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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东周以后，新问题出现了。原来东部的秩序直接跟西周的宗主国相联系，诸侯受封而来，向周王回报，要朝贡、要觐见，有自己的义务。而现在，西周朝廷搬到东面来了，它也不像西周时候是那么有尊严、有威望的一个朝廷，在洛阳处在和东周诸侯国家一样的状态。东周的诸侯国家，一个一个挨在一起，不兔产生矛盾，出现各种纠纷，纠纷往往没有更好的手段可以解决，就是打仗，所以一部春秋战国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这也就说明，分封开创了一种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促进了东部的开发，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开发的国家不能自安其位，彼此冲突。分封的秩序成了旧秩序，在破坏中，走向反面，原来的宗主国家维持不了。代替旧秩序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这是一个长久的探索过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治秩序，由于周王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要有一种新的权力来代替。春秋时期出现盟会，某一个诸侯比较强大，比较有影响，他就纠合周围的国家，联合在一起，试图解决面临的问题，方式是盟誓。盟会中用誓约的办法，一条一条的加以解决。这可以说是用盟会的办法代替周王权威，调整国家政治秩序。盟会主持者总是一个强国，强国主持这样的盟会总要为自己谋利益，所以盟约仅仅只能维持一个短暂时间。最早最有名的一个盟会叫做“葵丘之盟”，盟主是齐桓公。这个盟会中留下了盟约五条，五条盟约中与国计民生关系大的、现实性强的，只有一条，叫做“无曲防，无遏籴”。“无曲防”，意思是不要利用水道来为自己谋利益，对下游的人造成破坏，不要把河流改道，作为攻击对方的手段。不只黄河有这个问题，北方各条水相沿的诸侯国彼此攻击的时候，都可以使用水作为一种攻击手段。“无遏籴”，就是不要阻止粮食的自由流通，国家相连，有了饥荒，希望邻国粮食能够有个调剂，互通有无。过去我们看重这个条款，因为直接关系人民生活。现在细想起来，葵丘之盟，一命、二命、三命、四命所说，都不是和百姓生计有关的事情，都是说要维护西周所形成的礼、法秩序。这种礼法秩序是西周分封的时候要求于诸侯的一种根本秩序。礼法连在一起，说明当时的礼法还没有完全分离，实际上也就是一回事。礼和法都是一种约束，后来意义就分化了。一命至四命的要求，包括诸侯国家要维持内部稳定，不要擅自改变继承人，因为按西周宗法制度，继承是有一定的规矩要遵循的。比如说按“嫡长制”立下了你的继承人，你就不要擅自改变，立嗣人选和过程是周王所认可的，你擅自改变就违抗了周王，造成继承方面的不稳定。比如说，为了维持礼法制度，不能以妾为妻，妻和妾的身份地位影响整个统治秩序，不应该擅自改变嫡庶的次序，等等。还包括用贤人。前面四命，就是这些内容。第五命包含两款，一款就是上面说的“无曲防，无遏籴”，还有一款就是说不要封而不告。在分封制度中，诸侯国也有自己向下属的分封，这个分封要得到周王的许可，要报告周王。这还是礼法秩序。当时的盟会中，诸侯所感觉到他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国计民生，有比这个更大的，就是礼法秩序破坏的问题。礼法秩序，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尊王，尊王就是尊周王，尊周王就是尊周工所定下的秩序，使之在自己国内能够稳定。诸侯最大的心愿在这个地方。吴和越在西周的时候还是化外，被认为是荆蛮，不属于华夏。春秋末年，吴和越也趁着中原乱的时候，跑到中原来争霸权，一个是吴王夫差，一个是越王勾践。这说明号令不能自天子出，周王等同于一个诸侯国，还没有诸侯国的实力。诸侯国要自己维持秩序，又要打出周王的名号，因为没有新的名号能够代替它。这当然不能维持长久。要变，还没有找到一个办法。西周原来被认为是一种统一状态，开发了东部以后，反而使统一走向自己的反面，到处是分裂的现象，还找不到出路。 再看战国的情况。战国跟春秋，我们统称东周，实际上是一个时代分成前后两段而已。春秋这个时代大概过了300年，就是暂时在盟会状态之中维持秩序，局势慢慢就有一种变化。最大的变化出现于公元前403年，这一年，西周分封秩序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就是所谓三家分晋。晋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大国，经过了长期发展过程之后，晋国内部秩序没有维持住，盟会也阻止不了晋国内部的分化，这个诸侯被他底下的三家给颠覆了，所以叫做三家分晋。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偶然事件，但是却是西周分封制度破坏的一个大标志。接踵而来就有一点像多米诺骨牌，一个又一个事件接题而来，三五十年出现一个。把几个大问题，几个年代一排比，可以看得出来秩序上的变化：公元前403年，这是三家分晋。到了公元前386年，齐国又出了问题，齐国本来是受封于西周的姜氏，姜氏的齐国被下面的田氏所取代，这件事和三家分晋挨得很近。到公元前334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事情，两个强大的诸侯国，一个魏国、一个齐国，在徐州相约称王。称王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在此之前只有周室，周天子叫做周王，被封的国家最多只能称公，这是一个封建秩序中的等级问题。“徐州相王”说明诸侯也叫做王，意思是说和周天子是平起平坐的，而周天子则只是逃亡到洛阳来的一个流亡政府，没有实力。诸侯与周王名分上平起平坐，实力上超越周王，周的秩序更进一步破坏了。公元前288年，又出现了一个现象，两个强国，西方的秦，东方的齐，齐秦两个强国彼此相约，不称王了，改称为帝。在古人的观念里，三皇五帝的帝，实际上已经进人人神之间，超越世俗的统治者，把周王压到自己的脚底下。这个事情的出现是一个象征，就是王之上还要出现一个新的名号，才能维持秩序。