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军事史：目前对宋时大的战争，如辽宋战争、宋夏战争、宋金战争、宋元战争等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但也不能说没有薄弱环节。例如宋宁宗至理宗时之对金战争，研究就不够深入。此外，一些规模和范围较小的战争，例如北宋时对侬智高，对交阯的战争等，也同样有研究的必要。研究军事史，离不开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的素养，研读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无疑是占领军事史的理论制高点。但光是依凭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也是不够的，史学家的专长，如考证之类，不会没有用武之地。 六、教科文史：关于哪个朝代是中国古文化的鼎盛期，存在着争论。或以为唐朝是中国古文明的鼎盛期，如前辈学者陈寅恪、邓广铭、漆侠先生等则以为是宋朝。此处不妨对唐宋文明成就作些比较。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颠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当然，以上的比较并不完全，人们还可以在如传奇小说与话本，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较次要的方面有所轩轾，但只怕无碍于上述的总体评论。宋朝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宋代以后，文化方面不是没有新的进展，例如人们常称道的元曲，明清小说，李贽和明末清初思想，乾嘉学派等。但就世界范围说来，中华文明确是愈来愈趋于落伍了。 上述教科文的各方面，自然都有深入研究的馀地，一部分似更是古文学史研究者的专长。依个人之见，对宋学的研究，算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也需要牵动很广的知识面，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泛知识，从横的方面需要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广泛知识。宋代传世的思想史资料是如此丰富，大大超迈前朝，即使仅对朱熹的庞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摄影、立体透视的功夫，也就极其不易，然而即使下此功夫，没有上述纵横两方面的广泛知识，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恕我直言，某些思想史著作，虽然卷帙庞大，其貌惊人，但如果较为认真地对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实不过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时空的读书报告，对思想著作的时代背景缺乏一般的常识。写思想史必须断章取义，却又最忌讳在没有吃透原作精髓的前提下断章取义。研究思想史，不在于介绍各个思想家的思维要旨，而贵乎挖掘各个思想家较前人提供了什么新贡献，这是非常不易的，需要对史料作精心的爬梳。如今凭借古籍的数字化、信息化，爬梳工作可较为省力。依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若能从点的研究切入，如有的学者从研究王安石的易学、宋代的中庸学等着手，进而由点到面，逐步开拓，逐步深入，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切实的研究战术。 关于古代科学，需要特别强调者应是医学。有人认为，研究科学史，必须注重科学发展的连贯性，即后人不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添加成果，方才成其为科学史。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应有数学和医学两门。宋代数学有其成就，但对近代数学说不上有何影响。现代数学家无疑不需要了解中国的古算学，因为古算学太简单了，对现代数学没有参考价值。与古代数学不同，即使是现代中医，也必须研读古代医书。中华传统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深受古代哲学的影响，中华传统医学至今仍然造福于中华民族，并且对全人类健康必将做出愈来愈大的贡献。史学家大都不懂中医医理，而中医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医学史料，如能双方取长补短，密切合作，方有可能编纂出真正高质量的宋代医学史或中国古代医学史。中国古代科学史应以医学史作为最重要的研究领域。 应当指出，先秦的经学和诸子已偏重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而不重视自然哲学，缺乏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而宋学的发展又大大加强了此种倾向。正是从北宋开始，完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紧密结合，因而将教育的功能简单地、狭隘地与仕途相联系，这就孕育着此後中华文明转向落後的因素。近代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迈伊斯兰、印度和中华文明，其关键性的方面正是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充分地估价作为中华古文明鼎盛期的灿烂的宋代文明，但也应努力探索宋代文明的缺陷，探寻中华文明此後落伍的因素，这才是辩证唯物论。