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历来论者均未加否认。对于19世纪持“生源说”的那些历史学家来说,欧洲对于美国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向新大陆输送了文明的“基因”,由此而生长出来的美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并无质的差异。在特纳的笔下,欧洲的影响被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阻挡在外面,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孕育于西部边疆的开拓之中。这两种各执一端的观点,都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后来一些专门研究殖民地史的学者,把欧洲和北美的联系,归结为大英帝国内部的管理和控制体系所产生的功能。贝林之关注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关联”,其着眼点在于探究美国历史的源流。在贝林看来,欧洲对美国社会有着发生学的意义,但来自欧洲的一切,只有在北美的新环境实现转化之后,才成为美国历史进程的有机成分。所以,渊源和转化,是贝林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联系时所使用的两个关键性范畴。例如,以往学者在讨论美国政治的起源时,通常把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当作美国政治精神的内核。贝林并不否认洛克的重要性,但他看到,在英国政治传统中影响相对较小的“乡村派”思潮,对美国政治传统的塑造意义重大。但是,美国人并未成为英国思想的传声简,英国的政治观念传入北美,在各种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发生转化,广泛传播,形成制约人们的社会性行动的思想意识。美国的政治传统就形成于这一转化过程中。贝林对跨大西洋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形成的研究,所遵循的是同样的理路。但较之观念的传播和转化,这是一个远为复杂和微妙的过程。从欧洲涉洋而至的移民,身负其原来文化的因子,定居在北美的新环境中,为了适应和改造环境,将这些文化因子重新组合,从而使欧洲文化在北美实现转化,形成新的北美社会。他曾选取1773-1776年进入北美的近10000名移民作追踪研究,探讨他们迁徙前生活如何、何以移居北美、最后在何处落户、怎样在新世界转变生活方式、最后的结局如何,从而局部地再现了从移民到社会的转化过程。如果说j.g.a.波科克构筑了一个“大西洋文化体系”,(注:见其代表作《马基雅弗里时代:佛罗伦萨政治思想与大西洋共和传统》(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贝林则试图建构一个“大西洋社会运动体系”。这个体系的完善,将使得对美国社会历史源流的探掘,得到了极大的深化。 由于贝林长期侧重思想史的研究,所以他对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力量之间的关联,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在追寻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时,发现人的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历史运动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和扭结的关系。在他之前关于革命起因的种种解释,大多遵循单线因果联系的思路,将外在的和人们所无法驾驭的种种力量作为革命的原因。贝林所寻找的不是革命的原因,而是其起源的过程;他把视线转向人,转向事件的参与者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动机和想法、恐惧和希望中寻找革命的由来。他的这种思想,有一个隐性的逻辑作为支撑,那就是人是历史事件的主角,而人是依据自己的想法而行动的,也就是说,人的观念具有塑造行为的功能;但人的观念并非凭空而产生,它不仅在思想上有其来源,而且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一旦某种观念通过广泛传播而成为普遍共有的想法,那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想法,而演化为一种思想意识(ideology),支配集体性的行动,(注:关于这一点的阐发,可参见满云龙:“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思想史学”,《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87-188页。)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变动的历史进程反过来又带动观念的变化。他对美国革命的起源的解说,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的。从贝林的这一研究取向可见,对一切历史现象的解析,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对人的研究上面。这和马克·布洛赫的观点不谋而合,(注:参见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而布洛赫正是令贝林早年最为心折的史学家。(注:参见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威廉-玛丽季刊》第51卷第4期,第630页。)有人批评贝林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解释属于唯心论,理由是他忽视了社会性的根源。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思想的误读,因为他从未否认革命的社会根源。(注: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威廉-玛丽季刊》第51卷第4期,第647页。)如果真有所谓“误读”,贝林对与思想意识交互作用的社会条件未加深论,则是“误读”的诱因。 贝林史学在方法论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力图重建历史中人的思考和活动的具体时空结构,使研究者深入其中,为历史中的人设身处地,而不是以现在的观点改造过去的实际,从而致使过去的独特性丧失殆尽。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去,而过去不仅距我们遥远,而且存在不同,因此,历史学家应当用极大的想象力和丰富的知识,来使自己回到过去的经验当中去。(注:贝林:《论历史教学和写作》,第53页。)