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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代的制度相比，秦汉所形成的统一否定了分封制，但是又不是绝对否定。分封制其实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最高统治世袭，世袭者最可靠的亲信就是自己的血亲。有了这样一个原因，他认为自己最安全的保证就是由他的血亲来控制局面，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分封制度。后来分封制度造成了那么大的祸害，要取消。但是取消以后，统治者仍然是世袭的，他仍然认为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还得有分封。秦统一以后，不得不把分封制作为一个最大的对立面予以否决，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但实际上在以后的朝代，为了最高统治的需要，分封制的因素还不断出现，就连西汉也是这样。西 汉跟着汉王刘邦打天下，与其平起平坐的，都是这个王那个王，地位上没有太大差别，所以刘邦做了天子，只好把这些人都封为王。到后来尾大不掉，一个个都叛变。封异姓王不可靠，就改封同姓王。同姓王后来也不可靠，而分封制度还又有必要，于是就限制封君的权力。最后定下来，分封只到侯一级，侯的地位相当于一个县，侯国的全部租税所人由这个候所有，侯国的行政权是归中央政府的，侯国的官员由中央派，用这个办法暂时解决了问题。以后各朝各代都有分封制，因为这是君主世袭制下被认为最可靠的一种统治秩序，只是具体办法各有不同。 秦汉统一帝国，这样一个帝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军事--政治帝国。古希腊、古罗马，成吉思汗、拿破仑等等都形成过军事征服，形成过一时的大帝国，但是这些大帝国到后来分崩离析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所建立的大帝国没有像中国出现秦汉大帝国之前那么一种几百年来历史的铺垫，没有这样一种坚牢的基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在进人中国，统治中国之前，它在欧洲、在中亚、在西亚建立了几个汗国，这些汗国有的也延续了很多年。但是蒙古人的业绩只留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其他地方所建立的汗国一个一个崩溃了。蒙古人自己的归宿还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和中国相邻还有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因为只有中国的土地，才有建立统一大国的传统和完备的制度，能够让蒙古族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朝代传承久远。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秦统一以后，对开发国上做过一件大事，就是迁徙七种共50万身份低下的或犯了罪的人，到岭南去戍守，叫做“七科谪”。这是一件大事。从开发中国的边疆土地来说，一拨一拨去是比较常规的。只有这一次是一个大的行动，从中国北方，一支50万人的戍卒被派到了岭南，把中国南方的国土一直推进到南海边上，把长江和珠江之间大片的还没有开发的土地，包括生息其中的各族人民，一次圈到中国范围里面来。这对中国以后逐步开发南方起了很大作用。50万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数字，50万七科谪的人到了岭南以后，一方面必然要同化到当地的越人里面去，另外一方面这50万人在当地越人中间势必会起到传播中原华夏文化的作用，对岭南的开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在广州发现了许多汉代南粤王的遗迹，包括宫殿在内，所涉及的人，他们本人或他们先人就是七科谪的时候到南方去的人。秦汉通西域，交通西南夷，也起了这种作用，但后代反复较多，与戍岭南不大一样。当然，南方的开发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南方处在落后状态，又有很多民族存在，跟北方交融不那么容易完成。所以统一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之下出现分裂，三国就是这样出现的。 三国鼎立的状况，只能出现在长江边上。从北向南开发，这个地带开发的是比较早一些。只有这个地带才有可能在此时出现相对独立的国家，和北方对抗，出现一种割据。另外一方面，这个地带的发达程度也还不是很高，不能长期脱离北方，所以它能够存在的割据时间不是一个长时期，而是一个短时期。此时之所以有三国，具体说来是因为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动乱。大量的北方人口向南迁移，长江沿岸、南北两面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区域：一个是扬州，就是江东地区，开发得早一些；一个是荆州，就是今天的两湖区域；一个是益州，实际上是成都平原。这三个区域在东汉时候人口增加很多。东汉人口是大量减少的，从西汉的六千万一下减少到一两千万，后来慢慢地增加，到后期才接近西汉的水平。东汉北方各个州郡普遍减员，只有扬州、荆州、益州增员，而且增得很多，扬州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三四十，荆州百分之六七十，益州百分之六十。这个地区的发展，从人口来看，速度是相当快的。以后魏、蜀、吴三国争权的时候，荆州为什么没有能够出现一个国家呢？因为荆州处在一个四战的地理环境，不可能长期立国，所以荆州就是跟着吴国、蜀国一起和北方对抗。这是在中国南方开发中间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一段插曲。 南方开发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开发中的南方曾经两次支持过北方政权的偏安，一次是东晋，一次是南宋。没有南方的发展，不足以支持偏安政权。南方要是蛮荒一片的话，政权在这里就没有立足的余地。反过来说，要是南方的开发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南北的交往已经不可阻隔，在南北不可分割的情况之下，要在南方搞一个偏安也不容易，因为这个偏安也偏不成，割据割不了，南北是一起的。所以恰恰是在南方的发展中间，是在和北方差距缩小的过程中间，足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没有达到和北方完全平衡的状态，还可以搞割据，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出现了两次偏安。中华民族历史上，南北不平衡发展中间，所表现出来的分裂的可能性，造成了两次偏安的存在，我觉得对中国历史来讲是一种苦涩的成就。因为毕竟有了南方这个地方，可以使北方的政权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到南方来偏安，而且是延续了很长时期。东晋的偏安连上南朝一共是200多年，南宋的偏安也是100多年。而且在这个偏安政权延续的过程中间，南方由于接纳了一个新的政权，它带来了新的人口，有自己一套规模，有各种机制带动南方进一步开发，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对于南方来说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传统上说，这个政权不是直接被消灭，而是能够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在那儿做一个偏安，这对民族历史来说还算是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毕竟是被打过来的，被追过来的，被逼过来，是在屈辱的状态之下存在，所以又很苦涩。我们的历史，包含着那么多复杂的矛盾的现象让我们去思考。 