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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袁世凯的说法是，袁在朝鲜的谈判，致使李鸿章拖延了向朝鲜派增援军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袁世凯是奉命谈判的，谈判不是他的过错。谈判出什么结果，对方是否撕毁协议，取决于双方的诚意，而不取决于袁世凯一个人。 而事实上袁世凯与大鸟6月12日的谈判结果，并未造成中国军队在军事部署上的落后，相对于第一批日军16日才全部在朝鲜登陆来说，中国还有充裕的时间撤退或增援牙山的军队。在与日方不能达成共同撤军协议之后，袁世凯于6月18、19日两日内4次急电李鸿章，建议加强战备，以遏制日军。“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20]，并建议叶志超“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21]。6月17日，汪凤藻也有加强战备的建议[22]，24日，袁世凯又电报李鸿章：“倭兵操法律令甚佳，亦未可轻”[23]。但国内决策者不予理睬。先是，李鸿章否定袁的建议：谓“倭廷欲以重兵胁议韩善后，并非与我图战，固不必预播赴汉先声” [24]。接着20日总署否定了袁、汪二人加强战备的主张，“无添兵之意”[25]。一直迟至7月21日，支援朝鲜的南北两路清军才分批登程，从而贻误了备战时机。这自然已经不是袁世凯的责任，而是国内高层决策者的问题了。 袁世凯应该受到指责的问题是，他出使朝鲜，同日本人正面交锋十余年，面对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却对其以朝鲜为跳板侵吞中国的图谋与部署茫然不觉，因而不能向国内决策层提供防范日本的战略决策性建议。他对于日本觊觎朝鲜认识颇为深切[26]。他曾说：“甲申以后，（日本）知与朝鲜寇仇已深，不可复合，……而专力兴起商务，搜集商民，盘根植固，倍屣中国，其处心积虑不徒为今日计也”[27]。但是，他对日本国力的基本估计却根本错误：“日本疆域与朝鲜等，徒以改用西法，侈言功利，外强中干，党祸迭起，自谋不暇”[28]。这说明了袁世凯昧于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了解，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和出兵朝鲜的真正意向，没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这不仅是袁世凯个人出了问题，当时中国在朝决策者和在野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其认识程度与袁世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淮军大将刘秉璋之子对朝野十分熟悉的刘体仁述及甲午时事说：“迨至甲午与日本构怨，德宗景皇帝意欲耀武国外，凭陵母后，轻视日本，颇欲灭此而后朝食。时常熟秉政，误入殿撰（指张謇）之言，亦谓日本不足平”。光绪八年随吴长庆赴朝鲜的“将佐老兵”，“谓必胜日本，可操左券。殿撰当年从武壮入鲜，其误亦同於老兵。不知彼一时，此一时，日本崛起东方，国势浸盛，几欲凌驾欧美，执亚洲牛耳，有一日千里之势，固非光绪八年见闻所能囿”[29]。一段话，讲出了从光绪皇帝，到曾经在朝鲜打过仗的老兵，从秉政的帝师翁同龢，到曾经随军到过朝鲜的新科状元张謇，全都昧于对日本的国力与野心的认识。败军之将淮军首领李鸿章、清流首领吴大澂是如此认识，清政府寄予挽回败局希望的湘军元老刘坤一，也是同样的认为：“日本国小民贫，其势断难支久。……以此等岛夷陵逼至上，我不能与争，尚复成何中夏”？[30] 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无论在朝的掌权官僚、还是在野的有识之士，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与动向及其对外的掠夺性扩张欲望根本不了解。这是中国传统的视野范围和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说明了整个清政府的政治系统了解外部世界能力的低下，反应机制（包括思维方式和政治制度）能力的低下，已经不适应世界的变化。所以说，尽管袁世凯没有向清政府提供正确的情报，但战争的发生终究不由于袁世凯个人的错误；而袁世凯的问题也不是由于他特有的素质、品行、思维方式之类的个人原因所造成的。在当时，并没有人认为这种决策情报的获取方式有什么不妥，更是反映了清政府、晚清士大夫思想整体水平。在当时，做为总结教训，仅指责袁世凯个人，并不能找到中国问题所在。在现在，做为历史研究，仅指责袁世凯个人，也并不能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而做为对袁世凯本人的研究，仅做一些指责，不做分析，也不能全面正确反映袁世凯对甲午战争爆发所应负的责任。 二论者们对袁世凯在战争即将爆发的严重关头的作为，指责尤多。