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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战后欧洲一体化理论(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理论研究》 姜南 参加讨论

    

以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反对米特兰尼对政治性与功能性的截然划分,也反对其可以通过建立国际水平上的功能性组织以挖空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的假定。他认为,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是难以分割的。经济与政治、政治家和专家的截然区分并不存在,因为技术化的决策基于一个先行的政治性决定。但是,经济或技术和政治可以相对区分,这是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基于这种假定,新功能主义认为,一体化可以理解为对由于管理需求“外溢”产生压力的反应,而管理需求“外溢”导致功能“外溢”。一体化国际机制能够更好地处理民族国家所不能解决的那些跨国经济问题,这导致管理经济的职能从民族国家向超国家机构过渡。一旦这种一体化机制建立起来,“外溢”效应将推动一体化不断发展和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首先是经济一体化逐步推进并外溢到越来越多的区域,越来越多地侵占政治领域,直至一个临界点。一体化的发展不断侵蚀民族国家的主权,最终将导致一个新生的政治共同体的出现。哈斯指出,“政治一体化是一个进程,通过这一进程几个处在不同国家环境中的政治行为体被说服将其忠诚、期望与政治行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该中心的机构拥有或要求拥有对现存民族国家的管辖权。”[9]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欧洲共同体在经济一体化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195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六国在罗马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合称《罗马条约》。1958年,条约正式生效,欧洲一体化超出煤钢这种特定的经济部门开始向整个经济部门扩展。新功能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比较乐观的视角来阐释一体化的动力和发展,认为“外溢”会导致一体化滚雪球似的从一个领域自动“外溢”到其他领域。
    联邦主义关注一体化的结果,即建立一个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而新功能主义关注的是一体化的动力问题,即通过“外溢”这个方式,让一体化获得不断向前走的动力,从一个领域发展到另一个领域。在民族国家的作用方面,两个流派的看法有相似之处。联邦主义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有必要过渡到一个新的超国家的机构;而新功能主义侧重一体化的过程而非特定的结果,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国家主权将会不断削弱,各国的公民也将把认同感从民族国家政府逐渐地向超国家机构转移。
    三、国家中心主义理论1. 邦联主义
    邦联主义是与联邦主义并行对应的一体化理论,也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出现的,如圣-皮埃尔的欧洲联合思想就被视为早期邦联主义的重要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性进展,围绕欧洲联合的最终目标和方法等,邦联主义的看法与联邦主义的看法区别十分明显。
    学者们首先对邦联的定义进行了界定。莫瑞·福西斯认为,邦联不是一个国家,不是在一个政治实体中的个人组成的联盟,而是各个国家的联盟。[10]福西斯把邦联看做一个契约性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正式国家,它本身不是表现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组成的统一体,而是表现为多个国家组成的整体。
    迪米特里斯·克里索乔兹等人认为,作为一个政府系统的邦联,其主要特点就是它向各组成部分提供各种机会,实现互利的合作,而不必把它们各自的主权交给一个单一政府,它关注大量法律上和政治上平等的权力中心之间的政府间关系,而不是这些权力中心与单一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11]
    弗里德里克·李斯特更是列出了邦联的15个特点,如邦联是在没有剥夺各国国家地位的情况下把它们联合起来;邦联要求条约,即宪法形式的成文基本法,它们在法律上对各种不同的邦联性质的伙伴具有约束力;邦联规定其行政和司法功能不能威胁成员国的主权,等等。[12]
    与联邦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不同,邦联主义者主张欧洲应建立邦联式的联盟。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就是反对超国家的联邦,赞成国家间合作的一个代表人物。戴高乐主张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把欧洲组织起来,反对建立超国家的欧洲统一机构。他认为超国家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独立与生存的威胁,应该在它进一步发展壮大之前阻止其进程。他强调“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在任何程度上使欧洲实现统一的唯一的道路。”[13]在1960年7月29日和30日的法德首脑朗布依埃会谈中,戴高乐将军明确指出:“一个联合的欧洲将是一个有组织地出现的、民族的、国家的联盟,将来可能变成一个庞大的邦联。”他建议,“现存的共同体将被合并进去,通常要服从政治权力的领导,因为共同体并不代表一个政治权力。防务将是合作的主题之一,因此北约应该根据欧洲人自己的倡议进行改革,以结束这种在防务上不给欧洲人任何责任的一体化局面。”[14] 1962年5月1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猛烈地抨击了超国家观点,认为在欧洲建设的过程中,“只有国家才是有效的、合法的和有可能付诸实现的。我已经说过并且我还要重复,现在除了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洲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欧洲。除此以外都是些神话、空想和夸耀。”[15]可见,戴高乐所设想的欧洲联合是民族国家的合作,民族国家的联盟,而非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超国家机构。
    邦联主义在欧洲一直很有市场,贯穿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之中。英国最初不愿加入共同体、法国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戴高乐时期法国拒绝参加一体化活动的“空椅子危机”等,无不体现着邦联主义的影响。
    2. 政府间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
    从60年代中期起,欧洲一体化遇到了很多困难。戴高乐从维护法国利益出发,强调建设民族国家的欧洲,坚决反对欧共体向超国家的方向发展。1965年,法国对欧共体实行“空椅子政策”,1966年欧共体各国达成了“卢森堡妥协”,规定凡是涉及各国重大利益的事务,均需取得各国的一致同意。欧共体的超国家倾向受到抑制。英国申请加入共同体也因为法国的两次否决而搁浅,共同体的扩大陷入停滞。共同体的发展面临困境,这似乎显示,新功能主义者宣称的“外溢”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此,新功能主义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质疑。以斯坦利·霍夫曼为代表的政府间主义就是在对新功能主义的批判中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
    霍夫曼认为:首先,新功能主义过于强调了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实际上民族国家及其政府在一体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政府的作用依然十分顽强而不是已经过时了。在涉及至关重要的国际利益的领域,成员国政府不愿以其他领域所得来补偿在一些领域的损失,它们将会试图降低不确定性并对关系到核心利益的决策过程严加控制。作为一个超国家机构,欧共体委员会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其次,新功能主义忽略了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之间的区别。“外溢”效应是有限的。外溢效应在低级政治领域(如经济政策)较为适用,但在高级政治领域(如外交政策、安全与防务等问题)很难发挥作用,国家间关系不会超越政府间合作而发展到高级政治上的超国家一体化。最后,公众对政治行为体的支持和忠诚并未真正从成员国转向共同体,民族国家精英关注的是国内政治而不是共同体层次的政治。成员国政府对共同体的政策取决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如新功能主义者所设想的本着解决问题的精神进行合作。[16]
    霍夫曼区分了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并对欧洲一体化的“莫内方式”提出批评,认为各国政府愿意在低级政治领域进行合作,但是在高级政治领域,由于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政府的自决权和民族认同问题,国家不会接受无保障又失去控制的状况。政治领域的一体化只能通过政府间的磋商和协调以及持续的讨价还价来进行。[17]
    

政府间主义遵循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传统,明确坚持以主权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认为:在现实国际体系中只有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体,民族国家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一体化只有在符合参与国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推动,而一体化的每一次实际的进展都源于成员国之间的讨价还价的交易。霍夫曼强调,民族国家需要改变,但是民族国家仍然有活力,仍然是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者。他不认同超国家主义所宣称的民族国家要被取代的说法。[1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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