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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维度特指思维的纵向演绎，其涵义包括历史主义的实证分析，解释国际关系演绎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着眼于探讨国际社会的有序－无序矛盾，国家性方面尤其体现于国际关系理论形态的思维原点与终极关怀。 时间维度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原点：美国经历与美国威胁观 美国经历，尤其是其“西进运动”历史，带来美国式的进取心与乐观思维。欧洲只有大国纵横捭阖的国际关系史，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e·h·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阐释了现实主义理念却没有发展成为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很好的例证）。个中原因，据从欧洲移民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奠基者摩根索分析，根植于近代欧洲盛行的哲学观点--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为止，国家间关系被认为是人类能力不能改变的自然规律，是历史事实和自然状态，是人的本性使然[15] 。只有在去掉了历史与陈旧观念的羁绊而勇于进取的美国，由于世界性大国客观实践的需要，才诞生了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斯坦利·霍夫曼评述道，“摩根索是自取灭亡的欧洲中的一个难民，他带着传教士般的动力，向新的世界强国讲授所有直到那时它仍然可以忽视却不再能够拒绝的教训”[16] 。 美国作为一年轻的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的勃兴又恰逢美国的世界地位蒸蒸日上，成为超级大国之际。这一点深刻影响到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形态与理念，如轻历史，轻社会，不拘泥于过程而注重结果，现代性、实用主义味道较浓，兼之美国的反共、清教传统，而与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区别。后者重视对国际关系的秩序、伦理、平等问题的探讨，倾向于从公共领域（国际社会）与后现代视角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注重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而美国更多在其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哲学理念分歧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差异的写照。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对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如何匹配自由主义而排斥现实主义作了精彩的论述：“美国人基本上是乐观主义者。无论是国家抑或国际层面的进步，他们都视为既可遇亦可求。正如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很久以前所言，美国人相信‘人被赋予一种不确定的改善本能’。相比而言，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观点是悲观的，它把世界描绘为充满安全竞争和战争的场所，认为‘不论采取何种措施，都难以逃避邪恶的权力’。这种悲观主义与美国强有力的信念相矛盾。美国人的信念是，假以时日和努力，理智的个人可以联合起来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抱有更大的希望，美国人认为它比现实主义所刻画的恐怖幽灵更具吸引力”[17] 。不过由于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对内说的是自由主义那套（为了与以自由主义为本质的政治文化相吻合），对外按现实主义原则行事（因为外部世界是无政府状态的），因而我们感觉到的情形是现实主义在学界和政府都大行其道。 美国经历还影响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逻辑。例如，基于英国的经验，考虑到美国两面靠洋的独特地理位置，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极力提倡美国应扮演“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又基于美国的经验，认为崛起后的中国定会提出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这一思维的本质是，美国代表了世界的未来，美国经验可推广全球，美国的过去、现在就是其他国家的未来。沃尔弗斯的“单极稳定论”也是基于美国扩张至两面靠洋、南北皆为弱邻这一安全环境得出的结论[18] 。所谓“单极”不是一般的霸权国家，而特指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全球化时代美国全方位的权力优势；如果是中国成为世界的单极，恐怕沃尔弗斯不见得认定是稳定的，因而其理论是变个花样为美国霸权合理性辩护。非现实主义也是这样。美国在历史上成功推行大国达成“华盛顿共识”，便深刻鼓舞了后来的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主张。 伊多·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是美国的生存意志，是美国面对主要敌手塑造自我认同的学说。国际关系理论也具有这种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性”。建构主义提出“朋友－敌人”的转化，勿庸赘言，即便现实主义也仍然是美国威胁观的不自觉流露。海权论之父--马汉不遗余力地鼓吹英国同美国合作，“既出于政治传统，又出于同一血统，只有我们才是亲戚，别的都是外人”[19] 。而英国只是在实现其霸权向美国转移（因而不成为美国的威胁）后才成为美国的天然盟友的。作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平论”其实也是美国威胁观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反映：“自独立革命以来，美国一直在谋求向世界输出自由民主的革命理念。它们认为，如果被采取与本国不同体制的敌对国家包围，那么美国的生存就将受到威胁”[20] 。 随着美国从独立国家、地区大国到世界大国的角色转变，其威胁观也越来越从生存层面上升到对美国力量与地位的担忧和世界矛盾的一般看法，外交政策也从孤立主义演变到门户开放、势力均衡乃至软、硬霸权。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日益脱离北美经验与欧洲传统，常常以反映世界矛盾与全球意志的面目出现，呈现出进攻性与隐蔽性的特征来。