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发生距今已经70多年。在此期间，围绕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有超过100多本中、英、德、日等多国文字的史料专著相继出版闻世，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描述，向世人介绍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经考证，在这些许许多多的史料专著中，当年英国驻华记者田伯烈先生编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史料专著图书--《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文名）①，并且在美、英两国也同时公开出版英文版（《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确实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让世界知道南京大屠杀史实方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实事求是的学术评析，以凸显其历史的传播作用，并据此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对他的诽谤、攻击和否定。
    一、评析田伯烈作为国际记者的职业背景、时空间回顾及其写作南京大屠杀专著之动机
    田伯烈（H. J. Timperley）先生当年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资深记者。他当时是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曾因为报道西班牙政府、军队和民众团结一致抗击法西斯侵略而获得赞誉。日本侵略中国后，又被其报社派往中国来观察战局。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步伐。8月13日，又在上海虹桥机场滋事，史称“八一三事件”。8月15日，委派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组建上海派遣军侵攻上海。③田伯烈先生在此期间到达上海，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侵攻上海时的种种反人道的罪行。特别是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攻陷南京后，旋即展开大屠杀的暴行，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与南京相距不远的上海后，田伯烈先生想实地采访，但他的申请未获批准。
    1938年3月，他在上海利用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贝德士先生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提供的证言、书信和日记等资料，迅速编成了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1938年初在伦敦、纽约分别出版英文版。④1938年7月，又在汉口民国出版社，由杨明先生翻译，郭沫若先生为其书写序言，出版发行中译本，取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⑤
    有人怀疑田伯烈先生是受国民政府之托，写成此书的。但身为著名记者的作者，在该节的序言中对编写此书的动机和经过，作了详细而明确地交代：“去年（指1937年，笔者注）十二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于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以为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给《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不料上海日方的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我所发电报的真实性，结果我从最可靠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同时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这是我写成本书的原因及其经过。由上所述，足见本书之成，完全是我本人的意思，有几位朋友为我选择整理材料，给我极大的帮助，但本书的出版则由我完全负责。本书内所引录的文件，都是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向关系人恳商而得的。”⑥
    田伯烈先生在上述的这段序言中，对写此书的动机交代得十分清楚，他之所以要编著这本书籍，一是与“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二是在上海的日方当局对他采写的新闻“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我所发电报的真实性”；三是“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
    二、探究田伯烈编写的此部南京大屠杀专著之真实性
    田伯烈先生自己着手编著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真实性如何呢？不妨作以下考证。
    第一手资料的来源途径，成为怀疑田伯烈先生能否写成此书的关键。对于这一点，作者其实作了清楚的交待，如“我从最可靠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有几位朋友为我选择整理材料”；“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向关系人恳商而得的”等等。
    那么，他的这些“朋友”、“关系人”和“最可靠方面”是谁呢？从1938年2月17日田伯烈先生致贝德士先生的信函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亲爱的贝德士：
    您2月11日来信证实了你带给鲍引登（Charles L. Boynton）消息，鼓励我写作这本书，而且意味着您同意费吴生顺便访问美国。在以后的通信中我将附上我给浩恩伯克（Hornbeck）信的附件。
    昨天我去鲍引登的办公室，仔细阅读了他们有关南京和其他地区的文件。仅南京一地资料就很多，我真想把这本书限定在这个主题，写成一本个案的历史，书名叫《在南京的考验》（The Ordealof Nanking）或者其他类似的名字。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我想把与南京安全区相关的全部文件，作为费吴生、你和其他人书信后的附录。你认为我这样做合适吗？是否会有一些文件你认为不宜出版？如果你能得到更多目击者的故事，这对书的第一部分十分有用。如果你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哪些文件或哪部分文件应当删除，这将会帮我大忙。