南北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大体上是结束在唐五代之际，因为唐五代的时候，南方的水平已经不低于北方，如果说没有以后又一波的民族问题的出现，中国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但是后面又一个波浪起来，南方又被迫接受一个南宋偏安政权，南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一种潜在的分裂又出现了。元以后中国的历史，从国土开发的角度来说，不存在分裂的可能性。所以过去可以有偏安，有东晋和南宋的偏安，到了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南宋皇帝再想在这里偏安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明朝，明朝被灭以后有一个南明，南明的皇帝也是想搞偏安，但是没有一个皇帝搞成了，在清军的追逐之下，一个一个被消灭掉，出不了一个割据的局面。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南北一体，已经达到了很难在南方建立偏安局面的状态，所以南明跟过去的东晋，过去的南宋都不一样。从国土开发的角度看，再往后的历史，应当是解决中国发达的东部和落后的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个任务在古代没有条件解决，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缺少一个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到今天要我们这一代来加以解决。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的是民族发育和国家统一。 民族发育，我想应该包含汉族在内。中国要是只有华夏族--汉族，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统一的大国。还需要很多其他民族。但是要使很多族在一起，文化水平不一样，生活习俗不一样，历史传统背景不一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国，必然要付出代价，付出一些民族之间的代价，这个在历史上来说是不得不如此的。出现一些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事实，其中也有很多非冲突的、和平的状态，可能时间更久一些。我认为我们考察各民族状况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承认各民族都有自己发育的过程，不应该只是从我是汉族，你是少数民族，只是从你和我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汉族也有自己发育的过程，也同周边民族形成过冲突。汉族要是不经过五胡十六国的局面搞出一个民族大融合来，汉族还是原来的汉族，那就没有隋唐的局面。因为隋唐时期的发展，包含着大量非汉族的血统，非汉族的文化，非汉族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在里头。所以有人甚至于提出这样的问题：隋唐国家究竟是汉族的国家，还是汉族和鲜卑族合建的国家？中国并不重视对血统的考虑，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不像英国人一样，计算你是二分之一的血统，四分之一的血统，盎格鲁一撒克森的血统，中国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想法。要承认各族有它自身发育的过程，汉族也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间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的东西。少数民族从一个落后的状态上升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完全自主、自觉是不可能的，总会带来一些冲突，带来一些灾难。把这个灾难的问题放在民族发育总趋势的过程中间、不可避兔的过程中间去考虑，就比较能够理性地看待。五胡十六国就是一个最大的典型。五胡主要是循着和平的方式进人中国内地的，大体上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内蒙、辽西辽东。他们由于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有向农业过渡这样一种要求，总是要接近比较方便的农业区，接近农业文化，因此向边塞靠近是一个自然趋势。他们后头有一些比他们更落后的族，也在兴起，这些族把他们向中国内地这个方向推，一波又一波的推动。而中国偏偏又有一些政权，由于边疆的空虚，由于边疆常常受到某些族的侵袭，因此想找一些和自己关系好一点的族来守边，主动把他们招引到边塞地区。种种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原因，造成这个形势。五胡十六国局面开始的时候，五胡都处在更接近内地的地方，一个一个进人到中原。五胡十六国造成破坏，颠覆了西晋。到后来一个代替一个的十六国就不是汉族政权，而是胡族政权，一个胡代替另一个胡，只有极少数例外。我们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过程，是悲惨的，汉族与胡族所受的痛苦都是很大的。但是看问题毕竟还要从历史的结局来看，这些造成五胡十六国局面的族，失败以后几乎没有多少人离开中国，都留在中国；而且几乎没有多少人回到他们原来所在的中国边疆地区，大部分都沉淀在内地。后来他们子孙改成了汉姓，文化也是汉族文化，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汉人，汉族因此而强大，而壮大。所以，民族冲突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好接受的，当收获的时候，我们就该想想，荒芜土地的开发好多都是沉淀下来的少数民族做的，汉族经过那么大创伤以后还是那么大的一个族，也是吸收了好多少数民族人口在里面。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就是说，历史的灾难有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应用到中国民族之间所造成的灾难的时候，这句话非常有启发。因为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站在历史灾难中间来观察，而是要站在灾难过去以后，来看看它的后果如何，这个后果往往是历史的进步，来对这个灾难做出补偿，这个补偿超过灾难对民族的作用。有了十六国的大灾难之后，才有了隋唐，没有十六国、北朝这样一段历史的话，隋唐的局面确实形成不了。因为隋唐文化十分兴盛，朝代是很开放的，民族是很开放的。从姓氏来判断，那时少数民族的数量相当大，而且是居于高层领导地位的，文官不少，武将更多，不光是过去的鲜卑，还有后来的突厥、契丹等等。《唐书》人物传中，重要的文武官吏，看姓氏就可以看出来其民族所属。不光是中国，外国文化也不排斥，所谓胡化，有的是新疆文化，有的是新疆以外的文化，还有的是从印度来的文化。这样一个开放的政权，给中国历史带来新血液、新气象。这样的一个政权对中国民族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却是在灾难之后出现的一个政权。看待这个问题往往要从历史的某一个段落终结，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样我们会比较理智一些，不完全处在一种情感之中。这里顺便提到一句，我们爱国主义的提倡当然有重要的作用，爱国主义涉及到民族的时候，应当理智地考虑，有一些事可能在这个方面造成一些不很理智的状态，扬此抑彼，对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感情等等。总而言之，要理性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