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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谈向全党转发他的来信的问题。如果说上封信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还有些含蓄的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则对汪东兴、李鑫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49）。据李鑫后来说，听了邓小平的批评，他“当时还作了解释，说是为了稳定局势才那样写的”；回来之后，他又查看了社论，“觉得话讲得绝对了，提得不对，以后要改过来，在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以后，起草文件时就改用小平同志的提法”。（50） 华国锋也听到了一些意见，多少察觉他的讲话里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他“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至于“二七社论”，华国锋说：“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51） 华国锋后来说，他曾经同邓小平谈过“两个凡是”的问题，邓小平说当时这两句话不讲就好了。华国锋也感到当时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高举”，大家赞成；“两个凡是”，绝对了。（52） 事实上，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53）。作为在主观上有着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已经终结。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向全党打招呼。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1976年被撤销的所有职务（54）。邓小平在全会的讲话中，对“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作了不小篇幅的阐述。（55） 8月召开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讲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56）。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全党的正式语言。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976年10月8日），《人民日报》1976年10月9日。 ② 1976年11月份，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国际形势会议”，断定“华国锋主席不维护毛主席的路线”。11月20日，《华盛顿邮报》记者马休斯在一篇题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的报道中评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参见曾涛、李峰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③ 参见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④ 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1月5日）。 ⑤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8～739页；史义军：《胡耀邦一份手稿的来历》，《党史博览》2005年第11期。胡耀邦关于此事的两次叙述，在时间上有些出入，但情节大体一致。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44页。 ⑦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⑧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5页。 ⑨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⑩ 华国锋曾经说过，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中央就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参见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笔者以为，“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当指抓捕“四人帮”之后不久。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8页。 （1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29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14） 这个时间可能有误。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入住西山的，苏振华、倪志福去西山看望邓，当在此之后。 （15） 杨肇林、丑运洲、乔崖：《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96～397页。 （16）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5页。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的时间，当在1977年2月3日之后。 （17）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18） 中共中央宣传口全称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设立的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机构。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早已撤销。“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曾经组织宣传组，统管组织、干部和宣传事务。中央宣传口的设立，实际上是把宣传事务从中央组织宣传组分离出来了。 （1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20） 转引自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21） 转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1页。 （22） 引自吴德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8年12月18日）。 （23） 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即1949年至1966年。 （2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2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6日）。 （26） 中央理论学习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成立的，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实际上，这是一个专门为中央高层起草文件的写作班子。不久之后，这个班子并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毛著编办”），成为“毛著编办”的二级机构，仍称理论组。 （27）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28）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29）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0） 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1976年10月26日）。 （31）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32） 新华社报道：《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日。 （33）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4～255页。 （3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5）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36） 《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37）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5页。 （3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40）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41）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1月11日），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47～1448页。 （42） 《陈云传》（下），第1447页。 （43）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44） 参见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4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46）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47） 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的信（1977年4月10日）。 （48）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4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7页。 （50）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51）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52） 参见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53） 笔者所见史料，只有汪东兴后来曾在个别场合提过“两个凡是”，但也只是零星提及。 （54） 这些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55） 参见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7月21日）。 （56）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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