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出“史学运行机制”的概念，目的是想从制度层面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和运 行特征作些讨论。广义的“史学运行机制”，我以为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制 度化或准制度化特征的理论层面，如一定时期内为一般学术界共遵或通行的指导思想、 理论范式、学术纪律、功能观和批评准则等，这是一种无形但却具有一定社会约束力的 “软制度”。对此，过去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故文中不再展开。二是为维持史学正常 运行所创建的各种具体设施，如现代学术系科地位的确立、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研究 机构的设置与运作、学术团体的组织与活动、历史知识的传播方式与渠道，及其运转所 需资金物力的筹措配备体制等，这些，同样是影响现代史学发展不可忽略的要素。本文 的考察，便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
    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在科学观念的主导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同时 也经历过一些曲折和反复，其得失教训，皆足为当前的史学建设提供借鉴，很值得我们 加以探讨。
    一、现代学术布局中史学独立系科地位的确立
    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系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 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 各科次第析出”[1]。魏晋以后，四部分类法逐步确立，于是历代相沿成习。但依据现 代学术观念加以衡量，其分类法不但门类偏少，且不少学科边缘界限不清，分类无统一 标准，缺乏内在的系统性。如经学中包含着政治学、哲学、史学、文学各类学问，史学 也混和着天文、地理、社会、民俗诸学，都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早期学术的综合混 沌特征。至于四部分类中的子、集两类，更是纯以著作外在类型为据的粗略归类，内容 十分庞杂。这种状况的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传统分类主要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 流”，亦即注重各类知识的源流背景而轻其现状结构所致。因此，即使南朝刘宋时一度 出现过全按知识内容区分的儒、玄、文、史四学，也未能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可，宋 司马光甚至还站在儒家正统观的立场上批评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 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2]
    晚清以降，随着西学的输入，此种封闭的知识架构和粗糙分类体系渐被打破。在“中 体西用”说盛行的时代，因传统学术的分类方法难以容纳日益增多的西学内涵，于是在 涉略“新学”的讨论时，乃不是不引入其知识分类概念以为补充。如1896年梁启超发表 的《西学书目表》将各类书分作四大类，其中“学类”下著录西学著作130种，区分为 算、重、电、化、声、光、汽、天、地、人体、动植物、医、图等学凡十三目，几全取 西学分类法；其余政、教、杂三类下之分目，则不免中西杂陈。故自谓“未有善法”， 仅“取便学者，强为区别”而已[3]。次年康有为所作《日本书目志》的分类更趋西化 ，全书凡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 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十五门。各门下细目亦多取西法。当然，这还只是以西法 施于外来书籍的分类。至20世纪初年，对西方学术分类法的运用，已不再局限于“新学 “的范围，而是直接渗入到了传统学术的研究之中。如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总序》中 即主张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 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法律学、文章学这样的分类法，”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 “，编一部新颖的先秦学术史（注：见《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而”国学保存会 “计划设立的国粹学堂，也开出了类似的学习科目。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清廷制定的学校专业科目变化中看到这一趋势。如戊戌 变法期间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参合中西学制，规定其”溥通学“科目 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 等9科，另加外语（英、法、俄、德、日任选其一）；”专门学“科目包括高等算学、格 致学、政治学（法律归此）和地理学，以及农、矿、工程、商、兵、卫生（医学归此）等十 科（注：《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在作为基础部分的 “溥通学”科目设置上，尤显出较为陈旧的知识结构布局意识。而1902年公布的《钦定 高等学堂章程》则规定，大学预科分政、艺两科，本科分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 艺、商务、医术七门，已大致接近于西方的分科设置，以致引起了张之洞等人的不安， 特将原附于文学门的“经学”抽出立为首科（注：参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 高等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 ，第560、570-571页。）