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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决定和指示，在国内和在志愿军中全面展开了反细菌战斗争。利用国内各种新闻舆论工具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工作也同时展开。3月14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郭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和以贺诚为办公室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反细菌战的全面工作。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总防疫委员会，并下达了反细菌战防疫措施的命令。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是志愿军防疫领导的最高机构，以副司令员邓华为主任，联司副政治委员朴一禹、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韩先楚、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为副主任，并接受朝鲜中央非常防疫委员会的指示，统一组织领导志愿军的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当日，由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甘泗淇签署下达给志愿军的防疫命令中要求：“（一）各兵团、军、师以及分部成立防疫委员会。各级防疫委员会以不超过5人为限，各级行政首长正职或副职首长一人为主任，卫生部长为副主任，其他有关部门选派人员参加；团、营、连按上述原则以3～5人组成防疫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各级防疫委员会的职责为：1.收集上报疫情，并研究贯彻上级防疫委员会的指示；2.检查下级防疫卫生工作，总结防疫经验并上报；3.检查预防消毒器材和疫苗注射；4.密切与所驻朝鲜地方政府进行联系，并帮助朝鲜居民的防疫和治疗工作；5.利用各军办的小报和举行小型集会，进行防疫卫生宣传工作。（二）建立疫情报告制度：1.军以上利用最快的通信工具，每日18时向上一级防疫委员会报告新发现的疫情，收集美军飞机或大炮投撒毒虫地点、时间、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2.收集美军投撒的各种毒虫和容器，特别注意收集跳蚤，送志愿军卫生部化验。各兵团和军卫生机关化验结果及玻璃片注意保存上送。（三）防疫对策为：1.已下发的鼠疫疫苗、牛痘疫苗、斑疹伤寒疫苗、五联疫苗，全体人员必须注射，不得有一人例外；2.以战斗精神扑灭苍蝇、跳蚤、老鼠等传染毒菌的媒介物，并须成为经常性的工作；3.保持环境清洁，必须每日打扫一次，野外厕所坑深一米以上并加盖；4.禁止喝生水、吃生菜，送往阵地的菜饭和开水都要加盖；5.管制水源，水井加盖；6.伙房远离厕所，并注意炊事员健康和伙房的清洁；7.发生急性高热病必须立即隔离，给以磺胺服用，迅即送往医院，其居所予以打扫消毒。” 据此，志愿军各级均成立了防疫委员会或防疫领导小组；根据作战或驻防区域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并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普遍进行了反细菌战的防疫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按规定注射了鼠疫、霍乱、五联等各种疫苗，至6月底鼠疫疫苗注射两次，霍乱、五联疫苗注射一次，注射率达100％，对主要交通线两侧3华里内及部队驻区大部分朝鲜居民共450万人注射了鼠疫疫苗；开展了扑鼠、灭蝇、保护水源、清理驻区卫生的运动。志愿军共指定7个传染病医院，军以下单位也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医疗收治组或临时隔离室，以收治、隔离被美军施放菌毒传染的病人。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还制定了反细菌战个人、团体、伙房三大“卫生守约”，下发到每班2份；对2393名卫生防疫人员进行了短期训练。 为加强志愿军的反细菌战检验和防疫治疗工作，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三批包括有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病理学、营养学等5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方提供1598.3万人份鼠疫疫苗，651万人份四联疫苗，284.5万人份五联疫苗，32.3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80万余人份痢疾疫苗，滴滴涕和六六六粉共38万余公斤；其他消毒粉剂4.29万公斤。[3] 采取这些措施后，前方很快控制了疫情发展。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国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中共中央按预定部署进入反细菌战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 3月4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等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部署东北及沿海地区全面进行反细菌战防疫的措施。5日，毛泽东在聂荣臻和粟裕关于反细菌战措施问题与苏联顾问商谈情况的报告上批示：“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4]经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与苏联政府协商后，3月1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苏联增派一个“能在复杂天气及夜间条件下作战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机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担任拦击散布细菌之敌机。[4]（p.17）3月12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增派一个喷气式驱逐机师进驻中国沈阳地区。同日，中央军委决定，为防止细菌和病疫的传播，除在志愿军部队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对铁路交通也急需管制。