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抵制外货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众反帝爱国运动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民众反复使用的一种反帝手段。尽管初次抵制外货运动以抵制美货为肇端，①但随后民众的斗争矛头基本上指向不断扩大侵华权益的日本。②1928年出兵山东的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后，民众又一次拿起抵制日货这一经济武器。对此，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③
    现有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在以抵制外货为主要内容的反帝运动中，由于利益攸关，商人团体与反帝组织始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紧张关系，有时甚至演变成激烈冲突。④但是，无论是从反帝组织，还是从商人团体，观察这些冲突，都存在视角单一的缺陷，而这些冲突实际上是组织或团体间对立的互动关系；此外，两者的冲突势必影响地方的安定，政府很难置身事外，那么政府是如何进行干预的？是与反帝组织连为一气，还是倒向商人团体一边，抑或是持衡办理？1927年后，国民党各级党部挟执政优势介入反帝运动，更增加问题的复杂性。⑤1928年6月以后，被纳入国民党统治范围的北平即是如此。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北平商界尤其是北平总商会，与北平反日会陷入旷日持久的争执，中央、地方党政当局纷纷插手，一时间形成蔚为大观的社会风潮，展示了地方上党政商界与反帝运动的复杂关系。对于北平的情况，周斌、齐春风文略有涉及，而周石峰的论述则更详细一些，但这一问题仍有相当大的论述空间。⑥本文将在学术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分阶段讨论抵货运动中党政商之间发生的冲突，并分析它们所持立场的缘由及影响。
    一、抵货前夕的北平形势
    1928年济南发生日军屠杀中国军人与民众的五三惨案后，北京民众与全国其他地区民众一样，无不义愤填膺，学界尤为如此。5月14日，北京各学校停课，连击警钟两次，员生夫役缠黑纱三日哀悼遇害同胞。⑦这一时期，上海率先成立民众组织--上海反日会。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并有全国反日会的组织。但当时北京尚在奉系军阀的高压之下，不可能公开成立反日组织，甚至连发动反日行动都受到威胁。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刘哲在北京高校校长会议上就要求学生“不宜有所举动，否则立予开除”。⑧
    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开启了国民政府统治北平的序幕。⑨当时北平的政治形势颇为复杂，除北平市长何其巩属冯系外，北平市政府要害部门的负责官员主要由阎系人士出任，如公安局长赵以宽、社会局长赵正平等都属阎系。平津最高军政首长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兼任，由商震代理）、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等职务均为阎系人士所囊括。此外，还曾存在一个名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临时分会”的机构，原由李石曾任主席，后由张继接任。该会杂糅了冯、阎、桂、西山会议等派势力，其成员还包括阎锡山、白崇禧、商震等人。它虽由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设立，但并不兼管地方党务，其职权“依照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对于特定区域内，有指导并监督最高地方政府之责”，成为国民政府与北平市政府之间的一级政权。⑩
    6月6日，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由地下转入公开状态。市党部指导委员由黄如金（师范大学）、许超远（中法大学）、梁子青（师范大学）、李乐三（医科大学）、王季高（清华大学）、李吉辰（中国大学）、徐季吾（北京大学）、黄国桢（朝阳大学）、马洗繁等9人充任。谷正鼎随后由南京来到北平任指导委员（指委）。（11）在这10人中，除谷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马系政法大学教授外，其余8人都是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他们分属国民党处于地下状态时的几个秘密组织。其中由国民党前青年部长、时任训练部部长丁惟汾领导的“中山主义大同盟”势力最大，指委中属于“大同盟”的也最多，黄如金、许超远、李乐三、王季高、李吉辰、谷正鼎都是其成员；马洗繁、梁子青属于“新中革命青年社”，徐季吾、黄国桢属于“三民主义实践社”。这些指委所属的国民党秘密组织在大革命时期都属于国民党左派，都热衷于组织民众运动。（12）
