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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如诸位先生所考察的，王朝实施的法律制度、官僚的选任制度、中枢的秘书制度乃至社会上的家族制度等，各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有起讫不同的历史阶段性。 [14]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类问题。例如戴建国指出，应该加强对于司法实践的研究，从中探究法的动态和功能；考察司法官员如何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研究司法官员在法律具体操作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思维理念和逻辑，以及法律实施后的社会效果。见“二十世纪宋代法律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1年杭州宋史系列讨论会（一）论文。 [15]所谓“碰撞与交流”有着多种可能的方式，本领域内如本次会议的专题回顾与反思，它领域如法律学、管理学以案例分析带动研究与教学的范式，都在“和而不同”的关怀下对传统的制度史研究有所启益。追踪学界新的理论讯息亦属值得重视的方面之一。举例而言，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研究中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崛起，极大地拓宽了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例如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1994年；埃瑞克·G·菲吕博顿（Eirik G.Furubotn）、鲁道夫·瑞切特（Rudolf Richter）编：《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约翰·奥尔森（John Olsen）：“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总78卷，1984年第3期）。目前大陆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界都对此有积极的反应（可参见杨龙：“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学意义”，《政治学研究》1998年3期，页78-83；秦海：“制度范式与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5期，页36-65），对于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或许也不无启发。在此我要感谢本次会议的参加者李立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李全德、谭星宇、易素梅、高柯立等同学在相互讨论过程中为我提供的资料介绍与多方面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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