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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富人总是为穷人所怨恨，（而）外来的富人则更是遭到加倍的怨恨”（查姆？伯曼特：《犹太人》）。无论是在西方的犹太人，还是中国的徽州贾客，他们的境遇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徽州人或许并不比历史上出现过的商人更加刻薄或吝啬。从总体上看，他们“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是一个素质较高的地缘性商人群体。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当时，儒家的道德规范已深深地影响着徽商的实际行动--文化水准较高的徽商直接从宋明理学中汲取道德的启示，而一般粗通文墨的商人则依赖通俗化的儒家伦理。（《士与中国文化》）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童叟无欺是“天理”，短斤缺两是“人欲”，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买卖上的绝对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亦即所谓的“良贾”，也就称得上是“服贾而仁义存焉”，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出“良贾何负于闳儒”的呐喊。这恰好印证了王阳明所孜孜提倡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的主张。这样，在“道”的面前，士农工商也就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并没有高下之分。不知这是否就是“商”字形图案所折射出的文化底蕴？ 与这种图案相映成趣的，则是一幅相当惹人注目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很让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描述。《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讲两个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扬州河下（徽商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 当下走进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著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著斑竹帘。……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目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儒林外史》中这家徽商的室内布局，令人顿生似曾相识之感。而西递的这幅对联，则更为直观地揭示出徽州独特的乡土习俗。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 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太函集》卷五二） 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可能相当普遍。对此，何炳棣先生称之为“the policy of fami1y division of labor”（《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卷十七，一九五四年），而西递的“桃李园”就是这种分工的一种体现。桃李园建于清咸丰年间，宅院由一贾一儒两兄弟构思、营造而成，分为前、中、后三进，背向序列三间，前进是两兄弟共用的空间，二进为做生意的住居，三进则系儒者所居。跨进居室，那屋梁上的斗拱、雀替、驼峰，楼层的栏板、柱棋、莲花门，天井四周上方的檐条，石墙旁的屏门隔扇，以及窗扇下方的花台、栏杆等处，目之所见，处处都是雕镂精细的木、砖、石三雕。二厢房用屏门组成，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漏窗上的图案，称为“冰梅图”--相当多的半爿梅花落在一方方冰裂纹上，除了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冰梅图”，在徽商住宅中所见极多，处处烘托出“贾而好儒”的气氛。 在徽州，“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是个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法。在明清两代，徽州人在科举上的建树令人刮目相看。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六四七年到一八二六年，徽州府产生了五百一十九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同时的一百八十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九十四名，其中，有十四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五十九名，有五名是徽州人。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的科举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在现存的明清民居中，有不少就是科第阀阅的旧家宅院。 “大夫第”是清初的官宦故居。在临村街墙上，悬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珑的亭阁式建筑。这座悬阁危楼，上书“山市”楼额，原本是主人怡情养性、凭栏观景用的。据当地村民告知，每当春天，遍野的映山红煞是好看，于此远眺，真有“山花若市”之感。可惜的是，就在数月前，不知是谁心血来潮，将之改建成“抛彩球，选佳婿”的“古绣楼”。据说，这是为了开展“民俗旅游”。古为今用，原本亦无可厚非，只是先前古朴典雅的亭阁，竟被漆成腥红色，在粉墙黛瓦的西递古巷道间，多少显得有点不协调，仿佛小镇美人的招摇，颇令人联想起方鸿渐所痛恨的那种“落伍的时髦”。 在历史上，徽州各地有的是望夫楼，有的是女祠，却绝不会有临街的绣楼。在明清时期，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从此，萍飘蓬转，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绩溪人胡适先生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据说，曾经有一对夫妇结婚才三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妇人以刺绣为生，每岁积余羡易一珠以记岁月，称为“记岁珠”。后来丈夫还乡，妇人已经死了三年。启视其箧，积珠已二十余颗。