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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也应注意，由于清末以来大学历史课程的设置，一味沿着仿效西方的 路向运行，有时不免出现不顾国情偏向以致引起了某些学者的不满。如20世纪30年代中 期，雷海宗在将北大、清华、武汉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五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的西洋史课程作了比较后，便指出：我国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西 洋史课程，“在各方面都较美国最完备的三个大学为复杂，最少也与它们并驾齐驱”， “年限最少的也有三年半，多的可到九年”，如果加上美国大学没有的大量中国史课程 ，课程实在显得太多。“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计划，不能一切都照抄美国。”他 主张进行“彻底的改革”，方法是减少西洋史方向过于专门的选修课，加强本科生的中 外历史基础知识学习与训练；而在教授内容上，也“无需盲目的追随西人”，如阿拉伯 回教的历史，地位很重要，且与中国关系密切，但在西洋史的教材中总是处于附属地位 ，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应在教学中加以纠正（注：雷海宗：《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 点意见》，《独立评论》第224号，1936年10月25日。）。虽然雷海宗的“改革”建议当 时并未收到明显的效果，但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表达出一种要求推进现代史学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中国化”的理性意识。 在历史教学法方面，这一时期的大学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如为了引导学生的自主研 究精神，北京高师史地部采用了“自学辅导为主”，并注重考察、调查与测绘等实习科 目的方法。北京大学史学系则在一般课程之外，经常开设“特别讲演”，就关系中外史 学、各时代风气与特点，以及人种、社会、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等问题进行专题论述（ 注：参见《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教育公报》1917年第14 期，1917年10月30日。），以拓深学生的思路和提高其专业研究素养。尤其是朱希祖主 持系务期间，为了更好地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研究能力，“乃分四年课程为二部，前二 年授史学的基本科学及通史，后二年使各就性之所近，专选一课为专门之研究，其余选 择其所必需之课听讲……于是由普通史的灌注进而为专门史的研究”。朱氏还提出了一 个因材施教的方案，即按照学生的各自条件与志向，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以培养历史著 作家为目标，以利其提高历史写作能力为目的，以便于日后“著述国史，翻译外史，文 理察密，足以行远”。另一类以钻研历史哲学或理论为职志，“于普通史之外，须从事 社会科学及哲学，博学深思，经纬万有，著书立说，指导人类，蔚为史学正宗”。 与此同时，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还注意到一般大学本科的历史教学课程繁多，难以 专精，因而主张建立研究院制度，以培养高层次的人才。1921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研究 所国学门，并招研究生作专题研究，率先对此作了尝试。在这方面成就最为显著的，当 推清华国学研究院。该院成立于1925年，专招“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底者”进行培养 ，学业一般为一年。其研究院章程规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 。”在科目方面，“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 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业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注： 见《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0月20日。）。其培养专业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却影响深 远。 20年代末至30年代，不少大学都起而仿效，建立了类似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如燕京大 学国学研究所（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1931年）（注：该所前身是1928年正 式成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1931年改称文史研究所，并于次年夏开始招收研究生。）、 北京大学研究院（1932年）、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1935年）等。 其时研究生的教学方法，尤体现出以专精为主的特色。如清华国学研究院，其制“略 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实践证明，这 些方法，对于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拓展其思维和科研能力，是十分有效的。 正是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上述努力之下，我国历史专业人才的正规培养自20年代起逐 步形成了从中小学、大学到研究院的不同层次而又相互衔接的教学体系，出现了可喜的 发展势头。兹仅举三例为证，据有关资料统计，北京大学史学系1920年至1930年间毕业 学生达121人（注：参见《国立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统计表》，《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 三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年影印本。），而1920-1923年间毕业的哲学系学生为81人 ，国文学系学生为78人（注：此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第90-95页所载《历届 本科毕业生统计表》。）