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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美国范式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通常沿着“问题－文献综述－分析框架－假设－理论分析与历史验证－个案分析－政策启示”展开。这一思路较能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其实这种程式化研究隐含着陷阱。2002年夏，笔者在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po.）访问期间拜会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裴天士（thierry pairault）教授。他对此批评道--先概述研究主题，然后回顾此主题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从而确立自己的分析框架，推翻、补充或验证某一观点或理论，思维容易为该主题已有研究成果所潜藏的观念和理论范式束缚，不自觉会取舍事实；实际上应该从问题本身入手，看看这一问题在世界上的联系及与之相关的种种矛盾，尝试去理清、解决这些矛盾，再看看已有理论成果对解决这些矛盾的贡献，借助或批判已有理论，进而创新理论，最终是为解决问题。这说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返璞归真！如果按照美国人设计的方法论推进，往往落入其套路。世界各地移民美国的学者或希望在美国主流刊物发表论文的，都按照美国的这种思路分析，最终被纳入美国的学术轨道。这就应了斯蒂夫·史密斯教授的话--美国人的“统治”主要还不在于人数、刊物、资金或影响面等“量”的指标上，它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研究范式的支配性”（paradigm dominance）上面[46] 。 从“道”的层面分析，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先提出美国关心的问题或以国际矛盾表现的美国问题，问题的提法往往带有浓重的美国味，如独裁国家为什么好战呀等，是典型美国观念的流露，思维起点基本就规范了其思维结果，因而国际关系理论者也是概念制造者（image-makers）。接着，概述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也是美国的），提出既有研究之不足。随后展开论证――基本上是对某问题不同侧面的强调或对历史的不同解读（历史也主要是欧洲史或美国史[47] ）：先是从美英经验形成，然后又用它来验证、修剪其他国家的历史。斯蒂夫·史密斯对此批评道，“主流美国国际关系学以如此狭隘的方式界定研究国际关系的相应方法以至于限制了对其他文化与理性观点的理解。……国际关系学科从来不能逃避规范分析；研究与教学内容不可避免地要规范化；主张分离现实与价值的实证方法是无法持久的；美国对国际关系的研究通过采纳对利益与身份关系的一基本的理性选择解释，包含着不能理解其他文化与身份的危险性，因而变成为越来越美国化的学科，这种势头远未消失而去考虑世界其他地区”[48] 。 从“器”的层面看，一个较明显的现象是，与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相比，美国人更重视“精密科学”的作用。故而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中对行为主义始终推崇备至[49] 。 价值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理念：美国例外论与美国使命感、普世主义的完美结合笔者曾著文揭示即便最不强调国家属性的美国式现实主义在实践中仍难以超越“美国例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情结[50]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乔治·凯南这位外交政策专家，他曾透露自己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同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使命感深深结合在一起的[51] 。 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观在历史上曾帮助塑造美国的身份与认同，鼓励美国对外扩张，促进美国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转变。两次世界大战孕育和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和体系塑造，造就了美国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结合，产生了所谓“美国的世界主义”：凡是世界的事务都与美国有关；凡是美国的好东西，都是世界可适用的（the united states is uniqu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s here! if it‘s good for america, it’s good for the world！）。所谓“霸权稳定论”、“单极稳定论”、“大国的兴衰”、“大国政治的悲剧”，表面上讲的是霸权、单极、大国，其实更多的是美国--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体隐化”现象，因此很少有“美国学派”的提法而只有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对主流理论的批判或补充。当然，为什么美英之外的国家对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不大或其贡献没有被充分认知和承认？为什么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难以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构成实质性严重挑战？为什么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吸收欧洲思想和各学科之所长并创新不断？人们通常认为是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生命力使然，但实乃美国的理论霸权（话语霸权）所致。 安全与发展本是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求的两大基本目标，但最强大的国家常常将其国际行为说成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经过这番包装后，国际关系理论就被异化了。因而，国际关系理论难逃其国家性，而且是以最强大国家的国家性来表达，是被包装的美国外交意志或意识形态。 四 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性的启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国际关系理论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大家庭，流派纷呈。以上论述当然是就其整体，将国家性独立出来，但不应过分强调或泛化之，其它社会科学的国家性就不见得如此突出。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也不能全部归结为美国的，许多倾向（如问题导向研究）与美国没有必然联系。国际关系理论有其自身的演绎律，有普适性意义。如果不是美国恰巧执全球化之牛耳，因而在全球化时代方能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方面有反映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层面，另一方面就会显示另一国家的国家性。因而论文标题也可改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为论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文章主要考察了主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或曰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性的总体表现，而无意高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优势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一个理论越是复杂细致，就越来越反省并超越它自己的视角；但是，最初的视角总是包含于理论之中，并对它的阐述起到重要影响”[52] 。如上所述，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视角，即美国性，就是经常以西方性、世界性超越它们的视角，而最初的美国性却始终包含其中。只是我们注意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常常以所谓的西方性表现出来，即所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正如法国前国防部长让·皮埃尔·舍韦纳芒指出的，“‘西方’一词往往掩饰的是接受对美国的某种隶属关系”[53] 。学者们坦陈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西方性的同时，也流露出与非西方世界隔阂的担忧--“如果适用的理论几乎仅仅来自西方，从西方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能够充分理解非西方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政治体系吗？”[54] 对此，霍夫曼建议道，“由于国际关系学科建立并发展于美国，因此它处于批评的中心。美国需要三倍于现在的距离。具体来说，它应该远离当代，转向过去；远离超级强国的观点（更保守的观点），转向弱国和革命国家的观点，也就是远离不可能实现的、对稳定的追求；从向政治科学的滑动，回到通向传统政治哲学引起的问题所代表的顶峰的险峻斜坡上”[55] 。 黑格尔所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广受人诟病，但“存在的总有其合理性”大概不会有异议。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性的目的，并非在一般意义上揭示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而是探讨这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其演变根源与机理，从而反思一个更重要、紧迫和我们关心的话题--国际关系理论何时、如何实现中国性？也就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或中国学派的未来这一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不可能超越国家，恰如自己不能将自己举起来。不存在脱离国家视角的纯客观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以其科学性总是相对的，而国家性是普遍的、绝对的。因此，不能机械照办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盲目的“拿来主义”是有害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必须另立门户，提出全新的体系/学说。在既有美国话语霸权范式下创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并非不可能，但有一定难度--既要立足于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与思维原点，又要超越问题与思维的局限性，反映时代矛盾而具有一般意义。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美国性的目的，正在于清醒认识到其国家性因素，借鉴其一般性，以早日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