。这一改变，反映了清廷依然试图维持经学作为各科主导的意 图，也因此遭到了具有现代学术意识的王国维之质疑。在他看来，儒学“固非宗教，而 学说也，与一切他学均以研究而益明。而必欲独立一科，以与极有关系之文学相隔绝， 此则余所不解也。若为尊经之故，则置文学科于大学之首可耳，何必效西洋之神学科， 以自外于学问者哉”！并指出，大学所定科目，尤不应将哲学排斥在外，观东西各大学 之教学，无不设有哲学一科，盖人生对“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而“无论 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 无不受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故“我国大学，不特当立哲学一科，且经 学、理学、文学、史学各科中，均应重视哲学知识之传授”[4]。虽然这一意见当时未 被采纳，但到民国初年，却差不多成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共识。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 的《大学令》，即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取消经学科，其原有 内容分别纳入文科相关系科。而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还确定文科分 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四门。其历史学门复分中国史及东洋史、西洋史二类。各 专业方向下所设课程一般都在十门之上，中国史及东洋史之课程达十五六门，已具有一 定的系统性（注：均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1、3-5页。）。
    这种现代学术分科概念不仅规定了民国时期各大学的科系设置，还直接影响到对“国 学”内涵的重新认识，20年代后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几乎都将“国学”划分为语言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 古学、宗教学、美术等门类加以研究。
    不仅如此，“五四”以后，在科学观念的引导下，除了对史学、文学、哲学等一部分 传统学术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外，还顺应世界学术潮流，引进和创立了一批现代新兴学 科，如社会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经济学、教育学及各门自然科学，从根本上 改变了传统学术的旧格局，逐步构筑起了具有现代文化视野且门类比较齐全的分科体系 。
    而从历史学知识结构的更新看，这种现代转型的趋势也很为明显。在清末京师大学堂 文学科中，史学本分中国史学和万国史学二门。中国史学门的主干课程定为史学研究法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地理沿革、国朝事实、中国古今历代法 制考、四库史部提要、世界史、中外古今地理、西国科学史等十门。万国史学门除减少 中国史内容而代以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和西国外交史、年代学外，近一半课程同于 中国史学门。其学科知识结构明显带有中西杂糅的分类特征（注：《奏定大学堂章程》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79-780、785页。）。民国初颁布的《大学规 程》，则规定中外史学同归历史学门，所设课程中增加了考古学、经济史、美术史、人 类及人种学等具有现代气息的课程，只是北京大学未及时实行（注：《1913年1月12日教 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第5页。）。至1917年蔡元培 出任北大校长，其文科才得以在原有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三门的基础上，增 设了中国史学门，虽然初时开出的专业课程比较单薄，但经过几年的改造充实，到20年 代初，已初步形成了包括史学专业理论、中外通史、历史辅助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在内 的课程体系，为现代史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石（注：关于晚清至民国初年学科体制的变迁 情况，台湾东是大学刘龙心博士的《学术与制度》（台北，远流，2002年版）有详细的研 讨，也可参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刘龙心撰写的第 四编“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比较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特性，还可发现其内涵与外延间的变化似呈一种相互背反 之现象：一方面，传统史学融天文、地理、风俗、宗教及诸人事现象为一科，内容极为 庞杂，而其关注点却全在政治一隅，显得十分狭隘。另一方面，现代史学则因各种新学 科的建立和学科分工的细化，其专业内涵虽较前大为缩小，然在研究视野上，却主张突 破旧政治史的框架，把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从社会功能看，传统史 学本兼有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地理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各种学术 的职能，地位虽然显赫，担子却过于沉重。现代史学的功能则因其学科分工和自身研究 特点的限制，“致用”范围已较前大为缩小。面对这一现象，梁启超曾指出：“今后史 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 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图 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 [1]。郑鹤声也认为：“自有新史学之提倡，而旧史学之范围已日形缩减，比如昔日数 世同堂之大家庭，声势煊赫，今则各自析爨，转成小家庭。如前志所列之地理、刑法、 目录等等，皆离母体而另成一种科学，与之并驾而齐驱焉。时势所趋，梁氏（指梁启超） 因创‘以收缩为扩充’之说。”[5]所谓“以收缩为扩充”，其实正是现代史学发展的 一种趋势。
