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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维度一、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性：源自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中心”现象，更表现于客观实践。马克思之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萨义德等人深入揭示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美国和美国的敌人》对政治与政治学关系的分析入木三分--“美国的政治学是服务于美国的政权而非民主政治本身”[29] 。 马丁·怀特在“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强调，国际领域不同于国内领域，国内是线性发展和进化的场所，而国际领域却全无这些特征，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现象。因此从国际上看，只有外交学，而无国际关系理论。他进而指出“国际理论与外交实践的张力可以追溯到国际理论实质本身”[30] 。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般性地阐释各国的外交政策，而是特别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从大国兴衰论、软权力理论、文明冲突论、大战过时论、民主和平论、单极稳定论……无一不是忧美国所忧、思美国所思，为美国辩护，为其国际行为与战略找“说法”。正如曾在杜鲁门－艾奇逊政府参与制订美国外交政策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摩根索指出的，“建立一种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使已经确立的政策得到合理的支持，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一种在知识方面的再次确认”[31] 。赫德利·布尔举现实主义的例子解释说，“在美国的国际关系讨论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时期，现实主义理论好像提供了锐利的批判武器；而当美国为自己的行动寻求指南时，它又为美国提供了方向；对急需治国方略的美国读者而言，现实主义理论好像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欧洲外交智慧的宝库；在大学校园里，现实主义更有说服力，因为它经常是用略带德国口音的语言加以阐述的”[32] 。 总之，美国内政与外交的高度融合、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辅相成，使国际关系理论既服务于、从属于又推动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 空间维度二、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家性格人们经常说，美国是一多元化社会，没有什么国家性或国家性淡薄。“事实上，美国社会是通过同化消化差异，它一直为此感到自豪”[33] 。同化的过程就是美国化，结果就是塑造了美国的“国家性格”，即美国独有的历史、地理环境所塑造的民族心理。美国的国家性格也在其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充分体现。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对世界看法的学理抽象，而美国对世界的看法除了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观之外，还有以下特征：一、美国人习惯按照看国内政治的视角看待国际政治，其国际关系理论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就深深打下了美国国内政治的烙印[34] 。美国国内政治中有一种超越无政府状态的信念，故而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学派精彩纷呈，而现实主义鞭笞之。二、由童年经历塑造的孤立主义对美国而言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而美国走向世界后又形成浓重的普世主义情结并在基督新教信仰中找到支点，这一点影响到了它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倡导美国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建议美国在亚太地区收缩驻军，恢复本地区的平衡机制，既受英国经验的鼓舞，更是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冲动在作祟。而普世主义在跨国主义、国际制度学派等自由主义思想中标记鲜明。三、美国一方面继承了不少欧洲（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的经验与智慧，另一方面又要有别于“老欧洲”，塑造全新的国家形象。比如美国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传统，美国人是“帝国梦的不热情的做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语），但又不断有国际关系理论为推行“新帝国”路线与“新美国世纪计划”造势。和孤立主义一样，这与美国例外论也有关联。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流派的论战是又一明显例证。前者更多是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尤其是德国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带有较强的悲观色彩，而后者更能反映美国国民的乐观心态与使命感，带有浓重的美国经验。 此外，更广泛的美国社会性质与社会精神也塑造着国际关系的理论模式。美国是开放的社会，具有两面靠洋的独特地理位置，所以“拒绝接受势力范围的传统，不能容忍社会革命，不肯尊重与我们根本不同的文化模式，这已成为美国的价目标签”[35] 。遏制理论、霸权理论（反对地区霸权，而自己称霸世界）等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美国的社会多元化与创新精神，反对革命和崇尚改良的传统和美国的民族主义，也解释了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不断论战而无革命的特点。