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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8日致电盛宣怀再次解释自己要求回国的理由，谓：“倘内意决计用兵，凯可迟去；否则宜调凯速往备询”，并请盛向李鸿章转达此意。当天，盛奉李命复电，询问袁主张“如何筹结束”。袁复盛电云：“前以内廷无主见，故急甚。倘有办法，自不必遽回”。“倭兵始来，锐求一试，……不予以隙，彼无可逞，各国群起责诮，气已暂馁，必急求结束，倘纸片稍得便宜，似可了”[50]。 关于袁世凯错估日本出兵朝鲜的目的与胃口，上文已有论述。在此前提下，袁在朝鲜又开始新的一轮努力。一是想办法在与日本的谈判中付出较少的代价。提议与日本谈判凡涉及难以允许者，“宜告以韩内治本自主，华向不强干预，日可平和与韩商办，可免诸多争持”。并设法“杜倭请”[51]开矿借款。二是继续与朝鲜官员接触，商议如何对付日本的逼迫[52]。三是继续与各国驻韩使员会议，与俄驻韩使韦贝接触，希望能将汉城、仁川等通商口岸定为中立地，以免战火蹂躏，并希望能在最后一刻消弭战争。四是继续向国内报告日军在朝鲜的动向。 即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袁亦未弃职逃走。7月14日，李鸿章电告袁世凯等：“倭使复，决绝不和。嗣后难免不测之变”。袁仍继续忠于职守，尊国内指示，于15日抱病会见俄使韦贝，为和平解决危机做最后努力。直到18日奉旨“袁世凯著即准其调回”。然后，袁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将经手各事交唐守绍仪代办”[53]。次日，赴仁川乘船内渡回国。一切均按国内调遣行动，并非所谓“潜踪逃回”。 袁世凯确曾多次要求内调回国，其中固然不可排除有担心个人安危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恐辱及国家尊严。况且，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明白：“倭兵虽多，万国无害使臣理”[54]，因此，似不宜因他有要求内调之言，就判他一个贪生怕死、潜踪逃回的恶谥。 此外，袁世凯的确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这是实情。当时在汉城的唐绍仪以及电报局总办李毓森均电报向李鸿章、盛宣怀报告袁的病情[55]。袁回国后，李鸿章奏请旨派袁仍赴朝鲜电报中亦说：“袁世凯病体小愈”[56]。可见袁称病确非托词。袁以重病请调回国，似亦无可厚非。 说袁世凯向日本人泄漏了中国出兵朝鲜机密则是当代的研究者的论断。李宗一引据李鸿章6月1日致总署电报中转报的袁世凯报告同日译员郑永邦交涉的一封电报[57]，认为袁世凯在和郑永邦的谈话中“竟向他透露了清政府准备派兵的内情”[58]。侯宜杰则引据李鸿章在6月4日致总署电报中转报的袁世凯报告同日使杉村晤谈内容的另一封电报[59]，认为：袁世凯“把即将出兵的计划告知对方，泄露了军机，致使日本在军事部署上抢先一步”[60]。 李宗一论定袁世凯与郑永邦谈话是在6月1日，而在同一天，李鸿章一面选派赴朝的将领，“一面电知汪使，知照日外部，以符前约”[61]，即正式知照出兵朝鲜。袁世凯在汉城与杉村谈话在同一天，李鸿章亦在天津会晤日本领事：当面“告以韩请兵，势须准行”[62]。看来，即便是有“把即将出兵的计划告知对方，泄露了军机”的事，也应该首先将帐算到李鸿章头上。 事实上，清政府根本就没有打算将出兵的事瞒着日本，而是按照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条款正式照会日本政府的。袁世凯与郑永邦和杉村的谈话，属于受国内指令的正常交涉。 是不是由于向日本人泄露了军机，才“致使日本在军事部署上抢先一步”呢？事实亦非如此。聂士成率军910人是6月6日出发，8日在牙山登陆，叶志超所率各营1000余人是8日出发，10日登陆。叶起超到达朝鲜之日，尽管仁川港的日本军舰已经超过中国海军，但此时在朝鲜登陆的日军只405人[63]。显然在军事部署上还不能算“先一步”。至15日，到达朝鲜的日军才超过中国军队。这自然不能算是3日袁世凯的谈话所造成的后果了。 三袁世凯于1894年7月22夜到达天津。半月之后，8月6日，又奉旨派往东北前线。至次年5月中旬请假回籍省亲。袁世凯这10个月的经历，往往被研究者们所忽略，极少有人提及。实则袁世凯在东北前线的这一段经历，对其此后的政治生涯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袁世凯被调回国，本有进京备询的安排。因此，袁到天津后，立即抱病撰写对时局的看法。三天后，条议成稿，托从弟袁世承持向张佩纶征询意见[64]。与此同时，李鸿章决定派袁作为周馥的助手，返回东北前线。当时，平壤战役还未打响，中国政府尚存恢复朝鲜之想，且认为袁熟悉朝鲜情形，在朝鲜有一定人望，一些朝鲜官员如外务督办赵秉稷、外务参议闵尚镐、内务督办闵泳骏等亦通过各种方式都在打听、催问其回韩日期[65]，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因此，李鸿章还给了袁另一个任务：即仍回朝鲜担任原职，并兼办朝鲜的抚辑事宜[66]。