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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随后的中英建交谈判中，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和国民党在香港的财产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英国参加了对新中国的贸易禁运，中英谈判停顿下来，双方也没有就这些问题取得明确的谅解意见，但双方的联系渠道并没有中断，两国都为以后发展关系留下了转圜的余地。 综上可知，这一时期，新中国成立使英国与中共政权建立关系的迫切性急剧上升，英国决心按照自身的利益选择与中共的关系。为维护其在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利益，英国在没有与美国充分协商的情况表达了与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美国给英国的巨大外交压力没能使英国政府改变这一进程。中英建交谈判虽然为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所打破，但双方还保留了沟通和接触的渠道。所以，这一时期，英国在处理与中共关系问题上的决定因素还是自身在华利益，美国并没有能够左右英国与中共关系的基本方向。 四 在1948年底至朝鲜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内，美国在英国对中共政策问题上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在1948年底至南京解放之前，由于英国政府处理与中共关系的问题尚不迫切，英国在处理与中国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性并不明显。英国与美国保持了大体的一致，尽管双方在处理与中共的问题上出发点不同。南京解放之后，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中国政治局势进一步明朗，英美两国在中共政策上的分歧凸显。鉴于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对香港问题的忧虑，英国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自主性增强，与美国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顽固坚持要以“三原则”作为承认中共政权的前提，在英国政府看来，中共政权与美国在短时间内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黯淡。英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绕过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达了法津上承认的意愿。尽管受到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但英国并没有放弃这一立场。朝鲜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英国与中共政权的建交谈判进程，但二者还保留了接触的途径。综观这一时期英国对中共的政策，美国发挥了重要影响，但绝非决定性因素。 （一）国家利益在英国对中共的政策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始终认为，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不如英国，“中国对美国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美国在华私人投资极少，美中贸易也有限”，美国“只有少量的在华直接利益和通过维持中日贸易减轻美国压力的间接经济利益以及对未来美中贸易的期望”（46）。不但如此，英国企业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都在中国大陆和毗邻的香港，而美国大多数在华企业的根基在美国，在中国只从事“分支”性质的经营，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说在华企业关闭后仍可以异地经营，而对英国来说，关闭即意味着倒闭。（47） 为了维护其商业利益，英国政府十分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早在1948年12月初，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国善后问题的重要文件，题为《中国的局势》。该文件认为，中共夺取政权后不会立即没收或驱逐外国商业利益。在一个走向工业化的稳定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下，对外贸易渴望比目前国民党当政有所改善，只有在若干年后，中共才会驱逐外商利益。因此，“只要没有现实的生命危险，我们就应尽力留在原地，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范围内保持与中共事实上的联系，并调查在华继续贸易的可能性”（48）。可见，英国不但预测到了中共即将夺取中国政权的前景，而且对在中共掌权初期对华贸易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由于英国国力的衰微以及远东在其政治和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外交承认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49）。英国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充分利用中共新政权对西方的依赖，通过承认中共新政权来赢得新政权的好感。“给新政权以时间使之认识到西方援助的重要性以及并非只有苏联是中国的唯一朋友”，从而默许西方在华利益的存在和影响。 在英国决策者看来，承认中共新政权并不是对其奉行的制度和政策的认同，而仅仅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实上的承认，正如丘吉尔在议会下院所说的，“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并不是要表达恭维之意，而是要获取便利”，特别是在情势巨变的时期，这种政策就更为必要（50）。 可见，英国对其利益的强调决定了其外交政策的选择，国家利益是影响这一时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二）美国在英国对中共政策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非决定性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在英国对中共政策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但是非决定性的。 南京解放之前，由于处理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并不十分迫切，英美确立了不介入中国内战、“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两国在对中共的政策上显示了更多的协调性。这一时期，美国虽然把离间中苏关系作为主要目标，而在中国局势“尘埃”没有“落定”的情况下，利用经济对中共施加影响也是美国政府的外交选择之一。这与英国方面认为的“留在中国，维持商贸联系和在华企业以便影响中国朝着有益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是更为明智的外交选择”（51）有了交集。处理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并不急切，再加上美国政府适当照顾到了英国的在华外交关切，这成为英美协调立场的主要原因。 南京解放后，如何处理与中共关系问题的迫切性突显。英国政府认识到要维护其在中国大陆及在香港问题上的利益，没有中共的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英国的首要外交目标便是力图留在中国，发展与中共的关系，希望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推动中苏关系的破裂，进而增强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美国的目标则是迫使中共接受美国的“三原则”，维护其长远利益，为达到此目标，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等都是其所采取的手段。外交政策选择上的先后顺序造成了英美对中共外交上的离心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英国便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愿意与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而没有与美国进行事前沟通。 可见，随着中共逐渐取得中国政权，英国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也逐渐摆脱了美国的影响，以自身利益为支撑点来构建与中共的关系。就连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只能无奈地说：“各国终将受其各自的短期和长期利益的支配。”（52）美国在英国对中国政策上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非决定性的。 （三）意识形态成为英美对中共政策中协调立场的重要基础 尽管英国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时，国家利益是其主要考虑，但意识形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离间中苏关系，迫使中共脱离苏联的怀抱是其重要目标。 贝文认为：“我们的共同目的是确保中国不至于不可挽回地落入苏联阵营，这种失却将会使中国无限期地疏远西方。”（53）英国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54）英国离间中苏关系的最主要方法是利用西方在中国的“触角和影响”，保持西方对中共的影响力，防止中国被纳入苏联阵营，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存在。 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英国有着相似的立场，这成为英美之间相互协调立场的重要基础。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我们不可能在太平洋方面奉行孤立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干些什么都装作看不见；而是要采取强硬的、反孤立主义的立场，对付共产党在欧洲方面的威胁。”（55）可见，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成为影响美国对中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驻苏大使柯克给艾奇逊的信对此表达得更明白。他说：“保持在华存在的情报价值及政治影响力，如现场报道、保护美国的资产和侨民、维持使馆官员对某些中国共产党人士的接触和直接、间接的影响，私下发布一些在中国无法得到的西方的消息，注意中国资产阶级开发以及苏联在华动向，鼓励和发展亲美势力等。”（56）美国对中共的主要目标是鼓励和发展亲美势力，维持西方在华“价值”存在，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决策层对中共政策的主要依据。 甚至到了1950年底，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谈时，英国首相艾德礼还强调，必须设法分裂中苏关系。他认为，英国同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打交道的经验是，如果承认他们的民族精神，我们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到时，中国可能成为在亚洲和远东地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所以，英美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维持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力是其重要目标。这个目标影响着英美处理与中共关系时的政策选择，是英美在中共政策上进行协调、合作的重要基础。 注释： ①Lione Lamb to Foreign Office,（1948. 11. 18）， FO.371/69542F16258/33/100. P. R. O. ②Aide Memoire by Cabinet Council,（1948. 12. 13），CAB129/31, C. P.（48）299. P. R. O. ③FRUS, 1948. Vol. 8, p. 155. ④Rea, kenneth W. and John C. Brewer,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252～274. ⑤FRUS, 1949, Vol. 9, p. 5～6; 821. ⑥参见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6～317页。 ⑦FRUS 1949, Vol. 9, p. 12. ⑧FRUS 1949, Vol. 9, p. 833; 830. ⑨FRUS 1949, Vol. 9, pp. 839～840. ⑩FRUS 1949, Vol. 9, p. 843. （11）FRUS 1949, Vol. 9, p. 845. （12）FRUS 1948, Vol. 8, pp. 932～935; FRUS, 1949,Vol. 9 pp. 56～61; pp. 225～226. （13）Minute by Coates,（1948. 3. 25）， F0371/75810F4314/1023/10. P. R. O. （14）FRUS, 1949, Vol. 9, p. 14. （15）FRUS, 1949, Vol. 9, p. 17. （16）Urguhart to Stevenson,（1949.5.7）， PREM8/945. P.R.O. （17）Stevenson to Urguhart,（1949.5. 10）， PREM8/945.P. R. O. （18）FRUS, 1949, Vol. 9, p. 22; 829. （19）FRUS, 1949, Vol. 9, p. 849. （20）FRUS, 1949, Vol. 9, p. 50. （21）FRUS, 1949, Vol. 9, p. 867. （22）Washington Embassy to Foreign Minister,（1949.8.12），PREM8/943. P. R. O. （23）Hector McNeil to Primer Minister,（1949. 8. 12），PREM8/943. P. R. O. （24）FRUS, 1949, Vol. 9, pp. 57～59. （25）FRUS, 1949, Vol. 9, p. 69. （26）爱德温·W·马丁著、姜中才等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74页。 （27）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1页。 （28）徐京利等：《另起炉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29）FRUS, 1949, Vol. 9, p. 875、p. 878. （30）FRUS, 1949, Vol. 9, p. 84. （31）陶文钊：《1949-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和承认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32）FRUS. 1949, Vol. 9, pp. 98～100. （33）FRUS. 1949, Vol. 9, pp. 109～110. （34）FRUS. 1949, Vol. 9, p. 118～119; p. 132. （35）Memorandum by Foreign Office（1949. 10. 20）， CBA129/37, C. P.（49）214. P. R. O. （36）David Clayton, Imperialism Revisit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950-1954,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p. 4～5. （37）FRUS, 1949, Vol. 9, p. 153. （38）徐京利等：《另起炉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第223页。 （39）FRUS, 1949, Vol. 9, p. 220. （40）FRUS, 1949, Vol. 9, p. 225. （41）FRUS, 1949, Vol. 9, p. 241. （42）转引冯仲平：《论英国承认新中国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 （43）潘瑾：《中英建交谈判的长期复杂历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43～144页。 （44）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45）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146页。 （46）FRUS. 1949, Vol. 9. p. 827. （47）引自金光耀：《1949-1950年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48）王为民主编《百年中英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49）Robert Boardman, Briti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 london, 1976, p. 30. （50）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第321页。 （51）FRUS, 1949, Vol. 9, p. 69. （52）FRUS, 1949, Vol. 9, p.220. （53）Secretary of State Talks with Mr. Acheson on South-East Asia, China and Japan,（1950.5.6）， FO371/8301FC1022/318G. P. R. O. （54）FRUS, 1949, Vol. 9, p. 57. （55）《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分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481页。 （56）FRUS, 1949, Vol. 9,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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