的蔓延做斗争”是美国政府目前希望引起特别关注的。但英国政府仍然认为，应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英国在中国的总体地位，以便一旦有机会，就执行一项可施加影响和压力的灵活政策。英国政府不认为美国政府建议的方面能产生预想的结果。（29）可见，由于目标不同，英国甘愿冒与美国在对中共政策上分裂的危险，也要维护自身在华商业利益，与美国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 9月13日，艾奇逊与贝文会谈，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艾奇逊强调：“我重申，关于承认问题，不应该向中共提供匆忙的支持，任何人都不应通过给予承认或类似的举动从中共那里谋取好处。我们坚持把中共充分承认国际义务作为承认的先决条件。”“我们强烈地希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将充分仔细地协商，协调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策。” 对此，贝文认为，英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与中国有着庞大的贸易，无论是相对而言，还是绝对而言，都与美国有着不同的处境。贝文说，他担心，如果太过于冷酷无情，会把中共赶向俄国人的怀抱，但如果谨慎从事，便能削弱俄国人的控制。贝文承认，困难的是，英国将关注某一进程，而美国则关注另一进程。有关在华的领事和贸易问题，英国可能会采取稍微不同的步骤，但是，我们之间的分歧并非蓄意预谋。（30）总之，在与艾奇逊的会谈中，贝文的立场没有丝毫的退却，并明确指出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对贝文来说，英国的最主要的目标是留在中国，发展其与中共的经济贸易关系，而后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对中共施加政治影响，避免中共投入苏联的怀抱，而这一逻辑的因果关系与美国正好相反。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英国与美国在对中共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英国政府主要希望通过发展商业关系的方式，对中共施加政治影响，进而实现其目标。而美国则认为，商业利益尽管很重要，如果中共接受了美国承认新政权的三条原则，维护在华贸易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迫使中共接受美国的条件，美国可以暂时放弃经济上的考虑。经济利益和政治考虑的先后关系是英国和美国对中共政策的主要分歧。尽管美国对英国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英国在此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英国并没有放弃其立场，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 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日，史蒂文森建议英国使馆官员与中共控制下的地方当局建立非正式关系，以便两国政府的交往和促进两国间的贸易。他的建议在10月3日得到英国首相的认可，并于5日传达给周恩来。可见，在认识到与美国在对华政策的巨大差异之后，英国对美国在短时间内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上不抱希望。为了维护英国在华的巨大经济利益，英国单方面向中共表达了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 而美国收到周恩来公函后，杜鲁门总统10月3日指示国务院：“我们不要匆忙承认这个政权，我们在承认苏联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31）美国对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拒绝给予承认。而当西方国家询问美国的意图时，美国一概表示，新中国的成立并未增加承认新政权的急迫性，并再次强调西方国家在承认问题上保持一致的重要性（32）。可见，美国自己既不急于承认中共政权，也要求其他国家在承认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企图以此作为要挟中共政权的砝码。 当美国获悉英国回复新中国建交邀请的文本后，反应极为强烈，当即要求英国政府对此作出解释（33）。虽然意识到了英国在对中共的政策方面与美国存在着巨大分歧，美国仍然对英国不与其协商就向中共政权表达了承认的姿态心理准备不足。 对于美国方面的质询，英国授权外交部远东司官员斯卡利特向美国作出解释，承认了向中共传递照会的事实。但是斯卡利特把没有通知美国的原因归咎于程序上处理不当，而不是故意欺瞒；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事实上的承认，而只是提议与共产党当局建立非正式关系。他认为，只要英国对中共政权进行法律承认的问题才需要与美国协商。美国使馆官员霍姆斯表示不能接受英国方面的解释。杜鲁门也指责英国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光明正大”（34）。 虽然美国对英国的做法非常震怒，但对英国来说，仅仅与中共政权保持非正式关系，对于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地位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更进一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邓宁在为内阁起草的备忘录中指出：英国在华利益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无助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尽早正式承认中共政府才能得到保护（35）。10月24日，贝文在一份备忘录中把承认问题与离间中苏关系联系在一起，强调必须要承认中共政权。“如果采取‘不承认’政策，‘目前这个共产党国家指望苏联的倾向’将会增强”（36）。11月1日，英国大使馆在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虽然强调：“英国愿意在承认问题上与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包括英联邦国家的政府，在对形势做出总的评估和在本备忘录所得结论的基础上进行磋商。”但同时认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已经承认了中共政府，一大批俄国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华北。可以预见，苏联将充分利用他们是捷足先登者的有利条件，在没有任何西方代表的情况下，努力影响中共政府，将其导向使其他国家深感困难的方向。”