（俞樾：《右仙台馆笔记》）年届青春的少妇，丈夫长年外出，“茫茫长夜何由彻？”寂寞的徽州妇女，每当夜幕降临，面对着空荡荡的深宅大院，有的将一把铜钱抛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个捡起来；再把它们撒开，再一个个拾起，如此往复，直到精疲力竭，直到东方泛出鱼肚白，直到青春少妇熬白了头。迄至今日，在昔称“程朱阙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着许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其实，徽州的妇女何曾都是用牺牲热情眷恋名教，以贞节来装饰男人的体面？钱钟书先生曾引用清人施闰章《愚山诗集》卷二《枣枣曲》自序，“谓海阳有‘香枣’，盖取二枣剥叠成，中屑茴香，以蜜渍之，询其始，则商人妇所为寄其夫者，‘义取早早回乡’云。……海阳妇以枣与茴香谐音，望夫早归。”（《管锥编》第五册，页15）“海阳”也就是现在的徽州休宁，“留守女士”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寄托着绵绵的情意和不尽的相思。 数年前的一个清明时分，我曾奔波在由歙县到深渡的公路上--这在历史上曾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一条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图引》中被列为‘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当年，不知有多少”芒鞋跣足“的徽州人从这里走向前途莫测的商场。数百年后的我，虽然已无从体验他们彼时的心境。但在那个落雨纷纷的季节里，眼见着低山丘陵间参差隆起的坟冢，看着公路两旁小树上五颜六色的”挂钱“（徽州扫墓时的那种习俗），以及偶而掠过窗外的一、二只乌鸦，我也分明体味到作为异乡人的那种落寞和孤单！据说，徽州人所做的买卖相当之多（当时有”无徽不商“的说法），但有两样东西是最为忌讳的--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是”回乡“，”萝卜“则意味着”落泊“。所以直到今天，徽州地区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当然，或许是有太多太多的徽州商人在异乡卖起了萝卜干，所以除了牌坊外，徽州人还设计出独特的女祠，将守节的妇女牌位供奉其中。也就在那个清明时分，我曾到过歙县棠樾的清懿堂（亦即女祠）。当时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整修，但见三进五开间的女祠坐南朝北，硬山式的外观裸露着一整面灰白色的山墙，在阴郁的天空下，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严严实实，见不到一扇小窗。走进祠堂，迎面扑来的是丝丝缕缕的蜘蛛网。祠堂虽然空旷而残破，但内心的震撼却异常强烈--在对女人贞节的表彰中，我读到了男人的一种恐惧！时至今日，或许是为了招徕旅游者，不少人都忙着修复维纳斯的断臂，甚者为之披上现代派的广告衫。于是乎，原本很有沧桑感的历史建筑上，却嵌入了几根崭新的木料。说真的，故地重游，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毕竟让人联想起并不高明的古董赝品。 说到古董赝品，在西递的巷陌民居门前，处处是古董摊子。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些徽州的契约、文书。五六十年代，在皖南山区发现了大批的契约、文书，其数量空前。现存于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十多万件（册）徽州文书，成了研究宋至民国（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珍贵历史文物。特别是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对徽州文化的研究，迅速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徽州学“（或称”徽学“）可望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契约文书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国外有的汉学研究者甚至断言，这些徽州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和经济的关键“。故此，原本一钱不值的契约、文书洛阳纸贵、行情看涨。与此同时，随着沿海城市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古董鉴赏之风悄然蔓延。精明的古董商人也就无孔不入，即便是西递这样的僻野乡村，也不止一次地被他们光顾过。于是乎，粉墙黛瓦下站立的古董摊主（西递村民），在他们纯朴的眼神底色上，分明增添了一丝精明和狡黠。粗略一翻，摊上的契约、文书数量着实不少。最早的似乎是清道光年间，最晚的则到民国。通常是将一张标着道光年号的租佃文书与民国时期铅印的契约粘在一起，中间加盖一枚看上去不算太旧的大印。其真赝也只有天知道了！ 或许是历史的一种循环吧，数百年前，当徽州人因经商而囊丰箧盈之余，他们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价值。拥赀钜万的徽州人凭藉巨额的资产，大量收购金石、古玩和字画。最初，那只是对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种盲目模仿。他们认为：“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吴其贞：《书画论》）因此，不惜重价，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这种举动，曾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嘲笑。例如，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两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有人就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毛厕（沈德符：《飞凫语略》）。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新安商人不过是些附庸风雅的暴富财佬。当时，不少穷困潦倒的文人都挖空心思地骗取商人的钱财。明清两代，在苏州一带就出现了大批以制造假古董谋生的无行文人。据钱泳描述，书画、法帖的赝品当时称为“充头货”。作伪的方法很多，例如，买得翻板法帖一部，将每卷头尾两张重刻年月，用新纸染色拓之，加盖收藏名家的图章，以充作宋刻，再用旧锦作装潢，外面套上檀木匣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冒充真宋拓了。故此，当我看到上述的契约文书时，就不由地想起了《履园丛话》中的这段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