    我下午能给贝德士夫人提供一些速记帮助，减轻在鲍引登办公室拷贝资料的负担，并为公众目的收集其他资料。
    ……
    你诚挚的田伯烈⑦
    这封信距发生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的时间最近，该信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1938年2月11日前，田伯烈先生已经着手写这本书了，但最初时，他并没有打算专门写一本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书；二是在贝德士先生等美国人的鼓励下，特别是在看到很多来自南京的受害资料后，他才考虑写一本有关南京“个案历史”的书，并初步考虑了书名；三是明白地告诉世人，他的资料来源是哪些当时仍留在南京，亲眼目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人提供的；四是最初是贝德士先生及其夫人帮助他收集了许多南京国际安全区的资料。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教授，在其编著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历史背景中指出：“贝德士是田伯烈《日军在华暴行》（纽约，1938年6月）一书的主要策划者”⑧。
    贝德士先生是谁呢？他为什么能向田伯烈先生提供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呢？章教授是这样介绍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年5月28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父亲是一位牧师，曾任哈莱姆学院院长。1916年贝德士获得哈莱姆学院学士学位，并得到罗兹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深造，……1920年毕业。同年夏天被基督会任命为传教士，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教书，1923年与莉丽娅罗宾斯（Lilliath Robbins）结婚，后者是加拿大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贝德士独自在城内，妻子和两个孩子则滞留日本。他献身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在日军屠杀和强奸暴行下保护中国平民，使成千上万人免于饥寒。为加强他对付日本人的力量，金陵大学董事会在1938年1月13日任命他为副校长。南京沦陷不过两天，他就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对日军暴行的第一次抗议，接着是他那著名的1938年1月10日的抗议信，其复印件被送到自由中国（国统区--译者）。”⑨
    从1938年3月3日贝德士先生致田伯烈先生的回信中，人们可以看到是哪些美国人向田伯烈提供了南京大屠杀真实的资料，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
    亲爱的田伯烈：
    你一定收到通过贝德士夫人发出的有关大屠杀的电报，说明我们根据你2月17日来信的建议所作的选择。我们知道，你已经看过鲍引登有关南京的文件，并打算“作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我和史迈士、米尔士所能安排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成果。外界很难体谅我们现在所干的事情，因为对这方面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
    这里是我们的若干想法。为了让远地公众了解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残酷，最好是超越市区范围以增强效果。在整个南京变得异常以后，外地的人很容易感觉--这个地方集中政治的憎恶，时常有人发生意外，如此等等。而如果在一个时期，在上海、淞江、苏州、无锡、湖州、杭州都传出类似的故事，整个效果更有力度和可信。如果你到一个城市，主要以我们的文件为基础而做出估量，就会为个人与团体的复仇心倍增而感到不安。这些文件大多数来自作为秘书的史迈士，作为副主席的米尔士（在拉贝离去以后他成为真正的主席），而我则是金陵大学最勤奋的通讯员。
    ……
    你的挚友M. S. 贝德士⑧
    从信里可以看出，提供给田伯烈先生有关资料的人是贝德士、史迈士、米尔士等三位美国人，他们当时都留在南京，并且均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有关职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远地公众了解”，扩大影响的范围，让南京城以外的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
    在这一点上，几位美国人的想法恰恰和作者田伯烈先生是一致的。田先生在序言中这样说道：“本书的目的，扼要言之，在以日军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力求真确，不存偏见，使读者明白认识战争的狰狞面目，并剥夺战争的虚伪魔力，后者是好大喜功的军阀们所不能忘情的。”⑨他还在该书“结论”中写道：“本书的正文及其附录，包罗种种的具体材料和凭据，因此，本书出版以后，所有怀疑皆可一扫而空了。”
    这位英国记者还在序言中说明，自己并非对日本有成见，不友好。他说：“还有一点也须预先声明，就是本书的目标决非挑拨对于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非常敬重他们。”⑩
    日本有一些右翼文人，包括我国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田伯烈先生这本书是国民政府的宣传品，而非史料书籍，进而怀疑其真实性。这主要是因为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二局局长的郭沫若先生，于1938年6月23日，亲笔为这本书写了精彩的序言，据此认为是中国政府所为，这是极其浅见和不负责任的。其实，郭沫若先生在书中已经作了说明并大加赞赏：“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到）了。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11）从郭老文中的这段话中，不难得知无论是此书的编者，还是资料提供者，均为国际友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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