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战争，创巨痛深。战败刺激各阶层掀起了救国热潮。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开始了他所领导的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事业；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了他倡导的政治改革运动。而袁世凯，则按照他练兵强国的构想，开始编练新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中的活动，较多地被人们误解，或者忽略了。 一甲午战争以来，时人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肇启了战争。此说最早见于张佩纶致李鸿藻书：“祸端萌自袁世凯”，东学党起事后“电禀日数十至，请兵往剿，彼岂不知亲家翁之约者，无乃太疏”。故张说，袁是“罪魁祸首”[1]。据笔记小说记载，恭亲王奕劻也说：“吾闻此次兵衅，皆由袁世凯鼓荡而成”[2]。而据刘声木的记述，袁世凯所“鼓荡”的内容，与张佩纶所说大同[3]。这种说法，一直影响到当代学术界对袁世凯的研究，说袁世凯不识日本阴谋，请兵往剿朝鲜东学党起义，“谎报妄断”，造成了日本出兵的借口。日本出兵后，又推行李鸿章妥协路线，与日本政府代表谈判，幻想用让步方法使侵略者放弃战争行动[4]。 首先，要肯定的是，甲午战争，在中国方面，是一场根本没有准备打的战争；在日本方面，则是蓄谋借朝鲜事件出兵，进攻中国，而并非为某个中国人所“鼓荡”而起。这是中外史籍的共识。只是当时的中国人以自己的认识水平，尚无法搞清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指责当事者当然是一种最直接最省事的方法。可是这样做，并不能使中国人从失败中汲取正确的教训。 其次，甲午战争的导火线是中国出兵朝鲜，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事。在朝鲜十多年的袁世凯没有搞清楚日本的真实意向，而是向国内决策者报告，日本方面不会乘机出兵，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若据以判定战争由袁世凯而起，却还有一些疑问：进行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极重大事件，清政府难道仅只依赖唯一情报来源？袁世凯报告错误情报是由于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决定其不可能等到正确情报？清政府应该怎样分析利用袁世凯送来的情报？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事情的发展过程：1894年5月8日， 袁世凯报告李鸿章：全罗道东学党乱，请求调驻防仁川“平远”兵船载韩兵，并派武弁随往照料[5]。此时袁世凯尚未请求中国出兵。23日， 赫德告诉总署：日本因为“平远”轮有华兵40名，亦欲派兵前往朝鲜[6]。这是中国方面第一次听说日方出兵的消息。虽然此时日本还没有正式决定出兵，但此消息确实正确反映了日本方面的动态。总署通过李鸿章要求袁世凯调查赫德情报的可靠性。26日，袁复电李：“未闻日有派兵说”[7],同日又进一步解释：“平远”送朝鲜兵去后，日本驻韩使馆译员曾奉命询问韩外署：“华兵下岸否”？并要求，“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袁的判断是：“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8]。6月1日，袁电告李，日译员郑永邦以其使令来询匪情，并建议“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并保证日“政府必无他意”[9]。 6月2日，日本政府秘密决议出兵朝鲜。3日，日本署理驻韩公使杉村晤见袁世凯，明白表示：日“意亦盼华速代戡”。袁便据以电告李鸿章：“察其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4日， 日外相命驻朝鲜公使大鸟迅速回任，担负起制造战争衅端的任务。袁对国内的报告却说，大鸟返任，可以有助于平息汉城各国公使圈中关于战争的“谣议”[10]。 与此同时，3日，李鸿章会晤了驻津日本领事，所得的信息，与袁的报告“语意略同”[11]。6日晨，驻日本公使汪凤藻电告李鸿章：日令驻大鸟带巡捕二十名返韩，并添调一舰护商[12]。 袁世凯、汪凤藻和李鸿章三方面的情报完全吻合。于是，当朝鲜政府请兵的公文到达后，清政府立即决定出兵。6日，赴朝鲜军队登轮船启程。 从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根本没有近代战略情报意识。不知道从哪里获取战略情报。在这方面，清政府犯了迂腐透顶的错误。第一，中日两国兴兵打仗，清政府从总署、李鸿章，到汪凤藻、袁世凯，却以日本外交官、外交部正面表态，作为判断对方行动的依据，日本方面当然会做刻意的伪造，岂非等于完全相信了敌人，焉有不错之理。第二，尤其不该的是，把朝鲜做为获取日本情报的重要渠道，日本的军事意图，怎么会在朝鲜透露出来？袁世凯根本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袁也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多方打听消息，有闻必报。但是南辕北辙，他越努力，距离正确的目标越远。获取日本战略情报的重责，是一介驻朝鲜总领事袁世凯力不胜任的。袁世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清政府也没有搞清楚这一点。在张佩纶指责袁世凯的同时，御史钟德祥曾经也因汪凤藻未能提供日军的准确情报而称其为“始祸”[13]。其实，无论谏台钟德祥，或是清流张佩纶们，都并不清楚清政府应该怎样得到正确的情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以为明白而已。 中日双方都向朝鲜派兵之后，袁世凯奉命与日本驻朝鲜公使进行了撤军的谈判。6月12 日袁世凯与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约定：日本方面“除八百外尽阻之”，中国方面亦电止加兵 [14]。6月15日，袁世凯又与大鸟就分批撤军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已拟文草[15]，只待双方互换公文了。可是，日本又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关于共同撤军的谈判结果被一笔勾消[16]。袁世凯只得按其意旨，与其进行改革朝鲜内政的谈判。在国内，清政府亦开始请俄、英各国出面干涉。7月7日和9日，总署王大臣直接与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进行了两次谈判。 在中日谈判期间，6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向朝鲜增派军队，并付诸实施。而中国方面，李鸿章本下令于12日早间，赴朝鲜的后续部队开拔，但以为撤军谈判将达成协议，又停住不增[17]；也有撤兵的议论，又未付诸实行。不进也不退，丧失了时机。撤军谈判的结果与出兵的交涉一样，中国方面完全陷进了日本设计的圈套。 对撤军谈判，袁世凯的估计是比较清醒的。在谈判开始之前，袁曾经反复提醒李鸿章：根据他的判断，日本近年“迭有应照约驻兵挟制之议，今果乘机行，似非口舌所能阻；既来，又恐非暂时所能去”[18]。“日来甚锐，似非有得不肯遽去”[19]。这可谓甲午中日交涉以来最有价值、最洞察日本行动与图谋的分析。但很遗憾，它却未引起清政府最高决策层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