关于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问题，宋学的缺陷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研讨。唯其如此，研究历史，就不单纯是为古人算帐，也是为今人和後人开路。 七、风俗和妇女史：目前已有几部社会生活或风俗史，但社会风俗的涉及面广而琐碎，难以圈定何者算是风俗，何者又不算是风俗。一些学者与我合著的《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在再版时，是参考了若干前朝後代的社会生活史的论述，受到启发，才得以在内容上作一些补充。又如妇女史已逐渐成为一个史学新热门，粗略说来，似也可算是风俗史的一个分支，但至少一些妇女史的专家不会同意此说。即使就妇女史而论，欲为之规范一个理论体系，只怕也有相当难度。一位先生给我寄上她的宋代妇女史稿，请我提意见，就给我出了难题，因为我确实说不清楚，妇女史应当写些什么，这就是前述的理论体系问题。但依我个人的体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确是对研究风俗和妇女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不论是许多风俗，妇女的地位等问题，事实上都离不开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分野。风俗和妇女史是近年来方才兴起的领域，故深入的馀地应是较大的。 八、宗教史：我对宗教史缺乏了解和研究。看过一些宗教史，似乎偏重于教理的产生和演变，各教派的兴衰等，只怕是不够的。宗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无疑应是宗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宋代而言，祠庙和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大，而道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小，这是不争的史实。 就研究道教而论，一个特殊的重要问题，当然是如何分别解决《道藏》各个篇章的系年。《道藏》的各个篇章一般都没有标明是何朝何代的作品，如果不先解决各个篇章的系年问题，准确的教理和教派研究事实上就无从谈起。欲解决系年问题，无非是下细密的考证功夫。需要运用各种考证手段，例如参对《宋史·艺文志》等当时的目录书，研究各篇章中使用的避讳、名词等的时代性等。例如我个人在论述北宋末郭京的六甲神兵时，使用《道藏》的《上清六甲祈祷秘法》，考证了其中一个名词是对汉文“皮靴”的西夏文音译，故可以大致确定《上清六甲祈祷秘法》是北宋时的作品。 九、对外交流与国际关系史：对此我又是外行。但是，前辈名家，诸如张星烺、冯承钧、向达、邵循正等先生的治史道路，还是可以给我们以重要启示。他们一方面有相当深厚的国学和古史功底，另一方面又对外国有相当深厚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知识素养。其中外语能力更是基础，他们一般都掌握好几门。我清楚记得，在大学时代，向达先生特别带我们一些学中国古史的学生，去参观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尽管向先生当了所谓“右派”，但有了他的大面子，善本室主任赵万里先生亲自接待，为我们专门陈列了代表性的善本精品，现在的学子只怕再无此种福气了。我还是初次见到了印度的佛教梵文贝叶经，方才懂得，原来当时一些以唐僧取经为题材的国画，其中竟是马驮中国古代的线装书，就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向先生随手取了一片贝叶经，就对我们念起来，并且作解释。像我们这些尚未入门的学子，一时真是望之以为神。这件可以记忆的小事，也足以说明前辈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者，有何等的学力。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宋岘先生曾对我说，在他看来，《元史》列传中一些人名，肯定是阿拉伯人名的音译。另有一位对唐史已有相当造诣的女士，决定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在刻苦攻读阿拉伯语了。我真希望宋史界也有这样的青年学者，在依托古籍数字化、信息化的条件下，将来取得超迈前辈学者的成就。 研究对外交流与国际关系史，在明朝以前与明清时代应有所区别。大致在明清时代，随着近代欧洲文明的勃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逐渐联成了一体，而在此前并非如此。 最後，我还是愿意借此机会，强调一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胡如雷、漆侠、张泽咸等先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是真正下了苦功的。我自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功夫下得不深，但尚能懂得其ＡＢＣ。应当说，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仅就治史而论，也受益非浅。我最近不厌其烦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希望至少引起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注意，不要聪明人做傻事。本文前面例举的一些问题，也说明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维和研究方法，对治史有何等的重要性。 （本文蒙叶坦先生提出补充意见，谨致谢忱，原载《文史知识》200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