因此，英国在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上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也考虑了它自己在华的贸易收益，他们数量很大并有着很长的历史。英国政府已经提出了‘门内留着一只脚’的政策，要使这一政策产生成果，便只有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因此，出于政治的、现实的原因，英国政府倾向于给予中共政权法律上的承认。”（37）并准备将承认问题的有关细节在将于11月2日至4日召开的远东外交使节会议上讨论。而远东外交使节会议建议英国政府就承认中国新政府采取积极行动。 至此，英国置美国压力于不顾，在承认中共的问题上不再犹豫，在英、美、法三国外长巴黎会议期间，贝文明确告诉艾奇逊，英国将在不久的将来承认新中国。艾奇逊对此表示不满。他一再要求贝文请英国对这一想法给予重新考虑，并强调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务必要保持步调一致。（38）最后，英国只是答应在承认的时间上适当推迟。 11月26日，英国外交部正式建议内阁给予新中国以法律上的承认。12月8日，艾奇逊与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的谈话重申了美国在对中共承认的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艾奇逊强调：“我们希望尽一切可能与其他有关国家协调行动，以确定中共是否准备遵守他们的国际义务。”并认为“匆忙的承认不会给自己国家带来任何长久的利益”。对此，弗兰克斯的态度异常坚决，他说，英国内阁在12月中旬将不仅考虑承认问题，而且还可能做出在年底前给予承认的决定。（39） 12月16日，英国大使馆致电美国国务院，将英国在法律上承认中共的政策通报了美国。贝文在电文中告知艾奇逊：“我想让你知道，英国内阁现已原则上做出给予中共政府法律上的承认的决定。”“我还想让你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地推迟做出决定。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形势和其他政府所表示的各种观点，我们感到我们现在必须给予承认。不仅是我们的在华利益，我们在香港以及马来亚和新加坡（那里有大量的华人社团）的处境，都存在着一些对我们产生特别影响的因素。我们意识到，继续不承认会在上述地区引起麻烦，这是我们冒不起的风险，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如你所知，我们还持有这样的观点：无限期地推迟承认只会对苏联有利。我们认为，抑制苏联影响的唯一办法是使共产党中国与西方保持接触，建立这种接触越快越好。”（40） 12月23日，艾奇逊让道格拉斯转达了其致贝文的电文，电文首先感谢贝文12月16日让英国大使馆转交的信函，向美国通报了英国承认中共政权的基本立场，同时，无奈地表示：“我希望，尽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但我们两国政府在彼此相关的远东的其他一切重要问题上能采取共同的方针。”（41）至此，美国只能失望地接受英国承认中共政权的事实。 1950年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对此，英国政府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甚至到了1950年5月24日，贝文在英国议会下院仍然强调：我相信我们当时承认中共政权是正确的。没有让俄国人以为他们是唯一可以帮助中国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42） 英国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当日，就指派其驻华领事高来含向周恩来外长递交了贝文的照会，通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国政府自本日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法律上之政府；英国政府响应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开国庆典上向全世界的宣告，愿意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已准备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在未任命之前，英国政府指派其当时在南京的胡阶森秘书作为过渡时期的领事代办。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同时，英国并没有忘记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之间的巨大差异，声称英国政府并不改变同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并要继续同台湾国民党集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43）。英国在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上留下了“尾巴”。在处理中共关系问题上分道扬镳后，英国多少给美国一些“安慰”。 美国认识到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与英国的巨大差异，也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改变英国政府的立场。1月10日，在参议员外交委员会的闭幕会上，艾奇逊对委员会说：“我认为，这（承认问题）是一个应完全根据美国利益来考虑的事情。我确信，草率从事是错误的。”他说：“美国不仅要在他们对待条约问题上，而且要在除了条约以外的美国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上，查明他们（中共）将会采取什么态度。”（44）艾奇逊的发言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但他已无法改变英国根据自身的利益作出的政策选择，而只能按照美国自身的利益来决定对中共的政策，并依然将承认的原则作为迫使中共就范的前提。 3月2日，中英建交谈判正式拉开帷幕。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胡阶森举行了第一次谈判。章汉夫提出，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最重要的、必须首先解决的是英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关系问题。 3月17日，胡阶森约见章汉夫副部长，称已获政府指示，做下列口头声明：英国政府已在1950年1月6日撤消对前中国国民党政府之承认，并于同日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法律上之承认。由该日起，对前国民党政府已无外交关系存在。在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已行封闭而前大使亦不享受外交官之身份。（45）中英谈判中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