    在市党部的推动下，北平的反日运动逐步开展。7月底，北平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总工会、总商会等团体代表40余人在市党部开会，成立“北平各界济案外交后援会”。（13）为使反日工作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北平90余团体代表167人10月27日在市党部集会，宣告北平反日会成立。（14）
    10月30日，反日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选举张寅卿、邓亮、石砳磊、曹鳌、滕珂5人为常委。（15）其身份见下表：
    从表1可以看出，北平反日会是在国民党领导下基本掌握在学生手中的反日组织。
    在商界，国民党执政初期，代表商人利益的团体有两个。传统的代表者是商会。北平总商会的历史较长，它创设于光绪末年，原为一百数十行的商务总会，几经变革，改易现名。在国民党之前，天和玉饭庄经理孙学仕、中和煤矿公司经理冷家骥即分别被选举为正副会长。国民党势力扩展到北平后，他们继续任职。（16）显而易见，北平总商会与国民党没有什么瓜葛，两者的理念自然也无相通之处，这为以后两者的关系不睦埋下了隐患。
    新兴的以中小商人利益代言人自居的商民协会则不同。可以说，它完全是国民党势力扩展到北平的产物。1928年7月29日，在市党部的直接领导下，北平市商民协会宣告成立，执行委员有吕和璧等23人。（17）由于理念接近，虽然商民协会与反日会因看问题角度不同有所争执，但两者尚能对话。
    以上这些团体和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卷入有关抵制日货的争执中。
    二、登记纳税之争
    反日会成立后，紧锣密鼓地开展以对日经济绝交为中心任务的反日工作。经济绝交的办法分为不用日钞及抵制日货。反日会认为，日本是工商业国家，仅经济绝交，足以致其死命。（18）本着这一认识，反日会积极推动抵制日货工作，计划在5个月内，禁绝北平市内的日货。（19）至于具体的抵货方式，拟分四步进行。首先登记日货，无论任何商家，现有未售日货，一律登记。第二步为收税，登记以后，所有日货都要纳税，初步确定一等抽60％，二等抽90％，三等抽150％。第三步为调查，组织调查员，赴各商家调查。最后一步为监察，商人如有不遵法规，私贩日货者，就用木笼将其拘禁。（20）
    围绕这四个步骤，反日会做了一系列工作。首先，组织仇货调查团，共20人。总工会、商协各选派7人，学联会6人，赴东西站及崇关一带，调查日货商标种类。其次，制办木笼6个，分置东四、西单、天桥等繁华之处，预备拘禁违犯规定买卖日货的商民。（21）第三，制定法规，作为抵制日货的依据。1928年11月，制定《各商店日货登记条例》，规定日货分绝对禁止和相对禁止两大类。相对禁止的日货包括文化、交通、医药用品及日产原料而为中国所不能生产者，除此之外的日货均被纳入绝对禁止之列。11月15-30日，各商店要到反日会将已到未售日货登记。过期未登记的，一经查出，即予没收。登记后，由反日会调查科发给证明书，商人再拿证明书到反日会救国基金保管委员会缴纳“救国基金”。相对禁止的日货至少要缴纳相当于货价5％的救国基金，绝对禁止的日货则要缴纳10％-90％不等的救国基金。缴纳完救国基金，北平反日会发给通行证后才能销售。外地来平的日货则需要由全国反日会发给通销证后才得销售。（22）可见反日会采取的是寓禁于征的政策，设想通过这种手段使日货价高而销路减少，最后达到肃清日货的目的。
    日货加税销售，对销售日货的洋货商人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影响。北平是一座消费性城市，工业向不发达，而以商业活跃著称。在各项商业活动中，日货交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连日本人都承认，在北平，“日本贸易，销路最广”。（23）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对日货商的影响之大，殆可想见。11月5日，反日会召集各商行代表开会讨论反日经济绝交问题。在会上，反日会代表慷慨激昂地演说，动员商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反日运动当中。与反日会的态度相反，商人对抵制日货的态度则消极得多，在致答词时商人指出，自国都南迁后，北平商业日渐衰落，市面上日货太多，如登记日货办法太严，恐影响商民的根本生计，希望在实施办法上加以考虑，使抵制日货便于实行，而不至于危及市面的繁荣。（24）由是看来，北平商人对抵制日货甚抱疑虑，他们的利益代表者不可能不对这一运动采取某些应对措施。
