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建筑体系，即木构建筑体系。这种木构建筑，不但以木材为房屋的骨架结构，而且还以木材作门窗、地板、栏杆等，在一所房屋里，木材占全部建筑材料的70%以上。也就是说，木构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发展的主流。但是，木构建筑虽然在历史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创造出庄严大方而又绚丽多姿的建筑风格与实体，赋予建筑物以造型丰富、纹样自然美丽等长处，却同时也带给它难以克服的易燃、易腐等缺陷。而木构建筑的易燃性，尤其常常困扰着人们，火灾成为人们生活中带有毁灭性的灾难。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屋宇交连，街区狭隘，“居常多烟火之忧”。
    为此，人们不得不开始重视防火，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是，防火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需要相应的设施，还需要丰富的经验与较高的建筑技术。这不是所有的建筑、所有的居民都能做到的。因而，人们虽然已经意识到了火灾的危害，但在如何防范上却是因人因地，大不相同。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古代建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它的成熟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高的成绩，有许多可供今日借鉴之处。且清朝灭亡不过百年，距离我们今天最近，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供查阅，且现在得以保存下来的古代建筑，大部分为清代的建筑，历史的辉煌与陈旧同时以文字和实物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有利于我们的研究。
    本文试就清代在建筑与防火上的诸问题加以论述，以求勾画出当时的概况并进行研究。
    一、火灾的危害及人们的防火意识与措施
    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们的防火能力同样也是低下的。由于没有可行而有效的防范措施，防火经常处于无序状态，人们是被动的，一旦火灾发生，便会造成无法救治的现象，任由火势蔓延。对于贫苦之家而言，更是无法挽救的毁灭性灾难。从现有资料记载看，在清代对社会造成危害较大的火灾，往往发生在城市中那些建筑物最集中、居民最密集的地区。北京的紫禁城和正阳门外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代表。紫禁城在明清两代多次发生火灾，致使其修复工程接连不断，周而复始。正阳门外则因居民过于密集，以致乾隆年间发生火灾后，竟无法扑灭。
    当时，地处北京城南的正阳门外珠市口一带，是一个居民聚居的商业区。“大街石道之旁，搭盖棚房为肆，其来久矣”[1]， 形成棚屋相接的景象。且占地颇广，“前后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京师之最繁华处也”。但是，乾隆庚子年，“五月十一日午后，居民不戒失于火，黑烟迷雾，烈焰飞飙，不可向迩，提督及五城员弁虽竭力沃救，亦杯水车薪。至二鼓后，忽延至正阳门外郭之城楼。楼高五丈有奇，皆甃以巨石，无一椽之木为祝融氏引缘，周围炮穴凡七十有六。火自穴中横贯而出，光照数里。”[2]可见， 这场大火若不是遇到石制的城楼受阻，还会延烧下去。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城南火灾，毁焚数千家，延及城楼雉堞，经月乃已”[3]。
    又如湖北汉口乃清代一商业大都会，乾隆年间的一次失火，烧毁粮船一百余号，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凡老幼妇女躲避大屋如舍馆寺庙，亦皆荡然无存，死者枕藉。”[4]
    但是，火灾在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人们增强了防火意识。据记载，早在宋代就已出现了防火组织。清人徐松说，当时东京汴梁的防火措施是，城内每隔一里许即设置一处“军巡铺”[5]， 负责夜间巡逻，并在地势高的地方砌筑望火楼，屯兵百人，存置救火用具，以备发现火警及时扑救。到了清代，这种防火组织更加完备，也更具特色。
    首先，防火组织趋向民间化，并出现了专门的救火器，称“水龙”。清人陆以湉对此有专门的记载。他说：“救火之器，古惟水袋唧筒。顺治初，上海县唐氏得水龙四十八，各隶以二百人，人皆土著，按期练习武力，无事仍安常业，有事则一呼毕至。”[6 ]这种防火组织与救火器具虽然只限于个别地区，但是，它表明人们在防火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主动性，有了一定的防火能力。
    其次，清代紫禁城内的防火组织尤其值得称道。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记载，清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紫禁城内建立“火班”，“特行派人防范火烛”。火班由八旗官兵、侍卫组成，“凡宿卫大内，护军统领宿神武门内，掌顺贞门钥，其大内后复道中，皆内务府护军值宿。其值宿西华门北者，合护军、骁骑、步军及三旗服役人、銮仪卫校尉别立班次，曰‘防范兵’，专司戒火。”[7 ]总管内务府敬事房在查视各门启闭的同时，还要“巡查火烛关防等事”[8]， 并“额设机桶八架”作为紫禁城内的防火设备，至乾嘉时期，机桶增至百余架。其他的防火器具则有铁锚、斧镢、“长杆铁钗子、长杆钩子、长杆麻刷、蜈蚣梯子，以及大小水桶、扁担钩绳等”。[9]此外， 还在紫禁城西北部的咸安宫前，盖起了25间板房作为火班值庐，同时放置这些防火器具。甚至在后妃居住的内廷，也将宫内太监编集成队，每队派头领一名，每十队立总头领一名，以备救火[10]。宫中一旦发生火灾，清廷就是依靠这一系统和器具进行救火。
    但在当时，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的消防能力还是低下的，普遍能够做到的只是蓄水防火，且由于所配置的防火器具过于简陋，救火的方法，无论是民间、还是宫中的防火组织，都只能是以水灭火。这就需要建筑物周围保证有充足的水源。当时，紫禁城的水源即为环绕城墙的护城河，“旧年，造办处太监等抬水救火”[10]，即取之于护城河水。
    此外，一些富家大户在造屋时也多喜凿池蓄水，或者环绕高大的院墙外面挖一道水渠，这既出自造屋者审美的情趣、防护的考虑，也有防火的需求。如建于山西晋城的河南会馆，其门前不远的地方，即在会馆的中轴线上建有文昌阁一座。“阁前是一片平地，中有圆形大水池，气势非常宏丽可观。”[11]又如浙江省瑞安县的藏书楼--玉海楼，“楼三面环河，前后两楼都紧贴水域，且水源十分丰富，即使起火，也能及时扑灭”。[12]藏书楼的防火要求更高，清末人叶德辉指出，藏书之所应具备十项条件，其中之一即为“室则宜近池水”。[13]
    清代的防火组织及其蓄水防火的措施，说明了时人已经有了很强的防火意识，但面对大火延烧数日而束手无策，又说明当时救火能力的低下，这便迫使人们去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对火灾的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