规定：“（一）凡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必须进行消毒，鸭绿江各口岸车站和山海关均分别设立防疫检验站，专门负责来往车辆和人员的消毒和注射。（二）凡由关内进入东北和朝鲜的人员，均须强制注射。凡由东北进入关内和由朝鲜进入东北的人员中，发现有疫状时，应进行隔离治疗。（三）凡非十分必要的物资应暂停运回，必须运入朝鲜的物资应妥为包装。（四）凡非十分必要的人员和部队，应暂停来往和减少调动。（五）凡疫情严重的车站与地段，车辆经过时应禁止停车和装卸。” 3月16日，成立了山海关防疫总指挥部。19日，周恩来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等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对全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的防疫对象、区域划分、各区任务、紧急措施、防疫运动、研究工作、宣传工作、防疫组织等8个方面，作出全面部署。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在疫区的主要任务为继续进行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在紧急防疫区应加强对朝鲜国境江口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进行卫生侦察，在重要城市、交通线上敌人散布昆虫区域实行普遍预防注射。在防疫监视区应加强与紧急防疫区之间交通要口的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重点进行预防注射，并应与防空部队协同监视敌机活动。对防疫运动提出12项工作，要求各区根据不同情况，有选择、有重点的进行。在防疫组织上，除东北已成立防疫委员会外，要求华北、华东、中南各大行政区和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各省及所属县、市、区、村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分别成立防疫委员会，以利防疫工作的进行。华北、华东军区各成立1000人的防疫队，华南军区和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各成立500人的防疫队，关内沿海各省成立300人的防疫队，所属各县成立30人的防疫队，并组织必要的防疫预备队等。指示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立即实行，并将进行情况随时上报。 至3月底，除西南地区外，全国各大行政区和沿海各省市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除志愿军已组织防疫队外，在国内共组织129个防疫大队，2万余名防疫人员；在沈阳、北京、天津、青岛等地设立了细菌研究中心；苏联派来流行病学、细菌学、昆虫学、动物学等专家9人，在东北协助检疫工作；在东北地区国境线上、海港、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66个，并在山海关设立了防疫总指挥部，负责过往人员、车辆、物品的检疫和消毒；4月中旬，在东北地区完成480万人的疫苗注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华东、中南、华南地区也进行了重点注射。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至1952年冬，志愿军共确诊和疑似与美军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人，死亡126人。⑩此外，笔者接触过许多当年曾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的志愿军老战士，他们一听有人说美国没有在朝鲜实施细菌战、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情绪非常激动，问，“谁说的，这纯属胡说八道。当年我就亲自在雪地里扑灭过美军飞机布撒的昆虫。” 这些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系按美军实施细菌战对待和采取措施的，当然也组织了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宣传运动，说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是毫无根据的。尽管美国当局一直否认实施细菌战，且没有公布有关档案，但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布撒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是铁的确凿事实。 当时加拿大的和平大会主席、曾在中国当过22年传教士的文幼章博士访问中国时，在沈阳附近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以他亲眼所见指出，美国不但在朝鲜而且在中国进行了细菌战，并声援中国人民的反细菌战斗争。几十年后，在他过世之前嘱托他的儿子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文忠志）写一本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书。史蒂芬·艾迪科特自费到美国和中国收集有关资料和访问当事人，并通过中国有关部门找到笔者，就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事进行了座谈。他说他到美国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虽然没有抓住老虎，但已抓住了老虎尾巴”，得知美国官方的档案部门有十几箱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有关档案没有解密。他遵从父亲的嘱托，根据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和访问，撰写完成《美国与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1998年11月由加拿大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 关于对日本记者收集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的看法 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所收集的、但未得到证实真伪的原苏共中央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实施细菌战问题是中国、朝鲜、苏联“伪造”的“虚假”情况的12份档案摘抄件，其大致内容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贝利亚于4月21日向苏共中央负责人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备忘录，称他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52年3月朝鲜社会安全部顾问格鲁霍夫和朝鲜外交部顾问斯米尔诺夫向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呈送的报告，称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没有得到苏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支持朝鲜方面在“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朝鲜调查前，伪造疫区，伪造了被传染的人员，编织关于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证据。