    作为前首都的商人利益代表者，北平总商会看尽了城头的旗帜变化，对各方势力早有一套娴熟的应付之道。眼见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总商会8月15日发出通告，表示要抵制“劣货”，将分9大类调查日货，并表示，“非提倡国货，不足以推本正源；非抵制外货，不足以彻底解决”。（25）但发出通告之后，就再无进一步的举动，应付局面的意味颇为浓厚。总商会还是北平各界济案外交后援会、北平反日会的成员，并且在反日会成立之初，捐1000银元表示支持之意。（26）这些都是惯常的应对办法，以往抵货也都安然度过，但是，这次抵货大为不同。一是反日会主导抵货，以往商会有很大发言权的情形已一去不复返；二是征收税费，于日货销路及商家利益都有重大影响。总商会屡试不爽的老办法不灵了，它面临着严峻挑战。
    11月6日，总商会召开董事会，讨论日货登记等问题。各洋货商认为，如照反日会所定办法，销售日货需缴纳高额救国基金，无异于断绝洋货商人生路，天津洋货店已因此事宣告歇业。要求由总商会致函反日会，顾全洋货商人的生路。当即议决由总商会去函反日会，希望在抵制日货运动中，体恤商人。并软中带硬地表示，“免津埠情形，再见北平”。（27）
    11月13日，总商会召开规模空前的全体大会，讨论各项重大问题，反日会发动抵制日货运动自然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对抵制日货案，全体通过。不过，又附加两个条件，一是要求调查日货由商会来自行办理，应当允许卖出现存日货，不准再购入新货；二是否认反日会的日货登记税，认为目前营业萧条，注册、登记等费用，很难担负，不能承认。（28）这两条要求，否认了反日会对抵货的主导权和征税权，实质上推翻了抵制日货案。
    商协对此事也极为重视，于11月8日致函各商号，请派代表于10日到市党部指委会开会，讨论妥善办法，既能致日本经济的死命，又不至于使商民因此赔本倒闭。（29）商协计议的结果，认为北平丧失首都地位后，商业已萧条至极，实在难以负担救国基金，于是议决致函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要求取消此次日货登记征税办法。民训会经过研究，决定现存日货仍旧一律登记，但为体恤“商艰”起见，一概免除抽捐。三日以后，如再有日货进口，应抽取50％的救国基金，以示抵制。（30）
    征收救国基金的问题至此似乎已经得到解决，但几日后又发生变化。11月21日，反日会在东站、丰台、邮政总局、西直门、崇文门等处设立5个检查所，并定于23日开始检查日货。关键在于商人关心的救国基金并没有取消，而是将税率大幅减低90％（即原征50％者现征5％）。（31）但即使这样，来反日会登记的商人也寥寥无几，以至于当检查日货开始后，被扣留的日货如五金、纱布和玩具等很多。（32）
    总商会继续表明自己反对反日会活动的态度，致函反日会，不承认救国基金的征收。并于25日推选代表9人持函到反日会接洽，提出一系列具体问题，如订单提货与往来订货函件为据者如何处理，发货庄与门市是否使用同一办法，工业原料如何救济。并请正式取消登记费。（33）对此，反日会认为，总商会反对反日会登记抽税，将自办登记检查之举，“近于破坏反日运动”。（34）于是决定近期召集各商行代表谈话，解释抽取救国基金的意义及反日会的工作性质；复函总商会予以驳斥，并致电全国反日会转请中央对北平总商会予以处分；将总商会的“反动”行为印制成标语张贴，并由宣传队向民众宣布。（35）两者之间的硝烟味越来越浓。
    商协之前已从市党部民训会得到现存日货免征救国基金的答复，但反日会却决定减征。商协仍要求已进日货免于征税，又一次呈请民训会，转函反日会，令该会依照民训会批示办理。同时，致函反日会，请免收登记费，以免物议。（36）27日，派出代表6人到反日会请愿，提出现存日货可以登记，但应免抽救国基金；已定未到的日货也应减少税率；检查日货，应由商协协同办理；奸商私运日货，应从重处罚。（37）焦点仍在已进日货的免税问题上。反日会认为，一概不予抽捐不但会使反日工作不能持久，而且不能达到抵制日货的目的，所以作出了大幅降低救国基金征收率的决定，认为这样已可以使救国运动兼顾到商人的生计，对免征的要求表示“碍难同意”。（38）
    11月30日是反日会规定登记日货的最后期限，之后就要对已进日货做没收处理。但临近截止时间，来登记的商店仍稀稀落落。反日会不可能将北平市现存的日货一概检出没收。何况总商会和商协对登记纳税都表示反对，只不过总商会与反日会的对立大些，它从根本上否认反日会的举动；商协与反日会的对立小些，它只是力争免除救国基金，表示为维护商民利益起见，“不避嫌怨，一再力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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