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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谷关位于崤山谷地，所以，秦汉时还普遍用崤山来作为区分这东、西两大地域的界标，分别称关东、关西为山东、山西。如西汉初贾谊在《过秦论》中反复讲到“山东”，称“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16]，都显然与前述“关东”所表述的大区域意义相同，包括战国时关东列国的所有疆界范围。又东汉时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语中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而据《后汉书·虞诩传》记载，邓骘云东汉时有谚语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更可以直接说明，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是完全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地域概念。 不过，“关东”或“山东”有时还被用来表述更为狭小一些的地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全国划作四个大的区域，分别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如上文所述，这里“山西”与“关西”同义，“山东”与“关东”同义。这种划分，应当是基于社会的一般习惯。按照这种区域观念，龙门－碣石一线以北和大江以南的“大山东”或“大关东”地区，显然不包括在这里的“小山东”或“小关东”区域之内。 前引《汉书·武帝纪》讲徙“关东贫民”，《史记·平准书》却记述这些被迁徙的饥民，是来自遭受水灾的“山东”，两相参证，已经可以充分说明，《汉书·武帝纪》所谓“关东”，同样完全可以与“山东”相互替换，二者表述的是同一地域概念。 引起武帝元狩四年这次移民的“山东”水灾，灾情极为严重，致使当地持续歉收数年，以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为此，汉武帝在几年后的元鼎三年，又不得不“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17]。这说明这次遭受水灾并引起徙民的“山东”，是来自淮河以北，并不包括江南地区。 《汉书》和《史记》的相关记载，没有明确交待引发这场水灾的原因，实际上应与黄河的决口泛滥，具有直接关系。汉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18]。由于受灾区域广泛，灾情严重，武帝当即“发卒十万救决河”，但是却未能奏效。这次黄河决口的具体地点为濮阳境内的瓠子，《汉书·沟洫志》记云： 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在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 直到元封二年四月，汉武帝亲临瓠子，督率群臣身预其役，这才结束这场持续二十三年的灾害[19]。 由于河水长期泛滥，“自河决瓠子后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20]。所谓“梁、楚之地”是指汉初的梁、楚王国。《汉书·沟洫志》说河决于瓠子后，“东南注巨野”，这巨野泽周围正是梁国的属地；《汉书·沟洫志》又说泛滥的河水“通于淮、泗”，而淮河以北的泗水两岸地区，正是楚国的属地。可见巨野泽周围和泗水两岸地带，是遭受黄河水灾最为严重的地区。在瓠子决口的这二十三年间，随着降雨量的增减，灾情时缓时重，故“岁因以数不登”，元狩三、四年应当就是其中灾情较重的一个时期，而元鼎三年汉武帝诏准灾民就食江淮时，《史记·平准书》更明确讲到，饥民流移的原因是“山东被河灾”。 明确元狩四年汉武帝所迁徙的关东贫民，是遭受瓠子河决水患的灾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藉此弄清了前人未能深入探究的这次大规模移民的具体迁出地域，为巨野泽周围及其以南以泗水为中心的淮河北岸地区。这一点，不仅可以非常具体地确认，武帝所徙“关东贫民”，与江南略无关涉，而且还复原了西汉人口地理格局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其次，可以看到，这批来自淮北梁、楚故地的移民，向南渡过淮河、长江，很容易进入会稽地区，远比迁往西北边地，要近便许多。所以只要从其他方面考虑有这种需要，距离与交通条件，并不成问题。前述元鼎三年时武帝诏准梁、楚灾民得以流移于江、淮之间，就是因为基于地缘关系，灾民自然要向这一方向移动。 以上论述表明，《汉书·武帝纪》记载从关东向会稽迁徙灾民，用的应当是上述“小关东”的概念，其具体迁出地点，是河、淮之间的梁、楚旧地。会稽所在的江南，既是与此“关东”并列的地理区域，《汉书·武帝纪》谓自关东徙民于此，便没有任何逻辑抵牾了。 二、从接纳条件，看汉武帝徙民会稽的可能性 如《汉书·食货志》和《史记·平准书》所记，汉武帝元狩四年这次移民关西诸郡与江南会稽，是由于关东地区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水灾，在相继启用了“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和“募豪富人相贷假”两项措施后，仍然无法解救的情况下，而不得已采取的救济办法。