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军事史:目前对宋时大的战争,如辽宋战争、宋夏战争、宋金战争、宋元战争等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但也不能说没有薄弱环节。例如宋宁宗至理宗时之对金战争,研究就不够深入。此外,一些规模和范围较小的战争,例如北宋时对侬智高,对交阯的战争等,也同样有研究的必要。研究军事史,离不开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的素养,研读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无疑是占领军事史的理论制高点。但光是依凭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也是不够的,史学家的专长,如考证之类,不会没有用武之地。 六、教科文史:关于哪个朝代是中国古文化的鼎盛期,存在着争论。或以为唐朝是中国古文明的鼎盛期,如前辈学者陈寅恪、邓广铭、漆侠先生等则以为是宋朝。此处不妨对唐宋文明成就作些比较。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颠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当然,以上的比较并不完全,人们还可以在如传奇小说与话本,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较次要的方面有所轩轾,但只怕无碍于上述的总体评论。宋朝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宋代以后,文化方面不是没有新的进展,例如人们常称道的元曲,明清小说,李贽和明末清初思想,乾嘉学派等。但就世界范围说来,中华文明确是愈来愈趋于落伍了。 上述教科文的各方面,自然都有深入研究的馀地,一部分似更是古文学史研究者的专长。依个人之见,对宋学的研究,算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也需要牵动很广的知识面,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泛知识,从横的方面需要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广泛知识。宋代传世的思想史资料是如此丰富,大大超迈前朝,即使仅对朱熹的庞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摄影、立体透视的功夫,也就极其不易,然而即使下此功夫,没有上述纵横两方面的广泛知识,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恕我直言,某些思想史著作,虽然卷帙庞大,其貌惊人,但如果较为认真地对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实不过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时空的读书报告,对思想著作的时代背景缺乏一般的常识。写思想史必须断章取义,却又最忌讳在没有吃透原作精髓的前提下断章取义。研究思想史,不在于介绍各个思想家的思维要旨,而贵乎挖掘各个思想家较前人提供了什么新贡献,这是非常不易的,需要对史料作精心的爬梳。如今凭借古籍的数字化、信息化,爬梳工作可较为省力。依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若能从点的研究切入,如有的学者从研究王安石的易学、宋代的中庸学等着手,进而由点到面,逐步开拓,逐步深入,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切实的研究战术。 关于古代科学,需要特别强调者应是医学。有人认为,研究科学史,必须注重科学发展的连贯性,即后人不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添加成果,方才成其为科学史。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应有数学和医学两门。宋代数学有其成就,但对近代数学说不上有何影响。现代数学家无疑不需要了解中国的古算学,因为古算学太简单了,对现代数学没有参考价值。与古代数学不同,即使是现代中医,也必须研读古代医书。中华传统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深受古代哲学的影响,中华传统医学至今仍然造福于中华民族,并且对全人类健康必将做出愈来愈大的贡献。史学家大都不懂中医医理,而中医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医学史料,如能双方取长补短,密切合作,方有可能编纂出真正高质量的宋代医学史或中国古代医学史。中国古代科学史应以医学史作为最重要的研究领域。 应当指出,先秦的经学和诸子已偏重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而不重视自然哲学,缺乏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而宋学的发展又大大加强了此种倾向。正是从北宋开始,完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紧密结合,因而将教育的功能简单地、狭隘地与仕途相联系,这就孕育着此後中华文明转向落後的因素。近代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迈伊斯兰、印度和中华文明,其关键性的方面正是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充分地估价作为中华古文明鼎盛期的灿烂的宋代文明,但也应努力探索宋代文明的缺陷,探寻中华文明此後落伍的因素,这才是辩证唯物论。