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年代末开始,欧共体启动欧洲货币体系,建立欧洲理事会机制,发表《单一欧洲法令》,欧洲一体化逐步走向复兴之路。政府间主义对一体化解释的局限性显露出来。90年代,安德鲁·莫劳夫奇克发表了两篇论文,对政府间主义进行了修正。1998年,莫劳夫奇克出版了《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对自由政府间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一体化是产生于政府间复杂的谈判和利益交换,而非超国家的功能性力量、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考虑或欧洲联邦的理念,因此他把自己称为政府间的自由主义者。[19]他认为,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自利的行为体,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国家偏好的形成取决于国内政治因素。成员国政府在国家间关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欧洲一体化即是在成员国政府间交易的推动下进行的。一体化不是自动成长的过程,而是成员国政府理性选择和相互交易的结果。莫劳夫奇克认为,“欧洲一体化是民族国家领导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进行一系列理性选择的结果”。[20]他认为经济利益特别是商业利益对欧洲一体化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地缘政治利益和意识观念也经常发挥重要影响,但其作用只能排在第二位。也就是说,欧洲一体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出于地缘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考虑。此外,自由政府间主义虽然强调政府间谈判在欧洲一体化中的首要地位和成员国国内政治的重要性,但并不否认制度的作用,认为超国家机构对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有有限的影响。 莫劳夫奇克通过考察欧共体发展历史上五次最主要的谈判来验证他的理论框架。这五次谈判分别是:1957年《罗马条约》谈判,60年代建立关税同盟和共同农业政策的谈判,1978-1979年建成欧洲货币体系的谈判,1985-1986年《单一欧洲法令》的谈判和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谈判。他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每次谈判都被分成三个阶段:即国家偏好的形成、国家间博弈和制度化阶段。而且,商业利益、相对博弈实力和可靠的承诺是最重要的三个因素。[21]在上述理论背景下,莫劳夫奇克提出了所谓的双层博弈模型来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他看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存在两个层次的博弈,一是成员国国内政治层面的,即国家偏好的形成过程;另一个是欧洲层面的,即政府间讨价还价战略的形成过程。换言之,首先是一国国内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得出在某一问题上该国的国家偏好;然后该国政府持此偏好,代表该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进行政府间博弈,博弈结果是相互间不对称依赖程度的体现;最后,为了巩固谈判成果,确保各方履行承诺,各国政府理性地选择将部分主权委托转让给超国家机构,或者是约定日后共同投票决定未来的执行事项,也就是所谓的“汇集”(pool)。[22] 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欧盟主要是一种政府间机制,主权国家仍然是欧盟活动中的主角,国家利益而非欧盟共同利益是成员国的首要考虑,欧洲一体化只有符合参与各方的利益才能获得推动。但是自由政府间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相对忽略政治因素的影响。如莫劳夫奇克认为,“欧洲国家推进一体化既不是为了防范法德战争再次爆发,也不是为了扩展欧洲在全球的声誉和势力,更不是企图以联合来平衡与超级大国的关系”[23],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邦联主义也关注一体化的结果,认为应该建立民族国家的联盟;而自由政府间主义则关注一体化的动力,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半个世纪欧洲大陆面临的一系列共同的经济挑战。自由政府间主义还十分关注一体化过程中的决策过程。从民族国家的作用看,邦联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看法也有相似之处。邦联主义并不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而认为只有民族国家才是有效的、合法的和有可能付诸实现的。政府间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十分顽强,不认为民族国家正在削弱,相反,强调民族国家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延续”,甚至是“再生”和“加强”。[24]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在一体化的决策过程中,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3. 民族国家拯救论 英国经济史学家艾伦·米尔沃德提出的民族国家拯救论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理论。他认为,民族国家从16世纪起成为西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它被神化为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到19世纪末,民族国家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获得了各自疆界内公民的忠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却证明民族国家竟然不能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能,即保护公民的安全和财产,这使传统的民族国家陷入危机。