。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1926至1937年间的毕业生为53人，加上 高等师范部文史专业28人，共计81人（注：参见《国立中山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录》，黄 福庄著《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专刊（56），1988年版。）。清华国学研究院自1925至1929年前后共招收四届 研究生，毕业74人（注：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其中不少人 ，如吴其昌、刘盼遂、徐中舒、高亨、姚名达、谢国桢、刘节、杨鸿烈等，后来都成为 我国现代文史学界的栋梁之材。如果加上同时全国各高等学校或文史专科学校培养的专 业人才，数量就更为可观了。 三、专业研究机构、学会及其他制度的运作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史专业研究机构，是“五四”以后首先在高等院校出现的（注： 1912年10月，章太炎、马良、梁启超等有发起建立“函夏考文苑”之议，拟仿法国，开 设研究院，下设各种研究所，以“作新旧学”、“奖励著作”。马良之《函夏考文苑议 》刊于1913年1月26日、2月2日、2月16日天津《广益录》。然并未真正实现。），其中 最早当推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该机构成立于1921年底，初由沈兼士任主任，下设 编辑室、考古学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明清档案整理会、方言调查会等，致力 于分途搜集各项材料，并招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注：该所1927年更名为国学研究馆、 次年改称国学研究所，1932年改为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20年代中后期建立的清 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1931）、燕京大学国 学研究所（1928-1932）、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1） 等，也都属这种性质。至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始有国家 行政当局系统的文科研究机构出现。此后，一些地方也成立了学术研究机构，如1929年 筹备建立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其下亦设有史学研究会，其初计划主要从事《北平志》、 《北方革命史》、《清代通鉴长编》的编纂和地方考古工作。 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为推进各项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通过这类按 现代科学观念组建起来的研究机构，可以使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得到合理协调，变原来 分散的个人研究为各学科专家的通力协作，形成一种“集众的工作”局面，以便对某些 高难度课题展开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其次，初步确立起我国现代学术发展规划的社会机 制。这些研究机构一般都制定了较长远的科研计划。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之后 ，即由马叙伦起草了一项《整理国学计画》，提出从系统整理各类学术资料和研治传统 学术两方面入手清理文化遗产的计划，并规定了搜集文献和文物古器实物材料的具体方 法与步骤（注：见《新教育》3卷4期，1921年。）。第三，便于动员行政当局和社会其他 力量，从物质上为一些较大规模的学术研究项目建立基础。如1924年以后，北京大学研 究所国学门的考古学会组织人员先后调查了北京大觉寺、大宫山古迹、碧云寺古冢、圆 明园文渊阁遗址、甘肃敦煌古迹。与此同时，还利用各种关系，向社会征集图书和古器 物。1929年，又与北平研究院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合组考古团，发掘燕下都故址北之老姥 台，获得了大量古代兵器、钱币等文物（注：参见《国立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 表》，《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年版。）。尤其是中央 研究院，更实施过不少大型学术研究规划，如在民族学研究及其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些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上、物质上具有相当活力的学术研究 机构从中主持，完全是不可能的。 现代专业学会的大量出现，是世界各国学术走向专业化和学科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1 921年，陈训慈在《史地学报》一卷二期发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专就建立史学 之事作了讨论。他认为，在中国，“组织史学会殊不容缓”。这样做，便于动员组织各 方面的专业研究力量，分工合作，将有关研究推向系统和深入。文中，他还从整理旧史 、编订新书、探险考察、保存古物、组织图书馆博览室、促进清史编纂及注重当代史料 搜集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史学会的任务，主张“参酌西制，以为规画。至其着手组织，可 由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再征集博学同志，筹集经费，建筑会所，然后 逐渐扩充。而同时国人亦可自由别组，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 ，作远大之企图”。其后，又在《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等文中一再发出类似呼 吁。在此前后，一些大学史地部或史学系的学生首先对此作了尝试。1920年，北京、南 京和武昌三所高等师范学校的有关专业学生分别成立了史地学会、史地研究会和国文历 史地理学会（后改为文史地学会），出版了会刊。1922年11月，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也成 立了史学读书会，订立九条章程，规定以研究中外历史、科学史和考古学等为宗旨。 此外，还有1927年成立的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注：该会1927年成立后，一年后一度解散 ，至1928年秋复成立，时有会员二十余人。）