美国的威胁观还影响到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形态和进程：美国面临的威胁越强大越迫切，外交理论与实践就越优先于并影响到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如冷战时期的威慑理论、遏制政策）；反之，国际关系理论将获得优先发展，而且学理性强于操作性。这种现象，解释了“9·11”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滞后和“先发制人”战略的风光；这些观念反过来也影响到国际关系理论形态。此外，美国在面临主要威胁时，现实主义理论就更有市场；而现实主义的重新崛起也常常提醒美国未来敌人的存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所警示的“中国威胁论”，即是明证。 时间维度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终极关怀：美国霸权与天定命运观 我们常说，国际关系学是门年轻的学科，自诞生至今才八十余年的历史。其实，国际关系理论早就存在，尽管不太系统，只是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霸权后才宣告“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基于这种定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一开始就带有挥之不去的美国情结。实际上，“美国化”（americanization）[21] 只是国际关系理论进化的一个阶段性产物，有其偶然性。国际关系理论诞生后，去掉历史演绎的偶然性，把它说成是必然的、科学的选择，不是很常见吗？对此，2001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国际关系：仍然是一美国社会科学吗？》指出，“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轨迹并不能代表作为一门独特的美国社会科学能遵循的唯一方向”[22] 。 毫不夸张地说，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象征，成为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而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美国的种种国际关系理论，无不体现美国霸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诉求[23] 。 笔者曾提出“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革命”这一命题[24] ，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有论战而鲜有革命，是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保守性使然，也体现了对美国霸权合理性的追求。其实，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向善的力量”与反革命的传统；“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人对社会革命是极其反感的”[25] 。美国人欣赏的革命是独立与自由的斗争，这个它已经完成，其余的革命一概反对，然后就是将美国经验推广全球。“霸权稳定论”、“单极稳定论”就是这一观念的极好表白。 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始终追求对西方文明的合法继承--尤其是古希腊理性传统与古罗马法的精神。美国不时有学者动辄就称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继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代表西方正统，其所谓“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即是这一心态的集中体现；其“民主”尽管以西方为幌子，实则是美式民主。“软权力”理论则更隐蔽地为打造美国霸权合法性服务。 美国的霸权诉求在多大程度上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相吻合？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人类文明的合理代表自居，目的是获得美国霸权的合目的性。正如“国际制度和平论”所表现的那样。面对美国霸权在新形势下的困惑，公共外交理论开始受宠，也是因为它旨在解决美国霸权的合目的性问题，其最终目标仍是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信息时代下一次大的革命应该发生在外交领域”[26] 。公共外交的勃兴正是这一革命的产物，是信息时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外交实践。1999年由美国主管防御、控制、通信和情报的助理国务卿办公室（oasd/c3i）发起并由兰德公司国防研究院承担研究的一份报告，提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建立“心灵政治”（noopolitik）新范式的必要，明确提醒美国应从单纯提防“电子珍珠港事件”（electronic pearl harbor）转为追求信息时代由美国激发的“天定命运论”，以从中受益，并提出“正义出力量”（right makes for might）的口号[27] 。公共外交、心灵政治继承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终极关怀，即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公共外交理论突出表现为确保美国扮演信息时代“仁慈霸主”（benevolent hegemon）的角色，并证明这一角色的合法性与正确性。它是信息时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使命，也流露出美国传统的危机意识。心灵政治则折射了美国--作为既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主导信息时代下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承担责任所面临的挑战。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实现美国“信息帝国主义”的宏伟目标。同时，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还是美国优越感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又一明显体现：美国不改变自身的霸权行为而试图改变他国人民对美国的观念或印象，让世界接受美国而很少考虑美国怎么接受世界，其潜台词是美国总是正确，世界需要接受美国的国家形象[28] 。 （二）空间维度特指思维的横向演绎，其涵义是指从权力的自由度、国际格局、国际力量结构与国际秩序等出发来描述国际力量的分与合，着眼于全球化的矛盾，侧重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规范分析，国家性方面尤其体现于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的现实诉求与国家性格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