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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党政商与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上)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齐春风 参加讨论

清末以来,抵制外货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众反帝爱国运动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民众反复使用的一种反帝手段。尽管初次抵制外货运动以抵制美货为肇端,①但随后民众的斗争矛头基本上指向不断扩大侵华权益的日本。②1928年出兵山东的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后,民众又一次拿起抵制日货这一经济武器。对此,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③
    现有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在以抵制外货为主要内容的反帝运动中,由于利益攸关,商人团体与反帝组织始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紧张关系,有时甚至演变成激烈冲突。④但是,无论是从反帝组织,还是从商人团体,观察这些冲突,都存在视角单一的缺陷,而这些冲突实际上是组织或团体间对立的互动关系;此外,两者的冲突势必影响地方的安定,政府很难置身事外,那么政府是如何进行干预的?是与反帝组织连为一气,还是倒向商人团体一边,抑或是持衡办理?1927年后,国民党各级党部挟执政优势介入反帝运动,更增加问题的复杂性。⑤1928年6月以后,被纳入国民党统治范围的北平即是如此。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北平商界尤其是北平总商会,与北平反日会陷入旷日持久的争执,中央、地方党政当局纷纷插手,一时间形成蔚为大观的社会风潮,展示了地方上党政商界与反帝运动的复杂关系。对于北平的情况,周斌、齐春风文略有涉及,而周石峰的论述则更详细一些,但这一问题仍有相当大的论述空间。⑥本文将在学术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分阶段讨论抵货运动中党政商之间发生的冲突,并分析它们所持立场的缘由及影响。
    一、抵货前夕的北平形势
    
1928年济南发生日军屠杀中国军人与民众的五三惨案后,北京民众与全国其他地区民众一样,无不义愤填膺,学界尤为如此。5月14日,北京各学校停课,连击警钟两次,员生夫役缠黑纱三日哀悼遇害同胞。⑦这一时期,上海率先成立民众组织--上海反日会。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并有全国反日会的组织。但当时北京尚在奉系军阀的高压之下,不可能公开成立反日组织,甚至连发动反日行动都受到威胁。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刘哲在北京高校校长会议上就要求学生“不宜有所举动,否则立予开除”。⑧
    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开启了国民政府统治北平的序幕。⑨当时北平的政治形势颇为复杂,除北平市长何其巩属冯系外,北平市政府要害部门的负责官员主要由阎系人士出任,如公安局长赵以宽、社会局长赵正平等都属阎系。平津最高军政首长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兼任,由商震代理)、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等职务均为阎系人士所囊括。此外,还曾存在一个名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临时分会”的机构,原由李石曾任主席,后由张继接任。该会杂糅了冯、阎、桂、西山会议等派势力,其成员还包括阎锡山、白崇禧、商震等人。它虽由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设立,但并不兼管地方党务,其职权“依照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对于特定区域内,有指导并监督最高地方政府之责”,成为国民政府与北平市政府之间的一级政权。⑩