他指出,历史中的人活动于其中的“情境”(context)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当局者并不知晓事态的结局和后果,所以在评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时,如果从看到事态结果的今人的立场出发,就会导致曲解和误会。(注:参见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威廉-玛丽季刊》第51卷第4期,第648页;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第50页。)他把能否深入“过去事态的情境”(context of past circumst-ances),作为优秀史学家的第一条标准。(注: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第90页。)从这点上说,贝林倡导的是一种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分析方法。 关于美国革命的起因,历史论说纷纭。贝林感到,与其以现代人的观念替历史事件查找原因,不如直接考察当事人的想法和动机。革命时代的人们留下了大量反英的宣传品,解释和说明他们的理由,但被研究者看成一种诉诸情绪的宣传辞令而未加重视。贝林认为,“如果不停止(对革命者的言论的)怀疑和仔细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的说法,我们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注:贝林:《美国政治的起源》,第11页。)他通过对这些宣传品的作者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私人文献与这些宣传品的相互印证,看到这些宣传品的确反映了其作者、而且也体现了其读者的真实的见解、想法、担忧、恐惧和希望,因而是了解革命参与者的内在动机和观念依据的有用资料。他从这些资料中看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十分敏感,对于反自由“阴谋”的恐惧,在革命运动中居于核心地位。通过对革命者心理的分析,贝林就进入了18世纪北美居民精神状态的一个角落。他同时也看到,革命前夕人们对英国和殖民地政治的观照,由于受到其既定的逻辑的制约,并不合乎实际情况。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反对自由的阴谋,英国在七年战争后调整对殖民地的政策,目的不过是实现帝国的管理系统的合理化而已。(注:参见约翰·加勒迪:《诠释美国历史:与历史学家对话》(johngarraty,interpreting american history: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ians),麦克米兰公司,1970年版,第一部分第74页。)但即便是错误的思想意识,也同样影响历史的进程。 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在构筑他们的“反叛的逻辑”时,使用了“宪法”、“权力”、“自由”、“代表权”、“腐败”、“阴谋”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在当时人的理解中,具有和今天不同的含义,如果依照今人的理解来看待这些概念,就会曲解当时人的想法。这里就涉及历史语义学和语境分析法的问题。以往的许多历史争论,实际上都是因为概念分歧或者脱离具体语境讨论问题的结果。贝林深知这种研究立场的弊端,所以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首先明确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所赋予这些语汇的含义,然后再考察他们是在何种社会情境(context)中使用这些语汇的。例如,贝林经过分析看到,在1763年后的“宪法争论”中,英国一方所说的代表权和北美一方所说的代表权,有着很大不同:英国人强调的是整体代表权,北美虽无代表参加议会,而他们的利益在议会也得到了反映;但北美居民所坚持的是地方代表权,北美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所以,英国议会对北美征税,就是违背了北美居民意志。出于这种不同理解,双方各执一词,致使冲突愈演愈烈。(注:参见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第163-174页。) 如果说《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讨论的是革命者的态度和动机,那么,《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所探索的,则是反对革命的保守派的内心历程。在这本书中,贝林那种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分析方法,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认为,美国革命的失败者并非英国,因为英国本土未遭侵略,人民的生活几乎未受影响,此后英国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真正的失败者是那些在殖民地支持英国的“效忠派”,托马斯·哈钦森是一个代表。贝林在书的前言中提出,他所尝试的方法论的特点是,重平衡甚于重论辩,重情境甚于重后果,重过去的意义甚于重当前的作用。(注:参见伯纳德·贝林:《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坎布里奇,1974年版,前言第7页。)这也可以说是对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分析法的理论概括。所谓重平衡,就是强调只有同时研究革命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才能真正理解美国革命;重情境,就是要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情势;重当时的意义,就是要将历史上的人和事置于当时的环境中考察,发掘其在当时的意义。这充分体现了贝林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诚然,贝林迄今尚未写出如《美国文明的兴起》或《美国人》那样体大思精的综合历史来,他也没有提出一种足以重塑美国历史解释的理论架构,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早期史领域。当今美国史学处于一个大师阙如的时代,不仅找不出汤因比、布罗代尔那种创立庞大史学体系的巨匠,连20世纪初特纳、比尔德那样影响过整个美国历史解释框架的人物,也踪影杳然。在一种群雄并起、流派林立、新说迭出的史学格局中,像贝林那样始终独树一帜,已属十分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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