和稍后的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等。上述学 会中，以南高师的史地研究会组织最为完备。王庸、陈训慈、胡焕庸、张其昀、缪凤林 、郑鹤声、张廷休、刘掞藜、束世澂、向达、王玉璋、范希曾等皆为其中 骨干。研究会先后聘请柳诒徵、竺可桢、徐则陵、白眉初、萧叔絅、陈衡哲等教授为指导员，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学术讲座等各项活动，制定研究计划，编辑出版《史地学报》，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会的不少会员后来成了国内史地学界的知名专家。30年代以后，此类学会出现更多，影响较大的如1932年10月北平各大学史学系师生联合发起成立的地区性专业学会“北平史学会”（注：《北平晨报》1932年10月27日载：北平史学会系由平地各大学史学系教授及学生所发起，经二月之筹备，业于昨日借中山公园水榭，开成立大会，到会史学界闻人及各校学生约共百余人。第一次执行会议在北海公园王龙亭开会，主席谭其骧，记录朱士嘉（转引自《读书月刊》，1932年2月2日）。），胡朴安发起成立的“中国学会”，以及顾颉刚等发起的“禹贡学会”和陶希圣发起成立的“食货学会”等。 这些专业学会，一般都有自己的会刊。除上面提到的《史地学报》外，还有北京高师 史地学会的《史地丛刊》、武昌师范大学文史地学会的《文史地杂志》、南京中国史学 会的《史学杂志》、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史学年报》、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的《史学 杂志》，以及《学衡》、《禹贡》、《食货》等，如果加上其他一些单位主办的文史杂志、国学杂志或各类学术杂志，数量就十分可观。通过这些刊物，大量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的专题研究论文和其他成果得以公诸于世，有的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其中的《史地学报》、《史学年报》，以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国学论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专刊和集刊等，对于学术界树立严谨扎实的治学风范，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各类学术专业杂志的纷纷出现和持久活动，不但使我国现代学术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活跃，且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乃至整个学术专业化的建设，都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此外，在现代史学运行机制中，作为维持各类科研事业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资金 筹措机制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近代以来，在欧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由于 私人资本雄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有不少都可通过各种民间基金会得到资助。但 在社会经济整体落后、民间资本弱小的中国现代社会，这一有限的社会文化事业支出依 然不能不靠各级政府的财政维系为主，国立大学、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地方 政府所办研究机构固然如此，一些民间学术社团也不得不常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经费资 助，如顾颉刚等人创办的“禹贡学会”即得到过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少量资助；至于民间 私人的捐助，虽然也能对社团活动起到一些帮助，但终究是杯水车薪，难以长期为继。 这一时期能够对文化学术事业提供较有力度的资助而又运作稳定的基金，往往是一些与 国外有关的机构，如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英庚款董事会和 哈佛燕京学社等。成立于1924年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不仅对北京图书馆的建设和国内 不少大学的教学科研以及科学团体进行了长期资助，其所设立的研究讲座专任教授和研 究助学金等名目，也对一些个人史学研究项目的完成有相当的帮助，如30年代邓广铭的 辛弃疾研究，就获得过其资助。“禹贡学会”的活动也得到过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大笔经 费。而哈佛燕京学社由于得到了美国赫尔（C.M.Hall）基金会的巨款资助，更是在现代史 学人才的培养、大型系列工具书的编纂、国学研究事业的开展和专业刊物的出版等方面 做出了多方建树。同时，赫尔基金会提供的另一项美国国外教育捐款，还对中国的燕京 、金陵、齐鲁、华西、岭南和福建协和等六所教会大学的国学或中国文化研究作了重点 资助。尽管外国教会的这些文化赞助活动都有其自己的目的，但客观上，也对中国现代 史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上述现代学术的制度建设和运作，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直观地展示了中国史学现代化 的进程及路向，其成功与缺陷，都将给今天的学术创造以莫大的启迪。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A].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2 . [4]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A].王国维遗书：第3册[M].上海：上 海书店出版社，1983. [5]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J].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 [6]钱家珏。四十年后话燕京[A].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90. [7]记河大的学术研究[A].学府纪闻？国立河南大学[Z].南京：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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