当然，美国的国家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美国的威胁观、美国对自身地位与世界挑战看法的变化，美国的国家性格也在异化，进而导致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异化。 （三）自身维度特指思维的意志层面，其涵义是每一种国际关系现象都有其自身的演绎律，比如战争，从作为经济矛盾的延续、作为政治手段的继续到文化层面的矛盾反映（“文明冲突论”所揭示的），一直到人们认为战争在过时（“大战过时论”所揭示的），战争规律在不断变化，体现出作为一种“生命力”的含义来[36] 。又比如“克隆人”虽然受到各国法律制约（空间维度）和人类伦理道德的束缚（时间维度），但科学研究自身规律及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与好奇心（自身维度）终究要冲破前两者的樊篱，迟早要克隆出真正的人来。在国家性方面，自身维度特指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 自身维度：国家性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表现 ·本体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无政府状态情结 布赞和利特尔在两人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重塑国际关系学》一书中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五大弱点：当前主义（presentism）、非历史主义（ ahistoricism）、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无政府主义（ anarchophilia）、国家中心主义（ state-centrism）。其中，无政府主义总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考察国际体系，忽视了历史上曾长期和广泛存在的等级状态[37] 。 亚当·沃森进一步指出，过去5000年的国际史大多数时期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在无政府状态（anarchy）、帝国（empire）为两端所组成的范围内摇摆，霸权（hegemony）、藩属（suzerainty）、支配（dominion）介于其间。而且，他认为，无政府状态与帝国是极端条件，其天然的不稳定性倾向于驱使规则向范围的中间部分摆动。我们不容易挣脱这一无政府主义的桎梏，因为我们的预设前提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38] 。英国学者的论述，是对以无政府状态为本体论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批驳。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演绎史、各学派的论战，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无政府状态”的同化、异化与原教旨化[39] 。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死抱无政府状态本体论不放，或者只是在物质层面向主观层面过渡来理解国际社会的存在本体，很少去，不愿去或认为不必去关心美国之外国家的内政问题，致使没有哪个国际关系理论能准确预测或解释苏联的突然崩溃。这体现出美国式理论的偏执。 认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西方）思维方式的记录或反映国际关系理论逻辑处处折射出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与古罗马的法的精神，而尤其洋溢着西方中心论与种族优越感[40]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研究从客观物质世界向主观观念世界的转变，西方中心论与种族优越感体现得越来越浓，也越来越隐蔽了[41] 。 伊多·奥伦指出，“现在的国际关系学者经常设想自己是百年甚至千年前某‘传统’的一部分。现实主义经常举出诸如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与霍布斯作为它们‘传统’的主要思想家。而就更‘自由’或乐观主义的方面来说，有格劳修斯、洛克、康德、科布登（但就他所知，没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他还特别指出，所谓的传统是“一个建构的传统”，或只是一个“神话”[42] 。的确，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传统，为什么没有东方的？布鲁斯·麦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在国际研究协会（isa）2000年年会的主席致辞中追溯国际关系理论史时提到的东方先哲只有印度的寇蒂利亚（kautilya）和中国的孙子[43] 。其实孙子对中国文化和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更多的是策略层面，思想层面远不及孔子或韩非子。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有选择地“神话”了西方传统，尤其是欧洲思想家修昔底德与康德哲学传统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并分别被美国的汉密尔顿与杰弗逊所继承，发展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派，以现实主义铸其骨骼，以自由主义成其血液。其中基本上没有东方思想传统的影响。所谓“文明冲突论”或“民主和平论”仍是古希腊/罗马之蛮族、另类观念的现代延伸，同时又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进化论的思想还塑造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核心概念之一-“权力”的达尔文式定义[44] 。 国际关系理论的盎格鲁－撒克逊思维[45] 是带有西方传统的美国思维方式的更集中的体现。当然，这种思维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有其普适性。比如，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某种类似于“求同存异”的意境：现实主义本质上求同，各国行为的逻辑相同，故而大国政治是一种悲剧式的循环；自由主义存异，但最终求大同；建构主义以异求同，试图通过社会建构实现敌人－对手－朋友三种角色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