有谓袁世凯不顾大局，同叶志超争个人意气，置叶于孤悬绝地；有谓袁向日本人泄漏了中国即将出兵的军机；有谓袁在战前临阵脱逃，潜踪逃回天津，等等。 最早指责袁世凯置叶志超军于孤悬绝地的也是张佩纶，他在致李鸿藻的信中说袁：“求翼长不遂，与叶争分不相见，指牙山使屯扎，致入绝境”[31]。以张为李鸿章女婿并居李幕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此说的确值得重视。但核查当年来往文电，此说与事实不符。 5月下旬，袁世凯陆续向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失利的消息，以及同朝鲜官员接谈由中国派兵代为堵剿之事。6月1日李鸿章选派了叶志超军入朝，并通报总署，只等朝鲜政府正式请兵文到，就开拔起程，“由牙登岸”[32]。但可以肯定没有考虑到防备日军因素，因为任何中国人都没有估计到日本会出兵朝鲜。选择牙山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据东学党起义地区不能太远，这是不言而喻的。二是不能给正常的通商口岸制造不便。牙山是最佳的登陆和屯兵地点。为此盛宣怀曾晤见了住在天津的朝鲜驻中国的商务委员徐相乔[33]。盛的活动说明采纳袁世凯建议选择牙山做为登陆地点，在国内清军决策层也是经过郑重考虑的。 李鸿章是同在一通电报中向叶志超通报已委任袁世凯为翼长和袁建议以牙山为登陆地点这两件事的[34]。然而，后来袁的确没有当翼长，目前笔者尚未见到材料说明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可以肯定，袁建议牙山登陆在前，不当翼长在后，自然也不存在所谓“求翼长不遂”，而指牙山让叶屯扎的报复行为。而且，袁是指牙山作为登陆地点，后来由于情况有变，日本出兵，叶志超“叠奉相电，嘱住牙山，坚忍静待”[35]，登陆地点才变成屯扎之地。其时，袁在汉城与日本公使谈判，向国内通报的消息，而叶奉命住牙山，双方不能见面是当然的事，不是所谓“争分”造成的。 后来，日军在仁川登陆，截断了牙山驻军与汉城、平壤直至中国的陆路通道，叶志超成了孤军之势。是袁世凯急电李鸿章，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将叶军调离牙山，否则“衅端一成，即无归路”[36]。但李鸿章却因寄望请求俄、英调处，电叶：“驻牙静守，切毋多事”[37]。这才造成叶军孤立无援的绝境。张佩纶谓袁“求翼长不遂”，容或有之，谓袁导叶入绝境，则属不实之词。 此外，聂士成是赴朝清军地位仅次于叶志超的将领，半年之后，1895年2月，他在从前线返回天津途中，路遇袁世凯，两人“把臂倾谈”[38]，关系亲切融洽，此亦可旁证袁无陷叶于绝地之事。 袁世凯于战争爆发之前潜逃回国之说，始见于御史钟德祥的奏片所说：“臣闻袁世凯系奏派驻扎朝鲜大员，乃於倭兵未到之先，潜踪逃回天津，实为庸劣畏葸之尤，李鸿章竟亦讳而匿之，此逃官也”[39]。当时河南巡抚刘树棠派往天津坐探中日军情的曹和济亦记述所闻亦说：“袁叠电津请益师，度事亟难待，潜自海道归”[40]。袁从此落下了临阵脱逃的骂名，为后世许多史学论著和小说家据为信史，其实同样是一椿不实的公案。 日军大举进入朝鲜，袁世凯确有多次回国之请，最早的一次是，6月29、30日，袁先后电告李鸿章，朝鲜形势紧张，国王自危，“闻（日使大）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境。果尔辱甚”，“例应撤回免辱”[41]。李却复电嘱袁谓：朝鲜只认自主，“并未认非华属邦，应留密劝坚持”，袁亦电李说：“韩既未答非属，凯仍拟在汉，以口舌争”[42]。 越数日后，韩廷有犒赏日兵米肉之举，华人深感受辱，7月4日袁世凯电李鸿章称：“凯在此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守（绍仪）看馆探事，俟韩文稿不认属，即赴仁（川）”[43]。同日傍晚，袁再电李，朝鲜政府忽改派总理外务大臣，“两日未遣人与凯商事，坐鼓中难知”。“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陵，具何面目？……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庶全国体”[44]。但总署未准袁的请求，理由是：“殊觉匆遽失体”[45]。 7月5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进一步陈述宜调回国的理由。李鸿章则也明确表示此时应该调袁回国。他致总署电谓：“查袁历年助韩拒日，与日夙嫌已深，若调回，以唐暂代，与下旗撤使有异”[46]。这一次，总署覆电李说：俄使韦贝将要赴朝鲜调处日韩之事，“韦如到韩，必有与袁面商之语，似宜稍待。倘至势不可挽，或由尊处以面询事件为名，调令赴津”[47]。此电署时间为午时。三个时辰以后，酉时，总署再电李说：“现接江、支三电，韩事愈急。……韦贝明日必到津，望与晤商后，如留袁无益，即可调回”[48]。明确表示可以调袁回国。但清廷却于次日下旨：“现在倭韩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习，著无庸调回”[49]。 |