袁世凯在接受任命的同时，并不愿放弃进京向最高当局陈述己见之想，他托从弟袁世勋在京向翁同龢、李鸿藻游说。请李经邦帮助向李鸿章求情[67]。惜终未获成功。 9月9日，袁世凯启程赴辽东前线，一度曾到达中朝边境凤凰城。其具体职责，据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报，是“力疾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平壤东北民风强悍，当有义勇愿效前驱。该道熟悉情形，藉以收拾人心有裨大局”[68]。这里“协筹”的“协”，即是协助周馥。1895年2月，周馥奉李鸿章令回天津，此后袁接管全部前敌转运[69]。随着战局的变化，袁的朝鲜“抚辑事宜”自然取消，周袁在东北前线的主要工作，集中为前敌转运粮械和截查惧中溃勇两件十分棘手之事。袁世凯致其从弟袁世承的家书形容其艰难之况说：“车马风尘经三月，直无从说起，全是跑局。”“在此时与溃兵淘气，无谓之至，不如披发入山也”[70]。但周袁联手，使前敌后勤供应基本上做到了确有保障。诚如周馥所说：当时军队“节节败退”，转运“煞费经营”，“艰困百折，掣肘万分。然自始至终，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故战事虽败，而将官无可推诿卸过于余也”[71]。袁世凯同样也可以无愧地说此话。 大批脱离了部队建制的溃勇，为害甚巨，滋扰百姓，甚至抢掠官军军需运输队。袁世凯运到前方准备用于武装朝鲜义勇的二千杆枪，亦遭哄抢[72]。袁世凯统率精锐武装，严密缉查，恩威并用。首先查收他们的军器，并“择其尤甚者杀数人”，以儆效尤，其余大多数，则酌给川资或押返回部队。袁自己亦募勇武装押运粮食饷械[73]。李鸿章对袁世凯收集溃勇的工作甚为满意[74]。 按照光绪皇帝的上谕，周馥的前敌营务处有“联络诸将，稽查军情，将进剿事宜，随时电商该督（指李鸿章），不得延误”[75]的职责。尽管后来情况有变，周馥自称，“其营务处名目，虚悬而已”[76]。作为周馥的副手，袁世凯转运粮械、收集溃卒同时，仍然尽力奉旨行事。他曾致电刘盛休，转达李鸿章的指示：“属诸公固守边隅”，否则“大局不堪设想”[77]。曾致盛宣怀，分析日军进入东北的进军目标，以及中国军队的战守之策[78]。曾向周馥建议训练炮兵之事[79]，曾提醒聂士成：“只可守御，毋进蹑中伏”[80]。又随时向各路清军统帅领报告军纪废弛的部队：袁首告吴大澂：“寿左营约束不严”[81]；电告刘坤一：“湖北提督吴凤柱所招新勇四营，多系土匪，恃符滋事”，“兵贼难分，民不堪命”[82]；电告胡：“湘部吴元恺纵兵骚扰，怯懦无能；刘树元因循退缩，毫无纪律”[83]；电告总理前敌营务处周馥：“闻蒋尚钧颇扰，请商祝帅调往约束”[84]等等。袁所通报的内容，均经过实地考察，查有实据，所以，肇事各部队均受到切实处理。袁世凯在败军纷乱之中，不失大体地保证粮械供给，收集整顿溃卒，联络各路，稽查，确属一员颇有作为的干吏。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袁世凯根据在东北前线的直接观察，对战事和战局所做的颇有见地的判断和分析。11月初，金州失守之次日，袁致电盛宣怀说：“事势如此，惟停战议和，徐图报复较合算” [85]。有论者据此认为，“对于这场战争，袁世凯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恐日病和失败主义情绪”[86]。这实在是先曲解袁之本意之后的指责。袁世凯此电并无“恐日”的意思。而姑不论袁世凯对日本认识程度的深浅，对政策的正误，但从他1882年随吴长庆入朝鲜，开始同日本人打交道起，直至甲午战争之时（乃至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袁确实未有“恐日”情绪的表现，这是客观事实[87]。承认失败，并不就是“失败主义”。当时的战局，中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袁世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对战争的胜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说出了别人不肯说出口的事实真相而已。而且他不甘于失败，而主张议和备战，即所谓“徐图报复”。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主张。11月16日，袁世凯致从弟袁世承函云：“堂堂大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88]。这则是当时朝野（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们）的共同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