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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下)(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学术》 陆扬 参加讨论

    

[97]有关法和的主要事迹,参看《出三藏记集》卷十五, 《大正藏》:2145:109b02-09。
    [98]《大正藏》:2059:332c01-02,2145:101c13-15。这首诗据称是采用“偈”(gāthā)这一印度诗歌形式写成的中文诗。这也是鸠摩罗什作的十首偈诗中的一首。这十首诗是否都是为法和一人所作以及是否为同一场合而作,这都还不清楚。虽然传记中只引了这一首,但其它各诗被认为“辞喻皆尔”,《大正藏》:2059:332c03, 2145:101c15。
    [99]这在竺法护主持的译经中尤为突出。例如,《普曜经》,《大正藏》:186:484c04; 《大哀经》,《大正藏》:398:414c03; 《正法华经》,《大正藏》:263:90b20; 《宝女所问经》, 《大正藏》:399:13.469b03; 《德光太子经》, 《大正藏》:170:415a24; 《长阿含经》, 《大正藏》:1:1c11; 《修行本起经》, 《大正藏》:184:465a04; 《佛本行经》, 《大正藏》:193:86c15; 《僧伽罗剎所集经》, 《大正藏》:194:128a06;  另见《汉訳対照梵和大辞典》增修版(荻原云来主编、辻直四郎协编,东京:讲谈社, 1979),第326页。
    [100]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44页。
    [101]比如在僧祐的《释迦谱》中就可以找到类似的故事(《大正藏》:2040:78a03-08),只是不以悲剧告终。
    [102]《大正藏》:2040:78a03-09。
    [103]如果和僧祐的版本相比的话,这一点更为明显。僧祐版中的“清响彻九天” 和范泰诗中的“清响中天厉”完全同一机杼。
    [104]可以参见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中的例子, 《大正藏》:262:23c15, 262:48a17。
    [105]有三首被归于鸠摩罗什名下的诗歌保存了下来。除了我们已经在此讨论过的这首之外,《高僧传》的〈慧远传〉里也保存了一首,那是鸠摩罗什寄赠慧远的诗(《高僧传》卷六,《大正藏》:2059.359c23-27)。第三首题名为《十喻诗》,收录在唐朝类书《艺文类聚》里面(《艺文类聚》卷76)。即使仅从文体角度来看,我们也有理由怀疑〈鸠摩罗什传〉里的这首写给法和的诗不是鸠摩罗什的作品。不像另外那两首,这首诗事实上与鸠摩罗什这样的域外僧人所作的宗教诗歌之典型风格毫无相似之处。它之所以能被说成是一首偈诗,完全是因为僧祐与慧皎认为其作者是鸠摩罗什。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更为精致的中土文学样式。在僧祐的版本中,其首联是押韵的;在慧皎的版本中,它的第二和第四句押韵。这一特征使这首诗在文体方面,与齐梁宫廷流行的格律诗很类似。因此无论作者是谁,他都不太可能是鸠摩罗什的同时代人。
    [106]《大正藏》:2059:332c24-25。
    [107]《大正藏》:2059:332c27-28, 2145:102a06-07。
    [108]原文是“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大正藏》2059:333a06-07。
    [109]吉藏在很多方面似乎都与《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的传记中的鸠摩罗什形象相似,这不禁使我怀疑吉藏是否是有意地模仿鸠摩罗什的风格。有关吉藏之个性的简要分析,可参看蓝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论》,台北:台湾商务印刷馆,1993年重印,第188-192页。
    [110]竺道生虽然曾从师于鸠摩罗什,但其实没有多少证据显示二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对比之下,鸠摩罗什与僧睿、僧肇之间的关系就要密切多了。竺道生是在鸠摩罗什死后很久才成名的。但是最迟到六世纪末,他就已经被认为是鸠摩罗什最杰出的弟子了。在《历代三宝记》中,他被列为“什门四圣”之首,排在僧肇、道融和僧睿之前。参看饶宗颐:《鸠摩罗什通韵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五卷,第710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
    [111]《大正藏》:1856:122b25。这部书编纂于六世纪晚期,很可能是编纂者自己做的序,参看《仏典入门事典》,大蔵経学术用语研究会编辑,京都永田文昌堂, 2001, 第288页。
    [112]赞文本身也有“瓶藏一镜,针吞数匙” 之语。我摘引的文本出自饶宗颐:《鸠摩罗什通韵笺》,第709页。S.6631中相关段落的原文图像,可参看《敦煌宝藏》,黄永武编辑,第49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第515页。
    [113]  这一现象不少学者都指出过,而汤用彤先生说的最为精当扼要,兹引如下:罗什之学传于江南者,一为《十诵律》,因僧业,慧询,慧观之奖悒,遍行南方,至唐中宗时始革;一为《成实论》,南朝义学此号最盛,约可分为二系:一为寿春僧导,一为彭城僧嵩。综计南北朝研五聚者,泰半出寿春,彭城二系。导,嵩二师,俱在宋时。继之者有齐之柔,次二公,梁之开善,庄严,光宅三大法师,陈之建初,彭城二名德。成实之势力,弥漫天下,而尤以江左为尤甚。至若般若,三论,罗什宗旨之所在,则宋代殊少学者。显著事实,仅知僧导曾作《三论义疏》,中兴寺僧庆善三论,为时学所宗(见《高僧传·道温传》),昙济作《六家七宗论》。般若虽稍多之士,而仍不如成实之光大。(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全集》第二卷,第119页)
