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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本身也是一个困难的事，也有很多反复。局部的短期的汉人胡化，是常有的现象，但是总体的、全局的少数民族汉化，是更大的一个潮流。我这里提到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大的民族人侵，所以说是“人侵”，因为在当初向中原打进来的时候是一种人侵，有抵抗，正义、非正义还是存在的，不是抹杀这些东西。三次人侵造成的后果，有几个民族对中国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拓跋鲜卑，没有拓跋鲜卑的作用，就没有隋唐这样一个帝国。一个是蒙古族，蒙古族结束了一次严重的民族对立、国家分裂的局面，蒙古族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国外的，当时所谓色目人的文明。在蒙古族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间，最先依靠的不是汉人，而是色目人。把色目人带到中国来之后，又给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中国的西藏这样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蒙古人的手里解决了。西藏，追溯历史，关系很深远，从文成公主起。但是那个时候，西藏并没有人版图，还是一个对等的状态，随时可以脱离。唐后期，吐蕃可以一直打到甘肃，打到陕西，把长安也闹得一塌糊涂。真正把西藏作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管起来，作为中央直辖区管起来，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开始。第三个特别有贡献的是满族，是满族解决了中国近代版图的一些困难问题，天山南北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台湾正式进入行政区就是在这个时候。 以上是从国土开发、民族发育两个方面看待中国古代统一问题。这两个方面不断发展所诱发的矛盾，使中国的统一有张有弛，有缩有盈，有退有进。但总的来说，是朝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统一发展。总括起来看，第一，西周东周时期，在统一问题上，最早形成了统一观念，奠定了中国统一第一步的地域基础。第二，秦汉时期创造了统治大国的制度基础和治国经验，逐步形成了统一规模、统一传统。在技术手段那么低下的状况之下统治这样一个大国，是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的贡献。统治这个大国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必须要一个专制主义统治，专制主义到最后形成了专制皇权。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无上皇权，在统治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可是一旦形成了这样一个制度，一代一代相传，对中国人民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对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欧洲的“朕即国家”比起中国“朕即国家”的现实来说，晚了2000年，2000年以前中国就是“朕即国家”了。由此可知“朕即国家”的观念及其形成的制度、形成的传统，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包袱很沉重。资本主义萌芽萌不出来，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种传统在里面，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需要后代来把它纠正。第三，隋唐收获了十六国以来丰硕的民族融合成果，再次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蓬勃生机。第四，元明清时期进一步营造了统一国家的局面，确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民族分布的格局，使得中国得以以统一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除了国土开发与国家统一、民族发育与国家统一这两个问题以外，我还要简单地谈一下对历史上统一问题的几点认识。 第一，统一中国需要华夏族汉族作为一种维系的中心，要是在古代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的民族在里面起作用，没有一个核心来与周围各族相联系的话，这个统一的国家就说不上，不可能形成。有了这样一个核心，就有可能团结那么多民族一起来建立这个国家，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拆不开、打不散的民族集体，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我刚才说到蒙古族，跑到西方去建立那么多的汗国，一直到了欧洲、到了多消河。到了俄罗斯，回过头来还得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安家，而且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其他各族也是这样，有的消失了自己作为民族的存在，但是他们民族的成分已经在中华民族里面有了自己永久的位置。中国政权被颠覆过多少次，但是颠覆以后还有恢复，恢复以后的政权基本上还沿着原来统一的格局，统一的路子。而且最可贵的是颠覆者、征服者最后是被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融化到中华民族里面来了，这是最具有力量的。所以我说，一时的统一的成功是伟大的，千秋历史铸成的民族间的向心力、人民的凝聚力才是统一国家的基石。我们常说文治武功，常把武功这一面看成是中国版图开拓的动因，其实这一面的作用应该是有分寸地看。没有凝聚力量，没有历史的铺垫，武功难以完成，成功以后也难以维持久远。张学良先生在参观台湾延平词时写过一首诗，他说郑成功“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人版图”，意思是说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把降表投给南明的永历，永历皇帝是明朝最后的逃亡者，那时候的北方已经是清朝的顺治了。