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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的环境下，反日运动还能坚持下去，与市党部对反日会持支持的态度密不可分。市党部对掌控反日会颇为用心。反日会不但常委是国民党员，其主要工作人员也都具有国民党员的身份。该会对工作人员的聘用资格有明文规定，职员、干事必须是同志，其下的工作人员也要尽量是同志。即该会重要人员，必须“在党”方够资格。（147）细心的人会发现，市党部指委与反日会常委的身份较为一致，多是北平高校的大学生。这些人理念较为统一，原来是丁惟汾派的“大同盟”成员，后大多加入改组派，对推动民众运动情有独钟。在反日会遭遇困难时，市党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奥援。当公安局要求谷正鼎命令反日会撤除木笼时，谷拒不听命。商人告上门来时，也没有支持其申诉。市党部民训会甚至于1929年2月致函社会局，要求市政府和社会局对于总商会事涉党务的控告不得受理，要其直接向市党部和民训会呈报。（148）1929年4月，反日工作因济南惨案解决而不易进行，市指委会以“近来反日工作，停顿颇多”为由，特召集总工会、学联会、商协、妇协、农协、反日会六团体，开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加以推动。（149） 不过，有时市党部对支持反日会显得力不从心。木笼被撤后，反日会曾呈请市党部召集党政军联席会议，市党部没对这一建议做出反应。反日会等六团体要求解散总商会，市党部也没有下达这样的指令。至于军政当局撤除木笼、阻止封存日货，市党部都无缘置喙。市党部的反应之所以如此软弱，是因为手里无资凭借，没有行政权、警察权，在军政当局不支持的情况下，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蒋介石正是看到丁惟汾所领导的“大同盟”等派系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其压抑民众运动的方针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感觉“丁家党”与“蒋家天下”并不合拍，决定由陈果夫等插手北平等地的党务，将丁惟汾苦心经营多年积累的人脉排挤出去，另起炉灶，安插忠于蒋、陈的人马，一方面实现北方省市党部的大换血，希冀彻底改变北方党部的气质，另一方面借机将“大同盟”排除在国民党“三大”会场之外，实现自己对党务的垄断。“大同盟”自然不甘心失势，图谋反抗，使北平党潮轰动一时。当时的舆论敏锐地指出，“北平党务的纠纷，不客气地说，就是大同盟同CC争论”。（150） 1928年12月，国民党中央将原北平市指委黄如金、李乐三、李吉辰、徐季吾、梁子青等撤职，换上阎锡山、商震、梁永泰、萧瑜、方振武，试图以阎系来收拾残局。但阎以“老朽多病”、“不克胜此巨任”为由加以拒绝。蒋第一次改组北平市党部的图谋没有达到目的。（151）北平市党部得以在谷正鼎的领导下，继续执行原来的路线，但由于丁惟汾反蒋信心不足，“大同盟”成员不得不另谋出路，许多人投奔到改组派门下，一时间北平市国民党员中迎汪气氛浓厚。（152）拖至1929年5月底，蒋介石北上前夕，国民党中央终于重新任命指委。新指委上台后，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剥夺了继承反日会而成立的废约促进会支配救国基金的权力，使该会自成立之日起即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很快失去了活动的能量。（153）可见党部支持与否与反日运动的盛衰密切相关。 北平地方军政当局对反日运动的态度有些矛盾。军政首脑无疑也都具有民族情感，对中国军民在济南遭到屠戮一样痛心疾首，他们具有反日的思想基础，也是对反日会不强力取缔的原因所在。这在商震身上屡有体现。1929年4月2日，日本驻北平公使堀义贵访问商震，以王正廷已答应取缔反日活动为由，要求商取缔北平的反日活动。商回答，反日运动是国民爱国的表现，政府只有引导它向正路上走，绝无立即予以取缔的道理。即使要取消，也要等中央的明令通知。（154）到国民政府已明令制止反日运动时，商震也只是订定四项措施，但并未立即实施，并表示，“对爱国运动，自当极力提倡”，（155）不肯以严厉的手段来处分反日会，将取缔反日会的责任推给中央。 平津其他军政首脑的态度也与商类似。1929年6月末7月初反日会强扣军方报纸事件发生后，阎锡山特意嘱托张荫梧要和平处理，（156）与其曾取缔北平各工会判若两人。其实饱受反日会攻击的张继，也是主张反日的。他是国民党内较早提出联美（英）抗日的人，在济南惨案发生不久即提出：“中国第一个敌人是日本，日本绝无友好之可能。我们为谋打倒第一个敌人计，无妨放松第二第三个的敌人。”（157）北平政治分会秘书长王用宾的话可能道出了人们的心境，“反日的举动，全国人人赞成”。（158） 然而，军政当局在运动初期虽则对运动给予一定支持，但也加以一定限制，比如要求反日会撤除木笼，以便将运动控制在一定的烈度之内。随着运动的旷日持久，反日会与商界渐同水火，政府对反日运动的支持开始动摇，转而同情商人的处境。当总商会与反日会因检货手续发生争执时，进行调停的市政府支持总商会的态度已昭然若揭。但反日会高擎反日大旗，并不畏惧军政大员的权势，因此在感觉受到限制和打压时，敢于对这些大员加以嘲讽、指责和抨击，对压缩、收束运动的命令拒不听命。军政当局一时也奈何不了它。这与当局于1929年3月初强力禁止商店店员成立店员公会形成鲜明对比。北平军政机关处理民众运动时，对纯粹内向的民众运动严厉制止，对涉外的反帝运动则宽松一些。 在这场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反日运动中，我们发现各种复杂矛盾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反日会的目的光明正大，手段却于事无补；商人看似见利忘义，却有苦难言；党部与反日会息息相通，对它的支持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军政当局并不否认反日会的爱国热忱，对它的活动却不无微词；取缔反日会已是中央的既定政策，但地方在执行时却畏首畏尾。这些，正是历史的复杂性所在。 注释： ①参见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朱英：《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读〈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等。 ②据雷麦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民众共发动8次抵制外货运动，除第一次为抵制美货运动外，其余7次均为抵制日货运动（其中1925-1926年的第6次抵制外货运动为日、英货一起抵制）。