除了对《汉书·武帝纪》文本的勘验之外，葛剑雄先生认为，汉武帝元狩四年时不可能向会稽迁移灾民，还有一项重要理由，这就是会稽不具备接纳大量移民的条件。他论述说： 会稽的农业生产在西汉中期还相当落后，除非粮食供应另有来源，否则绝不能安置大批移民。而在关东受灾，“虚郡国仓廥”，“犹不足”，说明关东郡国已无粮可调了，哪里还会有粮食供应会稽？ 这样从解决灾民实际需求的可能性来考虑移民徙入的地点，当然很有学术眼光，只是对于朝廷解决灾民食物需求的途径，似乎还需要进行探讨，即当时朝廷是不是要通过徙入地出产的富馀粮食，来为灾民提供食物。 会稽的农业生产，在西汉中期确实还相当落后。但是这次移民徙入的主要地点，即陇西郡与北地、上郡、西河三郡的新秦中地区，与移民的迁出地关东地区相比，其农业生产水平也同样相当落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这是典型的牧业区域特征，与“山东”亦即“关东”地区“多鱼、盐、漆、丝、声色”的农业社会特征，迥然有别。司马迁更明确写到：陇西、北地、上郡诸郡，“畜牧为天下饶”，“地亦穷险”，显然绝对以畜牧经济为主，在迁入中原居民之前，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农业，当然也绝不可能有馀粮向外供应，或是养活外来的人口。所以，早在汉文帝时，就有西北“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的明确记载[21]。司马公是与汉武帝同时代的人，所说陇西、北地等地农业基础既然如此，说明当时朝廷决定移民到这里，并没有打算利用当地出产的粮食，来解决灾民的食物供给问题。 事实上，前引《史记·平准书》已明确记载，这次的移民徙入后，当时是“衣食皆仰给县官”。几年之后，则由官府“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史记·平准书》还记载由于负担过重，以致“县官大空”[22]。显然，从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力来看，陇西、北地、上郡等地，同样不适于接纳关东的灾民。那么，陇西、北地、上郡等地用以赈济灾民的粮食，又是来自哪里呢？《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时晁错针对边地缺乏粮食的情况，上书云：“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汉书·食货志》又载，武帝时“兴十馀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可见解决灾民食物供给的途径，是利用边地郡县储存的边防用粮，而这些粮食储备，应大部分来自包括关东地区在内的内地。 在汉武帝时期，会稽是汉朝在南方的另一重要边防前线，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朝廷在会稽，是否也有与西北边地一样的战略粮食储备，可以供给灾民，史阙有间，不得而知。不过会稽地处亚热带地区，又濒临海洋，降雨丰沛，湿热而宜于多种生物繁衍，比西北内陆更容易解决生存所需要的基本食物。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描述说：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对于生命濒危的受灾饥民来说，能找到一块“无饥馑之患”的去处，恐怕无异于天堂乐土了。所以，尽管其农业生产水平低下，远不能和关东地区相比，但是向这里迁徙灾民，还是完全可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十分迫切的求生需求。况且从发展眼光看，这里的自然条件，本来有很大的农业生产潜力有待开发。关东移民带着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定居后很快就可以发挥作用。他们不但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衣食，还可以带动当地的农业经济开发。后来中原向江南地区的移民，无一例外，都是如此。 前文已经谈到，事实上，由于这次水灾的持续影响，关东地区在灾后持续数年，仍然严重歉收，以致在方圆一两千里范围之内，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为此，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向陇西、北地、会稽等五郡大规模移民后，又下诏说：“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并且说假如饥民“欲留”在当地居住，则准许他们“留处”[23]。此举清楚说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火耕水耨”的江南地区，本是解决饥民求生需求的理想场所，完全有能力接纳大批遭灾的难民。 总之，从地理条件方面讲，实际上会稽比陇西、北地、上郡各地，更为适宜接纳受灾难民。《史记·平准书》称迁入陇西、北地等地的移民，几年过后，官府“假予产业”，巨大的消耗，使得“县官大空”，还是“无以尽赡”。