    6月6日,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由地下转入公开状态。市党部指导委员由黄如金(师范大学)、许超远(中法大学)、梁子青(师范大学)、李乐三(医科大学)、王季高(清华大学)、李吉辰(中国大学)、徐季吾(北京大学)、黄国桢(朝阳大学)、马洗繁等9人充任。谷正鼎随后由南京来到北平任指导委员(指委)。(11)在这10人中,除谷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马系政法大学教授外,其余8人都是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他们分属国民党处于地下状态时的几个秘密组织。其中由国民党前青年部长、时任训练部部长丁惟汾领导的“中山主义大同盟”势力最大,指委中属于“大同盟”的也最多,黄如金、许超远、李乐三、王季高、李吉辰、谷正鼎都是其成员;马洗繁、梁子青属于“新中革命青年社”,徐季吾、黄国桢属于“三民主义实践社”。这些指委所属的国民党秘密组织在大革命时期都属于国民党左派,都热衷于组织民众运动。(12)
    在市党部的推动下,北平的反日运动逐步开展。7月底,北平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总工会、总商会等团体代表40余人在市党部开会,成立“北平各界济案外交后援会”。(13)为使反日工作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北平90余团体代表167人10月27日在市党部集会,宣告北平反日会成立。(14)
    10月30日,反日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选举张寅卿、邓亮、石砳磊、曹鳌、滕珂5人为常委。(15)其身份见下表:
    从表1可以看出,北平反日会是在国民党领导下基本掌握在学生手中的反日组织。
    在商界,国民党执政初期,代表商人利益的团体有两个。传统的代表者是商会。北平总商会的历史较长,它创设于光绪末年,原为一百数十行的商务总会,几经变革,改易现名。在国民党之前,天和玉饭庄经理孙学仕、中和煤矿公司经理冷家骥即分别被选举为正副会长。国民党势力扩展到北平后,他们继续任职。(16)显而易见,北平总商会与国民党没有什么瓜葛,两者的理念自然也无相通之处,这为以后两者的关系不睦埋下了隐患。
    新兴的以中小商人利益代言人自居的商民协会则不同。可以说,它完全是国民党势力扩展到北平的产物。1928年7月29日,在市党部的直接领导下,北平市商民协会宣告成立,执行委员有吕和璧等23人。(17)由于理念接近,虽然商民协会与反日会因看问题角度不同有所争执,但两者尚能对话。
    以上这些团体和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卷入有关抵制日货的争执中。
    二、登记纳税之争
    
反日会成立后,紧锣密鼓地开展以对日经济绝交为中心任务的反日工作。经济绝交的办法分为不用日钞及抵制日货。反日会认为,日本是工商业国家,仅经济绝交,足以致其死命。(18)本着这一认识,反日会积极推动抵制日货工作,计划在5个月内,禁绝北平市内的日货。(19)至于具体的抵货方式,拟分四步进行。首先登记日货,无论任何商家,现有未售日货,一律登记。第二步为收税,登记以后,所有日货都要纳税,初步确定一等抽60%,二等抽90%,三等抽150%。第三步为调查,组织调查员,赴各商家调查。最后一步为监察,商人如有不遵法规,私贩日货者,就用木笼将其拘禁。(20)
    围绕这四个步骤,反日会做了一系列工作。首先,组织仇货调查团,共20人。总工会、商协各选派7人,学联会6人,赴东西站及崇关一带,调查日货商标种类。其次,制办木笼6个,分置东四、西单、天桥等繁华之处,预备拘禁违犯规定买卖日货的商民。(21)第三,制定法规,作为抵制日货的依据。1928年11月,制定《各商店日货登记条例》,规定日货分绝对禁止和相对禁止两大类。相对禁止的日货包括文化、交通、医药用品及日产原料而为中国所不能生产者,除此之外的日货均被纳入绝对禁止之列。11月15-30日,各商店要到反日会将已到未售日货登记。过期未登记的,一经查出,即予没收。登记后,由反日会调查科发给证明书,商人再拿证明书到反日会救国基金保管委员会缴纳“救国基金”。相对禁止的日货至少要缴纳相当于货价5%的救国基金,绝对禁止的日货则要缴纳10%-90%不等的救国基金。缴纳完救国基金,北平反日会发给通行证后才能销售。外地来平的日货则需要由全国反日会发给通销证后才得销售。(22)可见反日会采取的是寓禁于征的政策,设想通过这种手段使日货价高而销路减少,最后达到肃清日货的目的。
    日货加税销售,对销售日货的洋货商人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影响。北平是一座消费性城市,工业向不发达,而以商业活跃著称。在各项商业活动中,日货交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连日本人都承认,在北平,“日本贸易,销路最广”。(23)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对日货商的影响之大,殆可想见。11月5日,反日会召集各商行代表开会讨论反日经济绝交问题。在会上,反日会代表慷慨激昂地演说,动员商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反日运动当中。与反日会的态度相反,商人对抵制日货的态度则消极得多,在致答词时商人指出,自国都南迁后,北平商业日渐衰落,市面上日货太多,如登记日货办法太严,恐影响商民的根本生计,希望在实施办法上加以考虑,使抵制日货便于实行,而不至于危及市面的繁荣。(24)由是看来,北平商人对抵制日货甚抱疑虑,他们的利益代表者不可能不对这一运动采取某些应对措施。