郑成功没有投降到清去，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后来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康熙的时候投降到清。张学良的意思是说，明是前朝，清是后朝，不管是前朝还是后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台湾纳人中国版图的丰功伟绩。我想这里面有张学良个人的身世之感，不管他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是坚决主张台湾人版图的。 第二，华夏族，也就是汉族本身的维系主要靠文化传承。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辨文化多，辨种族少。其实周族在比较早的时候也不被认为是华夏，因为它在西方，还处在野蛮状态。到后来，在周统治以后的蛮夷戎狄中间，还有所谓姜姓之戎、姬姓之戎，姜、姬都是周的国姓，属于周人的一些原始部落，也被看作是戎。所以蛮夷戎狄的问题在当时主要不是种族的观念，而是文化的观念。少数民族人主以后，最先往往想凭借自己的武力优势来保全自己，维持统治，所以有相当程度的反汉化倾向。但是毕竟在历史中长期起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一个处处存在的、天天起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女真人反对过汉化，蒙古人也反对过汉化。但是要反汉化，他们就难于维持统治地位，只有汉族文化才能帮他们维持统治。蒙古人在中国建立了元朝以后，就立刻开科取士。有过一个统计数字，元朝开科取士16次，录取的进士是1100多人，其中蒙古人有300多，而蒙古族人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一共是10000多人。所以很快，蒙古人自己也进人到这样一个汉化的潮流里面来了。特别是清朝，清朝文化有两面性，在北京做皇帝，汉化倾向很明显，到承德避暑山庄去则完全是一种满族原来的状态。清政府还立下了规矩，不许满人经商，满汉通婚也是不允许的。这样一些限定并没有影响到以后满族接受比它先进的文化，而且接受以后，它又反馈给这个文化各种各样的创造。满族因为提出了不许族人经商等规定，所以下层的游手好闲的旗人被养起来，知识分子中间却有很多精英成为了不起的学者，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汉族文化，给这个文化增添自己的贡献，这样的精英很多。其实也不光是满族，其他各族也有，唐朝很多诗人就是鲜卑人。 第三，是牢固的统一观念，有效的统一制度。公元前的时候，要把一个像汉朝，103个郡国的户口都统计上来，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统计上来的数字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然后来政权腐败了，就不好说。据统计西汉人口有6000多万，每年地方派上计吏专门向皇帝呈报户口和垦田数字，皇帝亲自接受上计。上计吏对朝廷来说是有功之人，留在皇帝身边做郎官。这只是制度中间的一种，其他像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以及其功能的发挥等等，就不细说了。五胡乱华的时候有一个胡族统治者叫石勒，他觉得自己的任务是要统一中国。他不认识汉字，让别人给他读《汉书》，听到楚汉相争，有人要刘邦把过去六国之后立起来作为自己的帮手跟项羽斗。他听到这个之后立刻感到吃惊，这怎么行呢？这哪是好办法？读书的人接着读下去，读到张良进来，听了这个话，不同意，立刻跟刘邦说这个不行，刘邦就收回成命了。石勒听到这个地方才落下心来，对，还是应当如此。所以说一个胡人统治者，没有文化的人，在建立政权之后，他的心思所在也是中国统一。我们知道三国，魏国居于正统，没问题。蜀国，那么疲弱，天天要打仗，没有别的，只是不打仗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叫做“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吴国，霸业形成很早，但是不敢称王称帝，因为什么呢？它跟中原正统搭不上关系。到最后称了帝，要履行皇帝的仪礼，进行郊祀，孙权不肯，说郊祀应该在“中土”，在中原地区，我们这里不行。司马光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自己“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但是“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不能统一的话，那你这个天子白做了。 第四，我说说华夏族--汉族的包容性。这里面要说的东西很多。华夷不是没有防，汉族也不是说生来就是那么开明，也有不平等、偏见存在，也要设防。我说的只是归根结底，华夷之防本身不起作用，汉族本身，从种族意义说来就是一个变数。50年代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当时很多干部思想不通，内蒙古自治区汉人是多数，蒙古人是少数，汉人说，我们多数，为什么反而要戴上蒙古帽子，不同意。当时周总理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你戴了蒙古的帽子，蒙古也戴了一个中华的帽子。他也不一定就属于原来中华的地域。周总理还说，要知道，汉族本身就是杂种。意思就是说长期以来，汉族有包容性，有种族包容性，包容了很多非汉族人民，所以才有今天的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用很通俗的语言说明了很深刻的道理。中国历代，这个包容思想是一直存在的。譬如说，编史的人本来最容易有正朔观念，谁是正统，谁是偏统。但是我们从《二十四史》中间看得出来，好多不是汉族建立的朝代，都列在正史之中。以南北史为例，南史是东晋南朝，南朝宋、齐、梁、陈，汉族建立政权叫做南史；可是北方，鲜卑人的历史同样有北史，有其他的史。南史也好，北史也好，都是二十四史，同样地位的史。后来还有辽史，有金史，有元史，当然也有清史，就是《清史稿》。加上中国没有国教，没有宗教的那种偏见，包容性比较强。没有长期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宗教迫害局部有，但是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汉族文化处在那么一种开放状况，所以少数民族也比较容易吸收汉族的东西。少数民族带来了自己的土地、带来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也完成了自身的发育，完成了自身历史性的转化。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做了各种各样的贡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民族之防上面去做文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