“将民族国家从废墟中拯救出来,标志着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历史的结束,这是欧洲战后历史的最突出的一个方面。”而“欧洲共同体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就是“战后拯救欧洲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因为这种拯救所基于的政治共识要求实行一体化,即将有限领域的国家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25]米尔沃德认为,民族国家的危机及其在战后的自我拯救是欧洲一体化起源的内在推动力,一体化是民族国家选择的结果。 米尔沃德的理论虽然也是一种国家中心的理论,强调民族国家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实质上是捍卫现代民族国家的地位。但是,在民族国家与一体化的关系上,米尔沃德却并不否认一体化的作用。他认为,“没有一体化进程,西欧民族国家将不可能得到其公民如此的忠诚和支持。没有它,西欧民族国家不可能向其公民提供并证明其生存合理性的安全与繁荣。”[26]一体化是加强了西欧民族国家的地位而不是削弱了它们。 总之,米尔沃德认为,在民族国家与一体化之间不存在对立和取代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用一体化“取代民族国家将会摧毁共同体,而限制一体化的进程将削弱民族国家,限制民族国家的能力和权力”。[27] 米尔沃德是出色的经济史专家,他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欧洲一体化经济动因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他对一体化的政治因素却关注不够。而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欧洲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在早期的西欧联合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略的”。此外,米尔沃德还“明显地忽视了冷战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国在一体化起源中的作用”。[28] 综上所述,联邦主义关注欧洲一体化的结果,主张建立合适的制度框架来超越民族国家;而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则更注重一体化的过程,而不重视一体化的形式或结果。联邦主义赞成激进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模式;而功能主义主张“自上而下”的国际变革模式。与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相比,联邦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直接挑战,是超国家主义中最激进的一种理论。新功能主义着重强调超国家机构的作用,而政府间主义始终强调民族国家和政府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在其他的理论中,有的认为民族国家与一体化超国家性质是一对矛盾,而米尔沃德的理论则在坚持国家中心的基础上,还有着很大的灵活性,认为民族国家与一体化是相互依存的。这些理论,有的关注欧洲一体化的结果,有的关注一体化的过程;有的是对未来一体化的期待,有的是对一体化实践的解释。目前欧洲联盟既不同于一般的国际组织,也不是联邦或邦联,但却兼具联邦和邦联的一些特征,有人称之为准联邦。可以说,欧盟是介于国家和超国家之间的一个新型的形式,是按照一种十分复杂的运行机制进行运作的,并没有按照某一种理论来运行。 从欧盟的历史和最新发展可以看出:欧盟的决策机构主要是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而这两个机构都是政府间性质的。因此,到目前为止,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未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带有明显的政府间性质。一体化由民族国家创建和推动;民族国家政府基本上控制着一体化的进程和发展方向;民族国家是一体化过程的推动者或阻滞者;机构改革和决策过程是政府间讨价还价、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过程。然而,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也表明:超国家性质的发展不容忽视,在今后仍有发展潜力和可能性。 上述理论之间存在着的种种差异,反映了欧洲各国利益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而主张一体化,主张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新时代挑战这一点,则反映了欧洲各国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文化基础。事实上,二战以来欧洲一体化的曲折进程,都是由欧洲各国利益与文化的同与异决定的。 注 释: [1] 如黄正柏:《斯皮内利的欧洲联邦思想和争取欧洲联邦的早期努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1期;房乐宪:《联邦主义与欧洲一体化》,《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郇庆治、胡瑾:《联邦主义与功能主义之争:欧洲早期政治一体化理论》,《欧洲》1999年第6期;房乐宪:《邦联主义与欧洲一体化》,《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房乐宪:《政府间主义与欧洲一体化》,《欧洲》2002年第1期;张茂明:《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政府间主义》,《欧洲》2001年第6期;洪邮生:《独树一帜的欧洲一体化理论--评米尔沃德的“民族国家选择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洪邮生:《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欧洲修正派”述评》,《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