    作为前首都的商人利益代表者,北平总商会看尽了城头的旗帜变化,对各方势力早有一套娴熟的应付之道。眼见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总商会8月15日发出通告,表示要抵制“劣货”,将分9大类调查日货,并表示,“非提倡国货,不足以推本正源;非抵制外货,不足以彻底解决”。(25)但发出通告之后,就再无进一步的举动,应付局面的意味颇为浓厚。总商会还是北平各界济案外交后援会、北平反日会的成员,并且在反日会成立之初,捐1000银元表示支持之意。(26)这些都是惯常的应对办法,以往抵货也都安然度过,但是,这次抵货大为不同。一是反日会主导抵货,以往商会有很大发言权的情形已一去不复返;二是征收税费,于日货销路及商家利益都有重大影响。总商会屡试不爽的老办法不灵了,它面临着严峻挑战。
    11月6日,总商会召开董事会,讨论日货登记等问题。各洋货商认为,如照反日会所定办法,销售日货需缴纳高额救国基金,无异于断绝洋货商人生路,天津洋货店已因此事宣告歇业。要求由总商会致函反日会,顾全洋货商人的生路。当即议决由总商会去函反日会,希望在抵制日货运动中,体恤商人。并软中带硬地表示,“免津埠情形,再见北平”。(27)
    11月13日,总商会召开规模空前的全体大会,讨论各项重大问题,反日会发动抵制日货运动自然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对抵制日货案,全体通过。不过,又附加两个条件,一是要求调查日货由商会来自行办理,应当允许卖出现存日货,不准再购入新货;二是否认反日会的日货登记税,认为目前营业萧条,注册、登记等费用,很难担负,不能承认。(28)这两条要求,否认了反日会对抵货的主导权和征税权,实质上推翻了抵制日货案。
    商协对此事也极为重视,于11月8日致函各商号,请派代表于10日到市党部指委会开会,讨论妥善办法,既能致日本经济的死命,又不至于使商民因此赔本倒闭。(29)商协计议的结果,认为北平丧失首都地位后,商业已萧条至极,实在难以负担救国基金,于是议决致函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要求取消此次日货登记征税办法。民训会经过研究,决定现存日货仍旧一律登记,但为体恤“商艰”起见,一概免除抽捐。三日以后,如再有日货进口,应抽取50%的救国基金,以示抵制。(30)
    征收救国基金的问题至此似乎已经得到解决,但几日后又发生变化。11月21日,反日会在东站、丰台、邮政总局、西直门、崇文门等处设立5个检查所,并定于23日开始检查日货。关键在于商人关心的救国基金并没有取消,而是将税率大幅减低90%(即原征50%者现征5%)。(31)但即使这样,来反日会登记的商人也寥寥无几,以至于当检查日货开始后,被扣留的日货如五金、纱布和玩具等很多。(32)
    总商会继续表明自己反对反日会活动的态度,致函反日会,不承认救国基金的征收。并于25日推选代表9人持函到反日会接洽,提出一系列具体问题,如订单提货与往来订货函件为据者如何处理,发货庄与门市是否使用同一办法,工业原料如何救济。并请正式取消登记费。(33)对此,反日会认为,总商会反对反日会登记抽税,将自办登记检查之举,“近于破坏反日运动”。(34)于是决定近期召集各商行代表谈话,解释抽取救国基金的意义及反日会的工作性质;复函总商会予以驳斥,并致电全国反日会转请中央对北平总商会予以处分;将总商会的“反动”行为印制成标语张贴,并由宣传队向民众宣布。(35)两者之间的硝烟味越来越浓。
    商协之前已从市党部民训会得到现存日货免征救国基金的答复,但反日会却决定减征。商协仍要求已进日货免于征税,又一次呈请民训会,转函反日会,令该会依照民训会批示办理。同时,致函反日会,请免收登记费,以免物议。(36)27日,派出代表6人到反日会请愿,提出现存日货可以登记,但应免抽救国基金;已定未到的日货也应减少税率;检查日货,应由商协协同办理;奸商私运日货,应从重处罚。(37)焦点仍在已进日货的免税问题上。反日会认为,一概不予抽捐不但会使反日工作不能持久,而且不能达到抵制日货的目的,所以作出了大幅降低救国基金征收率的决定,认为这样已可以使救国运动兼顾到商人的生计,对免征的要求表示“碍难同意”。(38)
    11月30日是反日会规定登记日货的最后期限,之后就要对已进日货做没收处理。但临近截止时间,来登记的商店仍稀稀落落。反日会不可能将北平市现存的日货一概检出没收。何况总商会和商协对登记纳税都表示反对,只不过总商会与反日会的对立大些,它从根本上否认反日会的举动;商协与反日会的对立小些,它只是力争免除救国基金,表示为维护商民利益起见,“不避嫌怨,一再力争”。(3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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