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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根据自己的观察，寻找清军失败的原因，他指出：清军也使用洋枪洋炮，但装备上不配套，以天津运往前线的快炮为例“快炮无鞍套马匹及用治，前敌无从备。放炮则门破，一败即弃，且子弹佩每二百，不足十分钟用”。在军事技术上，士兵严重缺乏训练，“各军不知枪炮”，用枪“只知托平乱打，不起码牌，故弹及近，难命中”，根本不能“御敌”[89]。军队的战术素养极差，他说：“洋人用兵，概分四排，以二队按步散进接应，轮流不断”。又在队后驻兵设防，“遏退兵，整残卒，虽败不溃”。而清军“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马奔直前，宛如孤注。……因难制胜。队后不驻兵收束，故多溃。请禀帅饬各军均照西人用法，认真韬略，庶免溃乱。挑奋勇只可出奇傍击，未可敌对。现比炮甚利，必须分排散打，否则战无不溃”[90]。 袁世凯对战局进展以及军事部署等战略方面，也有颇具见地的分析和建言。12月中旬，宋庆等海城战败后，袁致电盛宣怀，认为“沈必难保，下月上旬当吃紧。寇北可绝沈援，西则断营路”。他指出：东北前线“各军敢战者，共计不过六、七千人，分守各路，实嫌太单”。他建议，“纠集敢战合一枝，拼死一战，可冀一捷”。“倘能集真精锐三万为一枝，始有把握。似此零星来援，又是甘弱，不如速结”[91]。袁致周馥、宋庆、李鸿章等电亦说：“寇分路来攻，如我零星分防，必不支，须纠大枝迎力战，冀可遏”。“如能调集海、盖，合力一战，可得实用”[92]。袁的建议获得了李鸿章、宋庆的首肯，并拟做相应的部署[93]。 袁世凯“徐图报复”的主体设想，就是采用西法练兵。海城兵败之后，盛宣怀以练兵之事，问计于袁[94]。袁连复三长电，陈述己见。袁提出：练兵的目标是“为将来报复用”，“军务方长，亟须储材”。练兵的方针是：“设兵官学堂”，“教兵官认真讲究西法，另改军制”。方法是“练兵能用西法，竞西式军器用”，“内外协同，赏罚明，号令严，不惜费”。这是日军致胜的法宝，也是我军致败的根由。袁世凯说，这种军事制度的根本改变，是“为将来计。此军务决非老军务所能得手”。袁世凯慨然对盛宣怀自荐：“倘以为然，弟愿任监督，必有以报”[95]。遗憾的是未获李鸿章的允准[96]。 袁世凯练兵的设想是，招募新兵从头开始，以西法训练。所以，他未接受盛宣怀要李“立旗”收集溃卒的主意[97]，因为“兵不练数日，实无把握。我决不肯随人败溃，为日奴笑”[98]。所以12月初，袁世承来信告知袁世凯在前线得到了清政府的佳许，袁并不甚兴奋，而是报怨说：“内赞人而不用我募兵，徒赞何益也”[99]。这是袁世凯锐身自任练兵的最初表示。从袁世凯提出的练兵方案。人们从中不难看出小站练兵的影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论者们说袁世凯争取小站练兵是“投机”，还有其推理的逻辑的话，在战争正在进行中争取练兵，其动机中，准备为国打仗的成份，应该占很大比重了。 袁世凯所言所议，在后世看来，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尤其未能提到政治制度的改革。但在当时，在军事上能识见及此者，已属凤毛麟角了。 中国方面直接参与甲午战争一役的指挥者，从后方的决策者，到前方将帅，文武官员何止数十百位。但像袁世凯这样，以帮办筹运粮械的一介道员，能够默然观察局势，对战局的胜负做出客观的判断和分析，坦然承认失败事实，而又不甘心失败，并迅即寻找原因与教训，力谋图强报复者则却又不多见。袁世凯以其超迈时人的见识博得了“知兵”的令名，从而得到了朝野的赏识。湘军元老刘坤一钦差出关主持军务之际，即首先调袁咨询前敌军情[100]。 随着战败订约，举国上下尤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先进知识界人士，纷言变法图强，练兵再战，上书陈情者，自请募兵者，不可胜计，但是他们大都缺乏基本的军事知识，只能纸上谈兵。这样，袁世凯就在练兵图强，振兴国家的潮流中占了先机，顺理成章地成为主持小站练兵的首选。 原发表：（台北）政治大学、（香港）珠海书院、（广州）中山大学：《两岸三地研究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香港2001年版。 [1] 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五），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页。亲家翁之约者：指袁世凯的亲家吴大澂及其参与1885年中日订立《天津条约》之事。 [2] 徐一士：《一士谭荟》，《近代稗海》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 [3] 刘体仁：《异辞录》卷三，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3页。 [4] 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38页；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6～41页。本文的讨论范围，只限于若干种袁世凯传等史学论著和原始资料，至于坊间大量的出版的小说、演义，则未予论列。 [5] 《寄译署》，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4页。 [6] 《译署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678页。 [7]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79页。 [8]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80页。 [9]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81页。 [10] 《寄译署》电二，《李鸿章全集》（二），第688、689页。 [11]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85页。 [12] 《寄译署并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第687页。 [13] 《钟德祥奏盛宣怀袁世凯罔识大体以和议逢迎李鸿章请立予重谴片》，《中日战争》（三），第40页。 [14] 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9、20、27页。 [15] 《袁道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705页。 [16] 参见《甲午战争史》第31页。 [17] 《张士珩致盛宣怀函》（一）、（三），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9～10页。 [18]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91页。 [19]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94页。 [20] 《袁道来电》、《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706～709页。 [21] 《叶军门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708页。 [22] 《汪使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705页。 [23]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729页。 [24] 《速递叶军门行营》，《李鸿章全集》（二），第709页。 [25] 《甲午中日战争》（下），第506页。 [26] 参见拙文：《袁世凯在朝鲜》，载《韩国学报》（台北）1992年。 [27] 《日本外交文书》，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28] 袁世凯：《朝鲜大局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出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1972年12月版，第2161页。 [29] 刘声木撰：《苌楚斋四笔》，《中日战争》（五），第505页。 [30] 刘坤一奏《现与日本所议各条不可稍有迁就片》，《中日战争》（三），第49～50页。 [31] 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中日战争》（五），第230页。 [32] 《寄译署》，《寄山海关叶军门》，《李鸿章全集》（二），第第681、6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