这充分说明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移民的生活问题。西北边地气候干旱，不尽适宜于农业开发，即使有官府大力扶助，仍然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既然陇西、北地、上郡、西河各地，环境条件如此艰难，还能够接受大批关东饥民，那么，环境条件相对优越的会稽，应当更有条件接纳难民移入。 三、从边防形势，看汉武帝徙民会稽的必要性 汉武帝这次迁徙关东难民的直接原因，是解决他们的粮食需求，而之所以要徙民于边地，则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这就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的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后，匈奴在陇西、北地等西北边地的骚扰，明显减轻，于是朝廷想通过移民实边，来充实边境地区，以减少边地的戍卒，从而缓解国家的经济负担。 早在汉文帝时，晁错就上书建言，对付匈奴的入侵骚扰，最好是“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即与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如果边地居民不足，则“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这样，便可以“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24]。武帝则继续执行这一方略。按照前引《汉书·武帝纪》的记载，这次西北边地接受移民的地区，没有处于抵御匈奴最前线的朔方郡，这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元朔二年夏，已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25]。晁错最初向文帝提出徙民实边建议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优惠条件，甚至包括给孤男寡女买送配偶，他仍然担心“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26]。可知在正常情况下，募民徙边，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关东大水，饥民生存难以维系，求生的需求，远远超过对背井离乡的畏惧和顾虑，为朝廷创造了向边地徙民的绝佳机缘。于是，朝廷便一举两得，徙民实边。 西北的匈奴，是汉朝的心腹大患，利用水灾的机会，徙民实边于西北，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而徙民于会稽，却很容易使人感到困惑。史念海先生认为此次徙民的迁入地点，不应包括会稽，就是因为“这次迁徙固然是解救关东贫民的困境，实际上却是巩固西北的边防”，可是会稽则位于东南，所以他认为“这事与会稽无涉”。然而，汉朝的边患，实际上不止北方的匈奴一处，在武帝时期，南方的越人，也在不断与汉朝发生冲突。 汉武帝时，越人分为如下几大部分，即居住在今浙江省南部的瓯越，又称东瓯；居住在今福建省的闽越；以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南越。相对于南越，瓯越与闽越又合称东越。越人性情强悍，不易臣服于汉朝，所以双方冲突不断。在越人几大部分中，所谓瓯越居地最北，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对汉朝的威胁也就最大。从汉朝方面来说，会稽是毗邻瓯越的战争前沿地带，可以说与北地、上郡、西河诸郡同匈奴的位置关系，基本相当。 西汉前期同越人的冲突，实际上与同匈奴的冲突一样，都是从秦朝那里沿袭下来的老麻烦。南越北胡，是秦朝两大边患。秦末两大支边防戍卫军队，便一在北边以备胡，一在南岭以防越，故汉人谓“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 [27]。汉初国力有限，南越北胡，都只能隐忍怀柔，至武帝始大力抗击，虽拓边及于四境，威胁最大的胡、越，却是其中重点。所以，汉朝人称述武帝对边地用兵，往往也是胡、越并称[28]。 秦并天下后，以东越地设闽中郡，而越人并不甘心接受这种统治，伺机反抗。陈胜揭竿而起，诸侯叛秦，东越首领便趁机起兵。楚、汉相争，东越佐汉击楚，故刘邦得天下后，封其首领无储为闽越王，摇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分别统辖闽越和瓯越地区。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进攻东瓯。东瓯向汉朝告急。汉武帝派遣庄助发兵会稽，击退闽越。东瓯请求举国内徙，武帝将其安置于江、淮之间地带。东瓯内徙之后，闽越势力应逐渐向北面的瓯越旧地渗透扩张。至建元六年，闽越又攻击南越。汉朝几路同时发兵，其中韩安国率领的一路，也是从会稽出兵。闽越王郢的弟弟馀善，见汉军来势难以抵挡，率人杀掉郢降汉。于是汉朝立王孙丑为越繇王，馀善为东越王，并王闽越故地[29]，而大体上是由馀善行使实际的统辖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