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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马克斯·韦伯曾断言：“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特定的观点而述”[1] 。考克斯进一步解释说：“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2] 。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 自从摩根索奠定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大厦根基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为美国所掌握，国际关系理论被说成是只有八十余年历史的年轻学科。在此既定前提假设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美国的学问，学界对此早有觉察。早在1977年，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斯坦利·霍夫曼便直言“国际关系学是一种美国式社会科学”，“正是在美国，国际关系才变成一门学科”[3] 。霍夫曼的文章提到，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的发展是源于三个因素的汇合：智力禀性（intellectual predispositions）、政治环境（political circumstances）和制度性机会（institutional opportunities）。不过，这既有炫耀美国优越性之嫌，在认识论上也有溯因法的缺憾（倒过来解释存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只是美国国际关系学产生的充分条件而非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必要条件，即他未能说明这些因素是否为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化所必需的条件。 我国学者也曾深入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重心现象，指出美国学者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主体，是他们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各学派，而美国刊物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甚至垄断性刊物，还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历史渊源与制度原因[4] 。但这些论述忽视了美国更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客体这一事实，亦即美国本身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问题大多是由美国给出或围绕美国的国际行为带给世界的影响而引发的，如新帝国、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秩序等。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以至于“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问题都要从美国引进”[5] ，更不用说如何研究了；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又被批判理论指责为“问题导向研究”（question-oriented studies）或“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6] 。最近的典型说法是将国际矛盾简单归结为“美国力量的悖论”（约瑟夫·奈）[7] 。 学者们的论述从不同角度涉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社会结构、国家属性等的关系，但对其作用机理则语焉不详。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式理论，其产生的原动力与美国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而其建构形态和所蕴涵观念则与美国的民族经历、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等大有关联。前者是必要条件--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要呈现出来，必须具备像美国一样的国际条件，即实现国家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而后者则是充分条件。如何从理论自身演绎律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所体现的美国国家性问题，又如何从这一个案出发，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本土化问题，乃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尽管国际关系理论有真理性的一面，学者们主观上也大多本着追求真理的良好愿望进行科学探索，但是客观上仍难以超越美国利益、美国观念的制约，逃脱经世致用的诱惑。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亟需打破其纯“科学”的神话，撩开“价值中立”的面纱，还它以身为国家学说而非仅仅学者之学说的真面目，探讨理论的“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内涵。这是对社会科学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体现[8] 。 二 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一种分析框架社会科学理论通常由其思维载体--人、思维对象--物、思维环境--景三部分组成；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思维载体指理论的提出者。提出者的科学学识对理论本质具有深刻影响，但是影响更大的却是提出者本人的个性，包括其思维习惯、思维方式等。而且，理论还流露出提出者对国际关系的某种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国际关系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假说”（hypothesis）、“言论”（argument）或“视角”（perspective）、“方法”（approach）。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包容性和学科交叉性还往往受科学发展大气候的影响，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科学哲学思想的影响，并且往往拾历史社会学、行为主义革命之牙慧，缺乏本学科独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在20世纪的勃兴也是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充分发展密不可分的。社会科学家的观点是由历史背景塑造出来的，所以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理论提出者其思维范式各有特点。 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对象包罗万千，包括各个国家，各种国际关系。但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国际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对象首推美国，这就产生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问题，即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无不思美国之所想，忧美国之所虑--不只是由于美国强大，故有可能进行理论创造；而且因为美国领先，美国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意志与世界矛盾，如全球化、全球问题等。 思维环境尤其体现在时代性。典型的说法是，之所以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由于中国不够强大的缘故，只有到了“中国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可的地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才会产生”[9] 。可是远的不说，近代的大英帝国也曾为当时世界首强，为什么没有提出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10] ？这说明，除国家性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还与时代性有关。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美国）性有一定的偶然性，即美国恰巧执全球化之牛耳，在20世纪实现了美国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历次论战，既受学科发展的推动，更有时代发展的大背景；而时代矛盾又经常以美国霸权兴衰的方式演绎。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大厦于二战结束后不久的建立，是美国作为世界性大国权力接近巅峰时期的学理表达，其以gnp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物质力量约占世界的一半[11] 。进入冷战时期，遏制、威慑、理性选择理论及行为主义大行其道，除了周边学科发展的渗透外，很大程度是服务于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时代需要。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滞胀，使美国在物质世界的优势地位迅速下滑，而国际机制作用日益增强，新自由主义即是准确地抓住这一时代矛盾，为打造美国机制霸权服务；新现实主义也以强调国际社会的结构因素而超越了经典现实主义。及至冷战终结前后，随着敌对力量的削弱，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抓住历史性时机大力塑造整个西方和人类文明的身份与认同，进一步确立其“话语霸权”地位。于是强调主观世界的建构主义迅速崛起，自由主义欢呼雀跃而精彩纷呈，美国式的“天定命运观”转化为“历史的终结”等学说，“美国例外论”则以“文明冲突论”等折射其悲观性内涵。近年来，为应对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对称性威胁和以中国崛起为主要表征的传统威胁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以赢得他国人心为宗旨的公共外交理论重新披挂上阵，自由主义发展成为“整合论”，主张基于能力而非意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迅速抬头迎合了美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 国际关系理论演绎的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有相互交叉的一面，但可分别从认识发生学、元理论、宏理论等角度加以论述。本文集中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是评判国际关系理论三步曲“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的首篇。 三 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性的表现以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过于集中在学派·论战·理论层面[12] ，即过分强调其差异性，而忽视了其同一性；而国家性或曰美国性，即是其同一性的最重要表现。正如伊多·奥伦（ido oren）在其新著《美国和美国的敌人》一书中指出的，“美国的政治学（当然包括国际政治学--作者注）非但不是一个固定的‘主义’，而是经常改头换面，不但不僵硬和一以贯之，而是随着争论和分歧摇摆。但是，在反反复复的变幻中暗藏着一个永恒的潜流：美国。”[13] 国家性不单单指社会制度等国家属性，而特别指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情结、国家使命与国家关怀。国际关系理论可定义为国际关系的思维范式，这样，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美国性）的表现，也是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建构出来？下文主要以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呈现出的总体印象论述之。 在以前的文章中[14] ，笔者曾提出国际关系的“二律背反”现象，对应三种矛盾律：状态律--无序与有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由此具有时间－空间－自身三维度，分别对应理论的解释、描述、预测/规范功能，并呈现出理论的三种层次：理论形态、理论结构与理论观念。这是与人类认知一般规律--思维起点、思维过程、思维结果--相吻合的。以下按照这一思路阐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