参见C. F. Re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33, Contents. ③除前揭雷麦著作外，主要成果尚有菊池貴晴：《中国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対外ボイコツト運動の研究》（增補版），東京：汲古書院，1974年，第7章；乐炳南：《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1927-1929）》，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系，1976年（台北：“国史馆”，1988年）；韩嘉玲：《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一九二八年五月-一九二九年五月》，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系，1984年；宇田川知己：《濟南事件と排日貨運動》，《史学研究集録》第18期，1993年3月；裴京汉：《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后收入氏著：《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5-161页）；周斌：《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李洪珍：《政府和民众之中间地带：上海反日会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李洪珍：《济南惨案与上海反日会的成立》，近代中国研究网2005年8月20日首发，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820184530.asp;Harumi Goto-shibata（後藤春美）， “Japanese a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Chinese Boycotts in Shanghai: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nti-Japanese Boycotts, 1928-31”, in Kaoru Sugihara（杉原薰）， ed., Japa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27-144; 邵建国：《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7章；齐春风：《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再探讨--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关系辨》，《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④代表性论著有何毅亭：《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王冠华：《爱国运动中的“合理”私利：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朱英：《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刘柏冲：《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运动（1919-1923）》，硕士学位论文，政治大学历史系（台北），2002年；冯筱才：《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李达嘉：《罪与罚：五四抵制日货运动中学生对商人的强制行为》，《新史学》（台北）第14卷第2期，2003年6月；霍新宾：《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等。 ⑤付海晏注意到了政府在解决商人与国民救国会（由反日会改组而来）冲突的作用（付海晏：《无锡商会与1929年国民救国会被捣毁风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⑥周石峰依据的主要史料为前日本末次情报资料，该资料属于剪报性质，对事件的记述并不完备，由此很难细致观察到党政商在抵货运动中发生碰撞的情况。参见周石峰：《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1927-1937）--以津沪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2005年，第39-46页。 ⑦《京各学校昨为济案休课》，《大公报》1928年5月15日，第2版。 ⑧恨生：《济南痛史》，南华书社，1928年，第35页。 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928年6月20日决定，自即日起，将“北京”改名为“北平”。 ⑩《政分会行使职权》，《新晨报》1928年11月27日，第3版。该分会简称北平政治分会，于1928年7月5日成立，1929年3月14日撤销。 （11）《北京市党部党务指导会成立》、《指委会昨开会》，《世界日报》1928年6月8日、7月5日，均第3版。黄如金、许超远、李乐三、王季高、李吉辰的大学生身份参见张润三：《关于大同盟的回忆》，《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9页；徐季吾、黄国桢的大学生身份参见李中舒：《有关“实践社”的资料片段》，《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梁子青的大学生身份参见《保定学院百年大事记》，http://www.bdu.edu.cn/gljg/office-web/dsj/3.htm，1928年11月6日。 （12）关于北平市指委及北平国民党组织情况的介绍除前引张润三、李中舒文外，尚见焦实斋：《新中学会与新中革命青年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9辑，1989年5月，第1-20页；李冠祥：《关于中山主义大同盟》、郝任夫：《中山主义大同盟的历史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2辑，2000年7月，第94-101、102-107页；李冠祥：《中山主义大同盟》、程厚之：《实践社史略》，《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2辑，第23-26、198-202页，等等。 （13）《各界济案外交后援会昨在市党部开成立会》，《世界日报》1928年8月1日，第7版。 （14）《反日会昨天开成立会》，《世界日报》1928年10月28日，第7版。 （15）《反日会昨日之第一次执委会》，《京报》（北平）1928年10月31日，第6版。本文所引《京报》均为北平出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16）一笑：《商业调查·北平总商会》，《京报》1929年2月12日，第3版。 （17）《北平商民协会昨开成立会》，《世界日报》1928年7月30日，第7版。 （18）《北平反日会宣布实行抵货办法》，《北京益世报》1928年11月6日，第2版。 （19）《北平特别市反日会招待新闻记者》，《北平日报》1928年12月12日，第3版。 （20）《反日会昨开会对日货四种办法》，《世界日报》1928年11月6日，第7版。 （21）《反日会决组仇货调查团》，《北平日报》1928年11月5日，第6版。 （22）《反日会公布各商店日货登记条例及惩办奸民奸商条例》，《世界日报》1928年11月14日，第7版。 （23）《日参赞昨访孙学仕》，《世界日报》1928年6月3日，第2版。 （24）《北平反日会宣布实行抵货办法》，《北京益世报》1928年11月6日，第2版。 （25）《总商会调查劣货》，《新晨报》1928年8月21日，第9版。 （26）《全国反日会开预备会平反日会亦积极进行》，《世界日报》1928年11月7日，第2版。 （27）《总商会昨天又开董事会》，《世界日报》1928年11月7日，第7版。总商会的函件含有威胁意味，此时在天津只有棉纱商店将所有棉纱一律封闭不售，以示消极。天津商人的大规模罢市事件始于1928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结束，参见《大公报》1928年11月27日-12月2日（均第5版）关于此事的连续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