关于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问题,宋学的缺陷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研讨。唯其如此,研究历史,就不单纯是为古人算帐,也是为今人和後人开路。 七、风俗和妇女史:目前已有几部社会生活或风俗史,但社会风俗的涉及面广而琐碎,难以圈定何者算是风俗,何者又不算是风俗。一些学者与我合著的《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在再版时,是参考了若干前朝後代的社会生活史的论述,受到启发,才得以在内容上作一些补充。又如妇女史已逐渐成为一个史学新热门,粗略说来,似也可算是风俗史的一个分支,但至少一些妇女史的专家不会同意此说。即使就妇女史而论,欲为之规范一个理论体系,只怕也有相当难度。一位先生给我寄上她的宋代妇女史稿,请我提意见,就给我出了难题,因为我确实说不清楚,妇女史应当写些什么,这就是前述的理论体系问题。但依我个人的体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确是对研究风俗和妇女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不论是许多风俗,妇女的地位等问题,事实上都离不开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分野。风俗和妇女史是近年来方才兴起的领域,故深入的馀地应是较大的。 八、宗教史:我对宗教史缺乏了解和研究。看过一些宗教史,似乎偏重于教理的产生和演变,各教派的兴衰等,只怕是不够的。宗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无疑应是宗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宋代而言,祠庙和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大,而道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小,这是不争的史实。 就研究道教而论,一个特殊的重要问题,当然是如何分别解决《道藏》各个篇章的系年。《道藏》的各个篇章一般都没有标明是何朝何代的作品,如果不先解决各个篇章的系年问题,准确的教理和教派研究事实上就无从谈起。欲解决系年问题,无非是下细密的考证功夫。需要运用各种考证手段,例如参对《宋史·艺文志》等当时的目录书,研究各篇章中使用的避讳、名词等的时代性等。例如我个人在论述北宋末郭京的六甲神兵时,使用《道藏》的《上清六甲祈祷秘法》,考证了其中一个名词是对汉文“皮靴”的西夏文音译,故可以大致确定《上清六甲祈祷秘法》是北宋时的作品。 九、对外交流与国际关系史:对此我又是外行。但是,前辈名家,诸如张星烺、冯承钧、向达、邵循正等先生的治史道路,还是可以给我们以重要启示。他们一方面有相当深厚的国学和古史功底,另一方面又对外国有相当深厚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知识素养。其中外语能力更是基础,他们一般都掌握好几门。我清楚记得,在大学时代,向达先生特别带我们一些学中国古史的学生,去参观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尽管向先生当了所谓“右派”,但有了他的大面子,善本室主任赵万里先生亲自接待,为我们专门陈列了代表性的善本精品,现在的学子只怕再无此种福气了。我还是初次见到了印度的佛教梵文贝叶经,方才懂得,原来当时一些以唐僧取经为题材的国画,其中竟是马驮中国古代的线装书,就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向先生随手取了一片贝叶经,就对我们念起来,并且作解释。像我们这些尚未入门的学子,一时真是望之以为神。这件可以记忆的小事,也足以说明前辈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者,有何等的学力。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宋岘先生曾对我说,在他看来,《元史》列传中一些人名,肯定是阿拉伯人名的音译。另有一位对唐史已有相当造诣的女士,决定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在刻苦攻读阿拉伯语了。我真希望宋史界也有这样的青年学者,在依托古籍数字化、信息化的条件下,将来取得超迈前辈学者的成就。 研究对外交流与国际关系史,在明朝以前与明清时代应有所区别。大致在明清时代,随着近代欧洲文明的勃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逐渐联成了一体,而在此前并非如此。 最後,我还是愿意借此机会,强调一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胡如雷、漆侠、张泽咸等先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是真正下了苦功的。我自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功夫下得不深,但尚能懂得其ABC。应当说,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仅就治史而论,也受益非浅。我最近不厌其烦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希望至少引起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注意,不要聪明人做傻事。本文前面例举的一些问题,也说明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维和研究方法,对治史有何等的重要性。 (本文蒙叶坦先生提出补充意见,谨致谢忱,原载《文史知识》200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