    二、现代大学教育与史学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
    现代专业人才培养制度的规范化，是使各种学术成为独立知识领域并获得持续发展后 劲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自古以来，在我们这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里，一直存在着少 数以修史为职责的史官，但必须看到，他们的产生途径、职能、知识结构和治史技能等 ，都与现代职业史家有着性质上的差别。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在这方面出现了合乎 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逐步形成了通过大学或研究院的系统训练以培养史学专才的机制 。
    如前所说，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大学，我国在民国初年教育部发布的文件中已基本确 立了按现代学术门类分科的布局。史学作为独立系科的地位确立后，无论在学制、课程 设置和教育模式等方面都日趋规范化。如北京大学1917年初设中国史学门时，专业课仅 中国通史、历史学原理、金石及考古学、民族史及宗教史、法制史、经济史、学术史、 人种学等十门不到（注：见《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年册》所载文科大学中国史学门课 程表，实施于1917年下半年。）。至该年1月改订课程，复提出增加东洋通史、西洋通史 、中外地理沿革、年代学、社会学、经济学、法理学及西洋法制史、欧美文明史、欧美 政治史、欧美殖民史、中亚细亚地理及历史，以及欧美亚洲各国史等十余门，内容体系 大为改观（注：详情可参见《北京大学日报》1917年12月2日刊《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 》及《教育公报》1917年第14期载《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表》 。）。
    其余一些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也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其中清华大学史学 系的课程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为大学一年级通设必修课，计36学分。二为本系专业课 ，计60学分，分必修与专修二类，必修为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欧洲十九世纪史和史学 方法，共20学分；选修包括本系和外系所开的文学史、哲学史、法制史、经济思想史、 美术史等相关课程，共40学分。三为外语（16学分）和自由选习（20学分）（注：参见《清 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339-34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央大 学历史系除共同必修课外，其余课程分为四类：一为主系必修，包括中外通史、中西文 化史、史学通论等；一为主系选修，包括中国民族史、风俗史、历史地理、外交史、蒙 古史、西藏史等；一为辅系必修，规定历史系学生皆宜选文学院某系或他院性质相近之 系以为辅系；一为系外选修，包括人类学、人生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原理 、经济史、政治原理、政治思想史、社会史等15门课程。燕京大学的课程也有“主修” 和“副修”之分，只有同时修足主修科和副修科的学分才能毕业[6]。其时师范性质的 大学如北京高师史地部的课程，虽偏重通论、通史一类而不及北京大学之专，也同样具 有这种特点。而一些地方性的大学，如河南大学，还开设了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学术研 究课程，作为历史系的必修课[7]。这些情况，都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现代史学专业人 才培养在知识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新水准。
    此期大学历史专业课程的设置，对外国史普遍较为重视，有的还提出了“中外历史课 程兼重”的教学方针。如清华大学史学系的课程便大致为“中外史各占一半”（注：蒋 廷黻：《历史学系的概况》，《清华周刊》第11、12期合刊“向导专号”，1931年。） 。燕京大学历史系也按照“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重点发展汉学研究，中西历史兼 顾”的方针（注：萧文颖：《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经验-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转引自 查时杰著《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1919-1952）》，《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 ，1996年。），开设了不少外国史课程。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三四十年代国内一些主要 大学的历史系，在外国史方面的主要课程为西洋通史和断代史，希腊、罗马史，英、美 、法、德、俄、日、朝、印等国别史，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学名著选读及一些专门史等 。其中近现代史、大国强国史、西洋史学史与史学方法等均为施教的重点，而上古中古 史、亚非拉国家的历史则相对较次要。这些课程的设置，从专业角度讲，目的不仅在于 使学生熟习外国史的相关知识，形成中外历史的通识感，还可使之熟悉西方现代史学的 一般方法，以促进本国史料的整理及其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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