贝利亚随即要求拉佐瓦耶夫、格鲁霍夫和曾任朝鲜人民军卫生部顾问的谢利瓦诺夫就此作出说明。 此三人在随后提交的书面材料中称：1952年2月，朝鲜政府接到了中国政府关于美国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通报，于是抢先发表声明，控诉美国实施细菌战，而实际上其根本不拥有美国实施细菌战的证据。 贝利亚由此认定，伊格纳季耶夫蓄意扣押了格鲁霍夫等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报告，使得苏联的国际形象因为支持中朝政府的控诉而受到严重伤害，要求苏共中央主席团做进一步调查。苏共中央主席团于4月24日作出决议：鉴于拉佐瓦耶夫未经授权擅自行动，立即将其调离驻朝鲜大使和朝鲜人民军总顾问的岗位，剥夺将军军衔，并予以起诉；重新确定苏联政府关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官方立场，并将这一变化通知中国和朝鲜；鉴于伊格纳季耶夫“错误和不诚实的行为”，取消其苏共中央委员资格，并责成有关部门追究其责任。伊格纳季耶夫随后被免去了中央书记职务，调任巴什基尔州委书记，而贝利亚则重新执掌国家安全部门的大权。 5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给驻中国和朝鲜大使馆发出指令，要求通知毛泽东、金日成：“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在新闻媒体中广泛传播的美国人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报道是基于荒谬的证据。对美国人的指控是虚构的。” 6月2日，由莫洛托夫、赫鲁晓夫、贝利亚主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将伊格纳季耶夫开除出苏共中央。 以上就是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收集的苏共中央档案文件抄件的大致内容。美国学者将抄件中所描述的这些内容，视为中朝对美国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控诉完全是谎言的证明。 究竟应如何看待日本记者收集的原苏共中央的这12份档案？有如下三个因素必须考虑： 一是1953年6月底，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将伊格纳季耶夫开除出苏共中央的20多天后，贝利亚就被逮捕，随后又被处死。以非法和非人道手段取证、制造一系列所谓的“反党集团”冤案是其被处决的重要原因。伊格纳季耶夫则作为“遭受贝利亚迫害的人员”之一，被恢复了苏共中央委员资格。 二是在日本记者所公布的原苏联档案中，不包括贝利亚所提到的1952年3月格鲁霍夫、斯米尔诺夫致伊格纳季耶夫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到底如何，至今不清楚。 三是日本记者所得到的12份原苏联档案，与其他已经公布的前苏联朝鲜战争档案不同，只有手抄件，没有见到原始文献，并且是摘抄，不是全文照录。同时，这些档案的真实性从来没有得到俄罗斯方面的正式认可。美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在发表这一批抄件时专门指出，在正式的档案文献公布前，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将始终受到怀疑。 因此，在俄罗斯没有公布完整的原始档案文献之前，在中国档案文献能够证明这些档案抄件的内容之前，任何对这些档案真实性的判定都只是一种推测，而不能形成确切的结论。不能也不应该盲目相信这些档案的内容，更不能依此作出否定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曾实施细菌战的结论。中国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证词，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美国确在朝鲜战争中实施了细菌战，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绝非编造出来的谎言。 注释： ①《第42军给志愿军司令部的报告》，1952年2月2日。 ②“和大”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世界和大”指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 ③周恩来关于反细菌战要办的事情给毛泽东的报告，1952年2月19日。 ④《中央军委关于反细菌战问题给志愿军和东北军区的指示》，1952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美帝细菌战宣传应注意的事项》，1952年3月7日。 ⑤《聂荣臻、粟裕关于苏联顾问对反细菌战问题意见给毛泽东主席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副主席的报告》，1952年2月20日。 ⑥志司，即志愿军司令部。 ⑦《中央军委关于反细菌战问题给志愿军和东北军区的指示》，1952年2月21日。 ⑧志卫，即志愿军卫生部。 ⑨《中央军委关于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给志愿军的指示》，1952年2月25日。 ⑩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编《战争简史》，1956年，第77页。 【参考文献】 [1][美]马克·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189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27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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