    [114]僧睿〈大智釋論序〉,《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正藏》:2145:75b01-08;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第2572-3页;又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321页。
    [115]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第2559-2566页。
    [116]鸠摩罗什同时代的人都知道,鸠摩罗什在翻译《大智度论》时大量删改了原文,参看慧远:《大智论抄序》(《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正藏》2145:76b14)。鎌田茂雄认为,慧远删除了鸠摩罗什增加的部分,见氏著《中国仏教史》,第二卷,第273页。因为慧远的这部书已经亡佚,这一观点已无从证实。
    [117]但是,佛驮跋陀罗死后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华严经》的翻译。因此,汤用彤认为,佛驮跋陀罗的教义观点接近于和说一切有部渊源很深的瑜伽行派(Yogācāra)。另外,对于佛驮跋陀罗所翻译的《达摩多罗禅经》,汤先生说其“一名《修行道地》,此即谓《瑜伽师地》。按大乘有宗,上承小乘之一切有部。则有宗之禅,上接有部之法。”参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17-8页。汤先生的这些分析是很有问题的。首先,我在本文引言中已经提到,经典传译并不一定能代表译者真正的教义立场。在中国佛教界的请求下,域外来的佛教僧人翻译了很多中土西行求法或朝圣者带回来的经文。就佛驮跋陀罗来说,他翻译的《华严经》是支法领从于阗带回的,在时间上远早于佛驮跋陀罗着手翻译的时间(418年),参看《高僧传》2,《大正藏》:2059:335c04-05。这和在法显的要求下,佛驮跋陀罗译出法显从西域带回的大众部婆麤富罗律的情况相当类似。汤先生指出的大乘有宗和有部的关系固然是正确的,但并不能因此就推断《达摩多罗禅经》是有宗之禅。更主要的是《达摩多罗禅经》的另一个名称是《修道行经》而非《修行道地》,汤先生错误地将两个名字接近但实质很不同的经典弄错了,所以他才产生了该经有宗之禅的错误认识。
    [118]据《高僧传》〈智严传〉,智严在远游罽宾时曾直接向着名禅师佛驮先(Buddhasena,即佛大先)学禅。佛驮跋陀罗也是在智严的邀请下来到中国传法的,《大正藏》:2059:339b03-09。
    [119]《高僧传》卷二,《大正藏》:2059.335a04。
    [120]《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大正藏》:2145.103c17-20;《高僧传》卷二,《大正藏》:2059.335a05。
    [121]  关于这场论辩,《高僧传》中有如此的记载:时秦太子泓欲闻贤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宮。罗什与贤数番往复。什問曰:“法云何空?” 答曰:“眾微成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 又問: “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微?” 答曰: “群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 又問: “微是常耶?” 答曰: “以一微故眾微空。以眾微故一微空。” 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眾微,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 此是問答之大意也。(《高僧传》卷二,《大正藏》:2059.335a08-19)。由于资料不足,我们无法对佛驮跋陀罗在佛教教理上的看法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上面这段记载至少说明他的空有观和有部的正统观点已经不同。他的意见在长安所引起的误解主要是他并不像鸠摩罗什那样直接强调极微(paramā?a)的不存在,而是从因缘的角度来强调极微的空性(即无自性)。所以是比较特别的论点。这可能是一种和鸠摩罗什的老师盘头达多意见相近的看法。而他的观点对当时的长安佛教界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这一点则无疑问。
    [122]从《高僧传》的记录可以看出,从五世纪初开始,与禅有关的活动有明显增加的现象。此当反映出中土佛教界对禅的日益重视。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武藤明范:〈梁高僧传にみられる禅観実修の动向〉,《曹洞宗研究员研究纪要》卷三十四(2004),第17-76 页。
    [123]比如《高僧传》〈习禅〉的论中,慧皎就特别借用《老子》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的说法来支持禅修的重要,见《大正藏》:2059.400b19-20。有关魏晋时期“安静”观念的讨论,可参看甘怀真:〈魏晋时期的安静观念〉,收入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马拉雅基金会,2003 年,第117-176页。
    [124]慧远也说:“每慨大教东流,禅数尤寡,三业无统,斯道殆废”。见〈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2145:65c29。
    

[125]见僧睿:〈关中出禅经序〉,《出三藏记集》9, 《大正藏》:2145:65a23-25; 以及《高僧传》〈僧睿传〉,《大正藏》:2059:364a22-2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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