齐秦互帝出现了一下，又取消了，条件还不够成熟。再到公元前256年，一个后起的强国--秦国，冒冒失失的强国，又是个野性比较强的强国，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居然从西面跑到东面，把周王灭掉了。周不存在了，大家都是王，王以上必然要产生新的统治者，必然要出现一个帝。不能是两个帝，只能是一个帝，这一个帝谁来做？战国后期，实际上就是为这个惟一独尊的帝的出现创造条件、敲锣打鼓。 从这里我们联系到当时舆论的动向，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所谓诸子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现象内容丰富，研究思想史，研究各种历史的都很重视百家争鸣的内容。我在这里说到的，是一个新秩序的出现所需要的政治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诸子百家和后来形成的政治局面之间的关系。周的分封秩序破坏以后，用什么秩序来代替，春秋盟会没能解决，战国时候硬打硬的打法，彼此抬高地位的办法也还没能解决。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而解决以后又是个什么状态，应当给未来的新秩序设想一些蓝图。诸子百家中间有许多设计社会政治走向的学说，实际上就是为未来的统一描绘蓝图，制造舆论。比如“九州说”，中国政区的划分，不是一个国。一个地区分开，而是用九个州来区分。九个州是在西周分封的地域之内划分的，从北到南有冀州、青州、克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从这里进人关内还有雍州、梁州。这九个州的名字并不是在过去都存在，过去也不是这样区划开来的，这是战国时人自己的设想，还说是当年夏禹治水的时候巡行天下，已经把这九个州划开了，所以叫禹贡九州。禹贡九州之说就成为一种将来要形成的国家的行政区划。实际上秦汉统一以后也超越了北方所有的九州而到了南方。将来形成的新的秩序应该是继承夏、商、周的，而夏、商、周被模糊地认为是华夏的一统王朝，那么就有人想到今后的制度也应当沿续夏、商、周。这个一统又要给它设计一个新的形式，中心区域是中央直辖，叫做王畿。王畿之外有一个圈圈包围着，这就是中央所必须配置的势力，也可以是诸侯。在这个层次之外又有第三个圈圈，这个圈圈应该是可以用绥靖的手段把秩序安定下来。第四个层次，则是可以用一些约定的办法保持联系。到最外一个层次，就是少数民族，蛮夷戎狄，他们住在外头，叫做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五个层次当时叫做五服，就是匈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也是一种对未来政区的设想。整整齐齐的五服自然是做不到的。这只是战国时候为将要出现的新秩序的一种说法。从理论上说，夏、商、周以后应当出现一个新的朝代，朝代的代替有没有规律可循呢？有人从这个方面思考，出现了所谓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认为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一种秩序代替另一种秩序，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用德来表示，形象化来说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用五行来表示五种秩序的代替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五行相克，也有人认为是五行相生。秦统一以后，用五行相克的说法，认为在五德终始里头，周的德是火德，克火的是水，所以秦统一以后标榜自己是水德，与水德相应的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表征，包括颜色、数字、历法变化等等。拿历法来说，夏历，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阴阳合历的农历据说是夏代所使用的历法。夏代以后，商有商的历法，周有周的历法，实际上是同一种历法相因相革。夏历正月为岁首，可是商的历法就不是用正月为岁首，它是用十二月为岁首，到周的时候，它用的是十一月为岁首。到了秦，它觉得要继承这个东西，按这个东西的变化规律来说，秦的岁首必然是十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历史上记载秦的年月，都是以十月为岁首，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改回到正月。这也是一种为统一地继承夏。商、周的秩序而设计的秩序。至于民间社会秩序，也有一种办法，就是主张井田制。农民总是要有土地种，分土地得有一个办法，把它系统化，把它规整化，把它理想化，因而形成井田制。看来，这种历史的铺垫，为秦汉的出现，为这个统一国家的出现，呼唤了几百年。秦的统一，上面有周制作为源头，中间有各种设想、各种蓝图，最后形成了秦的统一制度。 当然秦的统一不光是一个历史的因革而已。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所组成的国家，能够接受这个统一，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延续。同样一种文字，同样一种历法，同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对于战国诸子的思想舆论是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文化才是中国统一真正的凝固剂。这样就为秦朝建立统一制度打下了基础。秦的统一，说起来是十年统一战争，实际上是水到渠成，并没有太大的战争，确实是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历史铺垫造成的必然结果。由西周那种我们把它说成是统一，而且古人还认为是夏。商、周相沿一贯的统一，到我们认为确实的、比较有内容的秦汉的统一，这是中国国家统一过程的第一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